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扬州与仙女镇之间的陆路交通
【往期回读】
建国前扬州与仙女镇之间的陆路交通
江都文史专家 益中（网名）
作者益中先生，原名刘X文（应作者要求，此署网名），76岁，江都区仙女镇人，中学高级教师，长期致力于江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在《扬州晚报》《扬州文化遗产网》《江都历史与文化》《江都日报》等发表《再别老街》《江都镇地名杂谈》《江都方姓人家500年姓旋之谜》等数十篇文章。3篇有关张謇与扬州的论文被南通张謇纪念馆收入文集。
在新中国建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古代的江都县衙门、近代的江都县政府一直设在扬州城内。扬州城也是县的上一级行政机构州府衙门的所在地，江都县官衙与扬州府衙同在一个城池的现象称为“附郭”。历史上出现过的广陵县、江阳县、甘泉县等也是附郭。1949年以前的江都县一直附郭扬州，因此历史上的扬州城必然也是此前江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
仙女庙与扬州城相距之近如眼睛靠着鼻子，故过去仙女庙人常进城去办事的 “城”，都是指扬州老城区。孩子接受正规教育，也是进这个扬州城（民国期间称江都城）去读书。
古代扬仙之间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只。先前，运盐河中的大小木船从仙女镇西北角的坝头口驶入湾头闸里河（横河）后直达扬州，相当便捷。那时仙女庙运盐河边的船码头如同现代的车站，喧闹忙碌。如果走旱路，早先湾头闸里运河两岸曾各有过一条大致平行的土路。自明代以降，扬仙两地间陆续开凿出廖家沟、金湾河（董家沟）、芒稻河等河沟后，陆路渐为不便。黄河夺淮以后，运河深受其害，在北来洪水冲刷之下，这些河沟渐成大河，既深且阔。万福桥始建于清代道光末年，在起先并无桥梁的情况下，人们行走于两地之间，还未走多少路就会有一条大河横在面前，靠的是小摆渡过河，但这一直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再走旱路就远不如乘船方便、省力、省事了。这个情况到了乾隆廿三年（1758）后又发生变化，因湾头闸禁止行船，必须绕道金湾北闸。航程变远之后，多数行人又改为走陆路了。
清代及以前的扬州东路驿道只经过邵伯宜陵、也通不到还不起眼的仙女庙这小地方来。最靠近仙女镇的官道在南面李墅河大桥、万寿镇、张纲一线，东西走向，离仙女庙有四五里路远。太平天国时期扬州沦陷时，广陵驿曾短时期移至仙女庙，不过时间不长。
仙女庙成为苏北陆路交通节点是在与扬州之间的几道河渠上陆续架起了木桥之后。在此之前阶段，扬州东关到仙女庙三闸桥之间只剩一条较宽的土路，时称大路。1936年，扬州至仙女庙之间几道大河上的木桥几乎同时改建成为近代化公路桥之后（载重量最小的为8吨），扬州清江（淮阴）之间的公路全线贯通。扬州窪字街（车站在福运门）与仙女庙江家桥之间的公路也成了陆路交通的主要路线，原先的大路逐渐湮废，不过也有部分路段保留至今。
民国期间扬仙之间有了汽车之后，因为班次极少，两地间的常用交通工具还是以木制独轮车（手推车，俗称小车）为主，其次是小毛驴，再次是黄包车。那时自行车还很少，三轮车罕见，小板车出现在解放之后。
民国时期扬州仙女庙之间并没有直达班车，只是过路车，上下午仅各有一辆烧木炭的汽车经过。扬州是始发站，还容易乘车一些，从那里坐车到仙女庙给人的感觉是车快如飞，乘坐者的那个兴奋劲儿就不必说了。但若要从仙女庙乘车去扬州，就如同登天了。过路车上没空位根本就上不了车，旅客到小车站候车只是去碰碰运气而已。也不是过路车子有了空位你就能坐上去的，还得看情况。做生意的都是拣大一些的买卖做，过路车上客的规矩是先长途，后短途，并不根据你候车时间的长与短。如若有人去镇江，小车站就要对不起你这个上扬州的人了。
