林语堂 ‖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钱宾四先生将来台定居，这在国内是怎般的可喜事。他久为国人所敬仰，这就不必说。我以为一个国家，不可无老成人，际此文化复兴运动开始，我们尤需要一位平允笃实的经师，来作先导。倒不一定要请他讲学，虽然偶尔讲学是难免的。但总应以讲学不妨写作为原则。他正在专心著作朱子之研究，所以承先启后，嘉惠百世，正不必为几位受业弟子而扰他著作的精神。
他向称为史学家，不是专讲训诂章句，所以与通常的所谓经师不同。他就不承认国学必以从小学入手的话，这是他与章太炎论学不同之一点。这里头就有孔门识大识小的分别。所以宾四先生的学问，不能以训诂、章句、音韵之学等闲视之。惟其他是史学家，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伦理、哲学，及学术之隆替，三致意焉。儒学本含有政教二义，不可偏废。言教者常支离于饾饤章句，言政者必重微言大义，内圣外王，各有偏重。太炎有言：“百年以前，学者惟患琐碎。今则不然，五患曼衍，不患微言大义之不明也。”（《另录》）这大概也是针对康长素、廖季平一时之愤语。宾四先生亦以为以《论语》论孔子为不足。所以他说：“今日学术界，与其说较近于汉唐，不如说较近于宋明……也专重了《论语》，偏忽了《春秋》。孔子是有政治抱负的人。知我罪我皆在《春秋》。”今夏赤膊读钱先生的《孔子与春秋》一篇很长的考证文，他说：“孔子《春秋》是一部亦子亦史的经，也可以说是一部亦经亦史之子。”深佩他的卓见，这是恢复西汉时孔子的面目。又因为他是史学家，所以眼看中国三千年来历代文化因革盛衰之变，学风好尚之迹，有所感叹，而对于时下国人失自信力，盲目仿效西欧，或好作古史辨认，时有微词。他在昆明所著的《国史大纲》引言，有很多沉痛的话。我此地可引一段，代表这位史学家对现代思想之针砭。
一民族文化之传统， 皆由其民族自身递转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干天壤间也。我国人不自承认其为不肖，不自承认其为堕落，而谓我先民文化所贻，固不足以争存于斯世。是既疑我先民力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者，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有此史学眼光，然后可以谈中西文化。
且凡国学必有义理与考据二途。陈兰甫义理不忘考据，考据不忘义理，折中汉宋， 崇朱子又崇郑君，此陈兰甫之所以伟大。这可以矫正乾嘉专事考据之风。戴东原谓去训诂无义理，也不过要人读书能明古义，而高邮一家之学，自然是有贡献的；但是因此学风所至，乾嘉之儒，遂搬开宋人义理为空言无补，而美其名曰“汉学”。大炎评二程谈欲，谓“任私之异名，其实韪，其名非。”又出入道释，作庄子《齐物论释》，把忠恕二字挂在庄子头上，也是脱出考据，而言义理。所以太炎说：“言道之情，非邹鲁所能尽也。”也是因为他精研佛理而愈博大精深。宾四于《学龠》一书的《学术与心术》一篇，极言考据与义理之不可偏废，而有许多特别痛诋学人关起门来埋头考证的话。“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刻岩，门墙峭峻，自成风气。若不食人间烟火，纵谓其心可安，而对世情之期望与责难，要亦无以自解。”又谓：”……大学讲堂，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转若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一国群众在惶惑迷惘之中，惊忧震荡之际，而学术界游心膜外，不仅无所主张建白，抑若此等无足厝意，遂使学却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于学术界者？”故谓“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
这是钱先生通经致用，不忘大体的精神，是史学家立言之一方面。
钱先生也是做考据的，而他的考据方法与人不同。一句话说，可以说是以史治经，张之洞《书目答问》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其实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倒不一定可信，如康有为谓孔于托古改制，兼疑史记是也。如龚定庵谓“司徒之官之后为儒”，又忽略百家言之地位是也。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也不一定靠得住。钱先生以史治经，故自不同。这种史治经的方法，有一样好处，就是专论事实，排脱门户之见。这个意思，章实斋说得好，他是首创“六经皆史”的浙东学派。他说：“朱陆异同所以纷论，则唯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而为事功，蕺山得之而为节义，梨州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按即斯同、斯大）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名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学问，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唯陋儒则争门户也。”（《文史通义》卷五）意思是治史者“各有事事”，综核名实，不尚凭空理论，故无所用乎空谈性命门户之见。这是极深刻的议论。
因为这样，宾四先生用客观的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事实上，他最大的贡献是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派的今文家，鞭辟入里，使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之说，不攻自破。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算他是古文家。
《刘向歆父子年谱》这篇文章，差不多是专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发的，所谓刘歆伪造古文之说“不可通二十八”事。这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作于一九二九年。他的方法很简单，大抵可谓是根据汉书懦林传的史实，自西汉宣帝石渠阁奏议，至东汉章帝白虎观议五经异同一百二十年间，诸博士之意见纷歧，源源本本看出当时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决无刘歆以五月间编造诸经能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后来他著《两汉博士家法考》（一九四三）及《孔子与春秋》（一九五三），更详讨东西汉博士家法，上及秦博士，及战国百家之家，乃知清儒所谓汉学，原非汉学本来面目，’且并无今古文之分。所以说“谓前汉古文诸经，尽出刘歆伪造，此刚断断必无之事也。”《两汉今古文平议》自序）钱氏乃叹“夫治经者，则岂有不读儒林传，而终至昧失本真而不知，此即是门户之见之为害也。”这就是“以史治经”的方法，结果与章太炎固守古文主七略相同；太炎甚至说：“章炳鳞曰，促尼良史也，辅以邱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玑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殁，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检论卷三孔上》）便是太炎始终未用这种爬梳史实的功夫，作起年谱，以为比附，只是他是饱学之士，汉书当然也看烂透了，不必排比，口沫皆香。
所谓不持门户之见，钱先生交代的很清楚。以上所言三篇，辟今文家考证的文字，与一九三〇年所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合编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册（一九五八年新亚研究所印行）。我们可以说后一篇是与今文家周官晚出之论相同，所以说是无门户之见。自序言“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而另辟途径，别开户牖，此则本书之所以由异夫前人也。”
因此宾四先生又有感叹说；“晚清今文诸师……凡所不合于其所欲建立之门户者，则胥以伪书为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挽近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表襮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这句话最先获我心。我曾说清儒治经训话音韵，甚至校勘补逸都很好，独清人的订伪大半是“一篇糊涂帐”，“不够科学”，“一切是乌烟瘴气”。（《无所不谈初集》《说高本汉》第173页）此种好订伪之恶习气不可长，所以我又说；“由于清末之人好‘订伪’，成厂一种学人的风气， 自从刘逢禄要订《左传》之伪，直到魏默深，而廖季平，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都是这样。只有陈兰甫、孙星衍能作博平之论，梁启超论老子无其人……顾颉刚说大禹不是一个人，都能够标新立异，耸动视听。胡适之订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伪作，也是同一路，说来非常动听，这是清末的思想，流入民国初年。”有的人对于经学风之转变，太不清楚，听了这段，以为异闻，亦可见俗儒之多也。这已是题外了。
总之，宾四先生之学问，可见于《国学概论》（一九二八年脱稿），及较高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册（一九三年北大讲稿，一九三七年序于北平，商务大学丛书。）恰巧此两本书的书名与章太炎之《国学慨论）及梁任公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书名全同。学者取此二者细读之，便知道钱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只字的功夫，然后知道他学问之精纯，思想之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所以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但是学问浩瀚，不知何从说起，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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