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中国和日本同为东方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在文化艺术上交融互鉴,绵延千年。历史上,中国唐代佛教美术、宋元水墨画对日本美术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木版套色印刷技术臻于成熟,不仅促使中国木版年画至清代达到鼎盛,也推动了日本浮世绘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历史渊源深厚、制作工艺相近,又各具艺术风格与民族特色,在17至19世纪的东方世界里大放异彩、相映成趣,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清代木版年画题材内容贴近百姓生活,色彩明艳活泼,地域风格多样。作为岁末除旧迎新、祈祥纳福的民间艺术形式,年画寄托着人们追求平安幸福、富贵吉祥的美好夙愿,描绘了人们心目中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承载着共同的民族记忆。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兴起的一种风俗版画,是市民文化发达的产物。“浮世绘”意为“虚浮世界的绘画”,蕴含人生如过眼云烟、及时入世行乐之意,内容上表现市井生活、人物百态和自然风景,具有肯定现世精神的积极意义。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作为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历史背景来看,二者的兴盛得益于社会的稳定、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木版套印技术的成熟。在艺术进程上,二者几乎并行发展,都在17至19世纪经历了兴起、走向繁荣和逐渐式微的过程。在制作工艺上,均受到明代书籍版画的影响,以木版套印技术为主,具有可重复性印刷的特点。在题材内容上,反映平民阶层的世俗生活与思想情感,充满生活气息和民俗风情。在表现手法上,丰富明丽的色彩显示出民间艺术的用色特点,勾线填色的手法展现了东方艺术的平面装饰特征。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由于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民族性格。前者多选取农耕社会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内容积极向上,气氛热烈愉快,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心祈愿,反映了乐天知命、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后者则多描绘青楼美人、歌舞伎、风景名胜,营造出华丽又略带感伤的唯美世界,折射出日本民众感叹人生短促、追求现世享乐、崇尚自然的深层心理,反映了日本民族细腻、敏感的性格特征和对生命欲求的开放态度。


  鸟居清信《妇人与少年》

纸本 51.5×27cm
18世纪初期
中国美术馆藏
铃木春信《萩》
纸本 31×18cm
18世纪后期
中国美术馆藏


   鸟居清长《三女出行》

纸本 39×26cm
18世纪后期
中国美术馆藏


   喜多川歌麿《歌撰恋之部·物思恋》

纸本 36.5×24.5cm
1793-1794年
中国美术馆藏


   歌川丰国《役者舞台之姿绘》

纸本 37×26cm
1795年
中国美术馆藏


   歌川国政《第六代市川团十郎》

纸本 37×24cm
18世纪末期
中国美术馆藏


   东洲斋写乐《三世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

纸本 38.5×24cm
1794年
中国美术馆藏
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凯风快晴》
纸本 25×38cm
1831年
中国美术馆藏


   歌川广重《东海道五十三次·庄野白雨》

纸本 22×33.5cm
1833年
中国美术馆藏


   小林清亲《佃岛雨晴》

纸本 20.5×31.5cm
1880年
中国美术馆藏


   天津杨柳青《百花公主》

纸本 59.5×105.5cm
清乾隆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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