坐木制独轮车一直是去扬州者的交通工具首选。老式独轮车的轮子是木制的，即使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也还没有先进到用充气轮胎，一路上都会吱吱嘎嘎地发出声响，为防止木轮轴的过度磨损，车上都绑着一个小油罐或油瓶，里面装些豆油，车夫不定期地在车轴处涂上豆油，加以润滑。木制车论的外围，都要请铁匠加一圈较厚的铁箍，既保护了木轮，又耐磨损。推重物时车夫为减轻臂部所受张力，往往要使用宽厚的麻织肩带，置于后颈与双肩处，肩带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孔口，分别铆在左右车把下方的凸起处，这样推车就更加稳当。推空车时，即使双手离开车把，车子也会照样前行。那时的车夫都有一定的基本功，不但能稳稳当当地将乘客或货物推过浮桥，还能推着车子上下码头过摆渡。
仙女镇去扬州的独轮车一般在江家桥的西桥头处侯客，也有一些停在现在称为解放路与人民路交界的地方。独轮车去扬州的车资极其低廉，50年代初期也只需一角钱（当时纸币1千元），如是两人同坐，讨价还价后的成交价是一角五分左右。笔者幼年小时侯去观音山，两个大人加两个孩子，车夫的开价为三千元（三角）。车夫多为农民，跑出来推车是为了能弄几个活钱，这样家里买起油盐酱醋来就方便多了，不必预先卖掉几个鸡蛋才有钱买佐料。中国农民有节俭传统，车夫将车推到扬州后，很少能赶回家吃饭的，他们舍不得在外花钱买吃的，一般都自带干粮，路上渴了就随便讨点水喝。解放后农民生活虽有改善，但现金来源的渠道不多。记得刚解放初期的一千元（一角）可买五只烧饼，也可以买到四到五只鸡蛋。
仙女镇去扬州的毛驴清早就出现在老江家桥西首，也就是现在育才中学围墙的东南角落处，但那里的毛驴是上午少，下午多。原因是上午从仙女庙出发去扬州者大多是午后返回。毛驴到了扬州后要白白等上很多时间才会碰上回头客，做上午生意不划算。扬州那边的毛驴上午通常另有任务，它们的主人大多住在湾头附近，毛驴们需陪主人进城倒马桶驮粪便回家，下午才能腾出时间为主人驮客挣钱而再立新功。家境稍好一点的农民会有两头驴子，乘客骑一头，自己骑另一头驴跟着；若是有两位乘客，主人就步行跟随了。不过扬州方面的有些毛驴不过万福桥，一到桥头就自动倒转回头。这也是因为下午仙女庙那边上扬州的人少了，跑到底后怕难有回头客。毛驴从万福桥早点返转的话，做第二笔以致第三笔生意把握性较大。那时，毛驴驮客从扬州城外窪字街至万福桥收费是三至五分。至仙女镇一角，优惠价八分。
再说一下仙女镇的黄包车，这种车现在只有在影视节目或旅游景点处可见到，但已不完全一样。黄包车的后部是座椅部分，可二人同坐。前部是两根较长一些的手柄杆，类似小平板车的两根车把，只是前面多一横档，成长方形框。车夫站在框的范围内拉车，奔跑起来即使不小心被绊倒也能有横档保护，不会跌到远处。
坐黄包车要比独轮车舒服得多，一是独轮车上的小木椅基本没有腿，很矮，人坐在上面要曲着腿，时间长了就感到难受。二是黄包车的两个轮子已是充气的橡胶轮胎了，座椅下面又有抗震动弹簧，坐在上面的人就感觉不到独轮车那样的颠簸。
仙女镇侯客的黄包车几乎全部集中在人民路与解放路的交汇处，每天早上，车夫就会在这个路口面朝北站成一堆。先到者站在前面，后到者只能排到后面去，他们不时朝着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街巷内张望，正北面的过街楼方向是张望的重点，如发现从远处走来者有可能会雇车去扬州，反应敏捷者立即高声喊“一”，稍后发现的人报号为“二”，以此类推。喊“一”者有优先拉客权。但喊叫的数字仅一次有效。若刚才被发现的这个行人并非需要黄包车，这次喊叫作废，需下一次发现客人时重新喊叫排次。由于早晨先到者站在前面，后来者如个头矮小，站到了后面难以发现有行人走来，也允许他们找些砖头垫在脚下张望。这种高声报数法能避免因抢生意引发争吵，是江都黄包车夫的独创，也是当时仙女庙早晨街头一景。
