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赏析》孔子论治世之理想——和

孔子论治世之理想——和

儒家经典《大学》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是对孔子学说的精辟概括。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孔子把人的素质的提高过程叫做“修己”、也就是修身。他认为,修身一方面要靠自我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社会对他的教化。孔子重视修身,重视教化在人格养成中的重要作用,目的是为了实现他关于天下大治的理想。

孔子身处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社会危机深重、民众生存状况受到严重威胁的春秋末期,他有着挽救危局的强烈愿望。孔子的相貌很像曾经残害过匡人的阳货,有一次,孔子离开卫国,准备到陈国去,经过“匡”这个地方的时候,匡人误以为他是阳货,把他囚禁于匡地。在此危难之际,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文不在兹”的“文”字,是指文王、武王和周公所传的礼乐文化。孔子怀有远大的抱负,并且非常自信地说,文王既亡,他的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老天如果要消灭这些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些文化了;老天没有消灭这些文化的意思,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在此危难之际说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样的话,表明他自觉担当传承西周文化重任的使命感。孔子自信地认为,他之所以能够保存和掌握周代的礼乐制度、文化遗产,是天命使然,天不让这种文化灭亡,因此,那匡人就不能把我这个传承者怎么样。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这句名言,则清楚地表明,孔子把“礼”作为治世的手段,把“和”作为治世的目的。他认为,“礼”的作用就在于规范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有序运转和人际关系和谐。“先王之道”最为美妙的精华正在于此:事无大小,都是由“礼”而致“和”。从另一面来看,孔子认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就是说,“和”是有原则的,是要以“礼”来调节的。如果只知道要和,不讲原则地一味求和,而不以礼来加以节制,那也是行不通的。孔子对于“礼”与“和”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深刻阐述,对于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孔子在谈到他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自己要孝敬老人,从而使老人得到安逸;自己要善待朋友,从而使朋友信任自己;自己要有恩德于少年,从而使年轻人怀念自己。这三句话,体现了孔子“泛爱众”(《论语·学而》)、“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问宪》)的仁爱思想,也表达了他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会理想。

在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礼运》中,孔子这样描述了关于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说,大道通行的社会,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为大家办事,人人都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只是尊敬和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慈爱和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壮年人能有工作和收入,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产货物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人们憎恶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却不是为了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孟子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简洁凝练地概括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这个大同世界,就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它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具体化的,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这个“公”,包括财物公有和权力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唐人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天下为公,是指天子之位,尧不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以禅让的方式传授给具有圣德的舜;舜也不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商均,同样以禅让的方式传授给具有圣德的禹。这样的权力公有,是财物公有的保证。

二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这是“天下为公”的大道得以通行的具体措施。管理社会事务的人员,是被民众选举出来的具备贤德和才能的人。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

三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在“天下为公”的社会里,讲诚信、修和睦是人与人融洽相处的突出体现,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人世间的和谐。

四是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正因为人与人之间亲融和谐,人们都能出以公心去待人处事,敬老爱幼,老年人、壮年人、幼小的儿童以及“矜寡孤独废疾”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和保障。男有所事,女有所归,人人安居乐业。

五是各尽其能的社会风尚。人们都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反对自私自利的行为。人们尽其所力为社会劳动,把劳动中不能尽其力和只为自己劳动看做是可耻的事。

六是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良好,人们有安全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个美好的大同世界景象,既有对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描述,又有浓厚的儒家道德理想因素,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以此为奋斗目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过种种主张,进行过激烈斗争。

——维新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写了《大同书》,提出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结果被封建势力扼杀在萌芽中,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建立天下为公的共和制国家作为他的革命纲领。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了不朽功勋。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他试图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却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革命果实被蒋介石集团篡夺。蒋介石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既无心也无力把中国引向进步。

——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开辟了道路。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1480--1481页)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是我们的先人对未来社会的憧憬,而毛泽东则古为今用,赋予了“大同”全新的含义,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同境域”。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既是对古代“大同社会”思想资源的继承,又不同于历史上一些思想家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它也不同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乌托邦”,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和谐并不是同一,也不是没有反差、没有矛盾。因此,不能“知和而和”,必须“以礼节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目标和过程统一起来,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注:“治世”一词,如作偏正短语,是“和平昌盛之世”的意思。儒家把政通人和、社会安定之世称为治世,把政治昏暗、社会动乱之世称为乱世;如作动宾短语,则是“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意思。以下各篇“孔子论知世”,是论述孔子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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