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宏秀：哲学何以解码技术——技术哲学的未来路向
闫宏秀
（教授）
从先验与经验的联袂中走向技术实践
技术的哲学元素和哲学的技术元素在技术时代巧妙地汇聚在一起，这使得基于技术的哲学反思和基于哲学的技术批判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技术哲学的两条进路。先验在哲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关于技术的哲学解读中，以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经典技术哲学家就是以先验论为切入点，从宏观的视角，借助对技术的批判审视，展示了一幅与启蒙运动时代截然不同的技术画像，拓展并充实了关于技术的哲学解读。该画像中，技术衍生着异化，技术乐观主义图景也因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遭受质疑。该路径在对技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走向了对技术的否定、恐惧和悲观。如，海德格尔的“座架”模式洞悉了技术对人与世界的促逼，但其为克服现代技术危险所开出的药方以及对技术本质解释的抽象性也正是因其先验性而遭遇质疑。在《技术哲学导论》中，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普指明了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单凭演绎而不看经验事实根本无法充分地说明它们。只有在分析了与哲学有关的历史发展和由经验提供的技术的总体特点之后，才有可能确立一种基础坚实的形而上学解释”。毋庸置疑，技术哲学的先验研究也涉及关于技术的经验研究，但系统化的经验研究则肇始于技术哲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度关注。
“经验转向”主要源自对经典技术哲学先验路径的反思与超越，其以面向社会和面向具体工程技术的研究应对先验路径的宏观与抽象，通过对技术本身的分析与描述而非对技术后果的批判来走出先验路径的悲观与后思。荷兰学者彼得·保罗·维贝克将经验研究视为探究技术本质的必备条件，并认为“一旦离开先验论的领域进入具体的物性，就能全面解读技术”。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抓住了技术哲学需要基于技术的本质。该路径在关于我们周围技术或技术物，如微波炉、长椅、手机、扶手、消防栓、可穿戴设备等的分析中解码技术的本质，但仅仅囿于经验的研究会因其过于具体的琐碎性描述而将哲学之维碎片化乃至遮蔽。
因此，对先验路径的经验之维关注与对经验路径的形而上之维揭示是哲学对技术进行解码的两个向度，即立足于先验的经验研究呈现技术哲学对时代的关注，立足于经验的先验研究助推技术哲学的理论发展。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大数据等技术的哲学本质解析以及由其所引发问题的探讨等都是在寻求可行的技术哲学研究新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从其诞生以来常常被视为是在努力追随技术的发展，但技术哲学并非仅仅是对技术的哲学脚注，而是在对技术本质的厘清中，走向技术实践。这种走向需要先验与经验的联袂，这种联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对技术本质的形而上学探究中，需保持先验与经验的联袂；二是走向技术实践虽然是偏重经验的，但先验与经验的联袂才能确保这种走向的深度、力度与持久性。也正是通过这种联袂，技术哲学的技术性与哲学性才能进一步得以彰显。在技术日益智能化与自主化的当下，对技术背景下的人的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的未来等时代课题的探究，需要深入到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揭示之中才能更加有效地走向技术实践。
从对技术工具论的反思中审度技术伦理
技术工具论在技术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悠久历史与深远影响。在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审视中，依然保留了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的技术观，这种保留意味着没有简单地否定技术工具论。不难发现，现代技术因其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而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技术，走向了对人类存在的构成。但并不是说将技术视为工具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以技术的工具性为出发点，不能充分揭示现代技术的全貌，因而，技术工具论是局部有效的。
然而，也正是技术工具论的局部有效性使得对其的反思更为迫切，也更为慎重。说其迫切，是因为当今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种人类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被变成工具的感觉。如：在人与技术进行交互的界面化实践中，技术以工具的样式出场，但在技术的工具性表象之下却浮出了人的被工具化迹象，这迫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工具性，进而避免人类自身的被工具化。说其慎重，是因为技术作为工具有其合理性，且为人所熟知。在日常生活中，智能增强技术、情感机器人、类人机器、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就是作为人类之外的工具而出场的。基于这种立场，当我们把技术工具论演绎为技术是人的工具时，显然不能恰当地体现当今技术的自主化与智能化；反之，若当今技术的发展迫使人成为技术的工具时，则人类的主体地位必将面临挑战，人类的未来必将是暗淡的。因此，技术哲学需要对技术工具论予以慎重反思。
21世纪，技术哲学界的伦理转向作为对技术伦理问题的关注，特别是从技术内部进行伦理评估的路径就是源自对技术工具论的反思。对于技术发展的伦理反思还应关注到一些特殊情况，譬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一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面临一系列现实困难，在需要查看防疫健康码的地方遇到不便。另外还有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技术差距导致出现的数字鸿沟等问题。数字鸿沟的消除可以通过研发新的技术工具，即技术问题通过技术来解决的方式进行应对，但更需要从技术与伦理的关联性着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的“健康码”作为旨在防控新冠病毒与确保人类健康的技术产品，促进了疫情的有效防控。但与此同时，无法使用“健康码”的群体即被该技术拒绝的群体也不在少数。这种现象并非简单的是技术不够成熟的表现，事实上，究其本质而言，是由技术工具论的伦理维度缺席所致。因此，技术的发展必须突破技术工具论的局部有效性，将伦理作为其内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走向人与技术共融的技术哲学
在对野蛮性、神性、技术性等的区分中，人文主义从对人的关注出发，通过对人类主体性的揭示、理性精神的强调以及自我意识的关注等，确立了人类的地位、尊严与价值。这种区分暗含了人与非人的对立，如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等就是从不同维度彰显了这种对立。同样地，在这种对立中，人的有限性成了人文主义哲学对人理解的一个主要内容，而技术就是一直在力图超越这种有限性。在这种超越中，技术参与到了人自身、人的生存环境及人性的塑造之中。一方面，人类通过技术不断地增强自己，为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及其地位等遭遇到来自技术系统自主性与普遍性等的挑战。
反观人文主义的发展，技术之力一直备受关注。技术曾助推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确立，强化了以人之本的理念，但这并非技术之力的全部。如：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式人文主义因技术所带来的功利化、道德沦丧等而将技术视为人的对立面，在对技术的批判与排斥中呼唤人性。现实是技术并未因此而退出，反而更为迅猛。因此，将人与技术置于两端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充分揭示了技术与人的紧张关系，但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人类未来。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模式在对人文主义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充实了人文主义对技术及其自身的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技术的发展一直倒逼着关于人的本质和技术未来的思考。在推进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马克思关于“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的警示。21世纪的智能技术、生物技术等开启了人与技术共融，进入了人与技术的新关联时代，这为人文主义提供了新的技术语境。因此，技术哲学应秉承传统人文主义对人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及价值的探究，但这种探究不是从人与技术对立之中，而是从人与技术共融的视角来审视人的自由、人的地位、人与技术的边界、技术治理与决策等的哲学依据。这种视角不是旨在强调技术对人的强势渗透，凸显技术的地位，而恰恰是旨在为新技术背景下守护人之为人的本质提供理论框架，指导技术赋能，警惕人被技术取代与湮没。
综上，在技术时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技术哲学应通过跨学科的协同作战与技术哲学自身独特性的保有开启哲学解码技术之路，在对技术审视的基础之上，走向规范与引领，以慎思的哲学姿态拥抱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