解放初期的黄包车夫生意并不怎么好，收入有限，只能混个温饱。因为当时这种车的车资要相对高一些，大多数人舍不得乘，只有手头阔绰一些的人经常乘坐，这些人乘黄包车一是为了舒适，二是为了面子，觉得蜷着腿坐在独轮车矮木椅上有失身份。大多数黄包车夫自己无车，是到车行租用的，晚上还车时必须向老板交租金。
去扬州的土公路上还有不少 “两条腿的驴子”，那是指步行者。周六与周日下午，这种“驴子”尤多，那是学生了。江都区的第一所学制健全的正规初中创办于1951年，在此之前，孩子们读中学一般都去扬州。由于大多数人家经济不宽，家长们供孩子读中学已经很感吃力了，虽然心疼孩子跑得辛苦，也还是舍不得每周再在他们身上花路费。而孩子们自己当然知道自家情况，大多主动要徒步去学校，的确是真心实意甘愿当起两条腿驴子的，益中家就同时有过“驴子”3人。那时在扬州上学的孩子有读扬中的、有县中（今市一中）的、有新华的、有美汉的，还有读师范的。他们星期六下午相约而回，星期日又结伴返校。那时没有现在的双肩包之类的玩意，即使有帆布旅行包卖也是买不起的，大多数孩子是用块大方布打个包袱斜背在身上，称为包袱头。包袱头里面放着换洗衣服和家中自制的干面烧饼及焦面等等。那时的男女小青年跑起路来听到的是噔噔噔噔脚步声响，两个小时略多一点也就到校或回家了。
当年进扬州城还得在窪字街经过用三条船搭成的浮桥，过浮桥是收钱的。不过船老板对学生相对宽容，对趁他们不注意时溜过去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追讨。学生们过浮桥一般都能混得过去，不需付钱，但口袋里也得准备一二百圆（一两分钱），以防船老板叫真起来索取。
最后再简单说说扬仙之间土公路情况，其最大特色是桥多且长，这几座长桥以前一直多灾多难，几经焚毁、桥面或被炸断或洪水冲垮。离现在过远的事情就不说了，只谈一点解放之前的情况。因为当时大多是木桥，易损易坏，年久失修是常态，交通部门对破桥维修的事是可糊则糊，能拖则拖，不能糊不能拖了也还是再糊再拖。就如距仙女镇最近的是江家桥与头道桥，有时桥板缺损多时了也不添补，桥身晃动了还不加固，胆小者走上桥就心慌，真担心汽车开来说不定就会将桥身压垮连车带人落入河心。
那时万福桥的桥面虽是水泥制的，民国军队败退时曾将桥中央的两段炸毁，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临时是用木料与木板铺成中段桥面，这与两头完好的水泥桥面比，显得就不很结实了。走在上面会颤动，还会有吱吱嘎嘎的声音。遇到汽车开上来的时候，桥面摇晃，也叫人提心吊胆。
过去公路上的赶路人不多，下午三四点以后就很稀少了。万福桥之西的原老公路地段的三岔路口有个五里庙，这是行人的歇脚处，夜间无家可归者也会在那里栖身。偶尔也会有发生过拦路劫抢的小道消息从那地方传开，尽管不知真假，但孩子们傍晚时经过这段路时心里也会扑通扑通地跳。
五里庙靠近湾头，而湾头以前被认为是出土匪的地方。五里庙白天是相对安全的，庙前还有少许做小生意的，赶小毛驴的，推独轮车的，当然也有不三不四之徒在那里设摊搞赌博活动。这伙人看到从扬州过来的学生都会频频招手。同学们那时年龄虽不算大，也已不是小孩了，知道他们不是正经人，眼睛也不正看一下，头也不偏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即使原想在那里休息也觉得没必要了，于是一鼓作气，跑路就格外快。
回想当年的这些两条腿的年轻“驴子”们，后来大多跨进了大学门槛。记得当中考入清华北大的就有陈丘士、戚广福、顾本广、梁文庆、陈恒足、潘明义、陈鼎平、孟德新、刘宏德等。其中的戚广福北大毕业后留学东德，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直至退休，顾本广留苏后在清华任教，北大学子陈丘士据说后来成了傅作义将军的女婿。这批当年“毛驴”中的最小者，今年已是8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