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拆除始末
按：北京的老城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结构复杂功能完善的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在中国的建筑师中有着重要地位。北京的老城墙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如今很多人一说起它就是无限的感慨，觉得建国后不应该拆除，应该完整的保留下来。当年拆除老城墙的决策过程长时间以来不为人知，更因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极力反对拆除北京老城墙，更使得整个时间扑朔迷离，以至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十分激烈的反对当年拆除老城墙的决策，甚至把责任往不相干的郭沫若身上推。
北京的老城墙到底该不拆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本文通过当年亲身参与这个工作的孔庆普的回忆来做一个了解。
孔庆普于1950年代开始主持北京城墙、城楼的拆除工作，前后历时20年，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消亡，也记录下了古老城墙、城楼、桥梁的建筑结构。
如今，八十六岁高龄的孔老，将从未面世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版，揭秘老京城的变迁，还原古建筑的风貌。更重要的是，书中指出拆除指令到底来自何人。
梁思成要把北京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可惜浪漫梦想被1957粉碎了。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
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但是很快，反对拆除城墙的声音就消失了。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
特殊的“告别”仪式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
八十多岁的北京市民张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时候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他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孩子们每日在城墙上玩闹，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枣树从墙缝里钻出来，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
这个建于1553年、由16座城楼和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已经成为遥远记忆中淡漠的景色。
北京的城门，今天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不足400米。
崇文门后面那段残存的城墙，现在是“北京城墙遗址公园”，有关部门从民间征集了城墙旧砖，重新砌在夯土上。
1957年的夏天，张先得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画夹，每日穿梭于北京酷热的街道之间。有一天，他坐在东便门外的土坡上，注视着50多米外的东便门角楼，用手里的画笔仔细地描摹着它们的样子。
那些凝聚着他年少记忆的城墙和城楼，不再是熟悉的样貌。角楼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棂悬在断壁残垣的城墙上，旁边还腾起阵阵浓烟。那是拆墙的工人在烧火做饭。
这个酷爱画画的年轻人，在北京电影厂美术系当一名“画匠”。1957年4月，一个消息在北影厂里蔓延：城墙保不住了。
而当时张先得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消息反应并不强烈。他觉得，拆除城墙是早晚的事，只是拆多拆少，并没什么意外，因为“是中央早就定了的”。
他回忆说，那一年年中，“反右”开始，电影厂已经不怎么接拍片子了，所以他才有时间跑到城楼底下去写生。
张先得根本没想到，这些习作成了北京城墙并不完整的“遗照”——写生还没画完，城墙已经拆光了。
那个夏天，第一次看到城墙古老的砖瓦砸碎在地上的时候，张先得的心情和当时北京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平静中带有一丝惋惜：终于还是拆了。
城楼先修后拆
和张先得年纪相仿的孔庆普，卖力地指挥着拆除城墙的工人们。
这个高瘦的小伙子，当时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下面任综合技术工程队大队长。那几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先是修城楼，后是拆城楼。
1950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在一所中专读了两年书，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
孔庆普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据说，这是人民代表的提议。走路，或者坐着有轨电车，他把城楼、箭楼、城墙角楼都查了个遍。
在当年的调查报告里，他写道，北京的城楼，损坏比较严重的是东直门、西便门还有安定门。他把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里又报给中央，他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批了，给北京市拨款修缮城门城楼。
于是，孔庆普就带着建设局原有的100多个工匠，又从私人营造社里招募了300多人，开始修城楼。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楼：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的城楼和箭楼……
到1952年，中央的修缮专款里还有余钱，他们就报了“1952年修缮计划”，结果没批，“说不让再修了”。
这之后，风向陡转。
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铵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西洋派”的城墙保卫战
对古都情有独钟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有个浪漫的设想。
他要把北京的39.75公里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开会讨论规划问题，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规划方案，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
梁思成则坚决反对。次年2月，他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
但是这个方案并不被看好，人们认为，建一座新城比旧城改造花费太多，不值。
与此同时，孔庆普得到上面的命令，准备“拆城门”、“开豁口”。
按照当时的规定，首都古建的维护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托建设局，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组委会召开座谈会来探讨，通过了才能执行。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墙城门的项目。“他一开会就强调说，中央机关就不应该在老城里。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孔庆普说。
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设局在动物园东面一幢小楼里搞了个“策划小组”，直接受市委领导，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探讨城建方案。梁思成被绕了过去。
1957年，“反右”开始了。
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还想为保卫北京城墙一搏。
北京解放前夕，一位共产党人秘密找到梁思成，让他把北京的重要文物在地图上标出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北京旧城，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就得到了关怀，现在难道却保不住了？梁思成想不明白。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但是很快，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了。
在孔庆普的记忆里，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领导发了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建设局的一些老同志开始偷偷地管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叫“西洋派”。
紧接着，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不久，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保护而幸免。
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
1957年，孔庆普他们一共拆了三个门：朝阳门、东直门和阜成门。
拆除东直门的时候，孔庆普站在城门楼子底下，心里想，太可惜了。
东直门本来是1954年就决定要拆了。中央要在东直门外搞交通枢纽工程，101国道、机场路、酒仙桥工业区道路都要在这里汇合，所以市政府准备搞一个环城站，城楼显得有些碍事。
1951年，孔庆普曾经翻修过东直门，他清楚地记得，没修的时候，防空部队住在城门里头，还得打着帐篷睡觉，因为屋顶漏雨。
修完之后，解放军把城楼维护得很好，以至于到了城楼真要拆的时候，老百姓的意见挺大。那时候人民群众提意见都是通过给《北京日报》写信，还有市民找到市委市政府的人民来访接待室说这事。市政府就让建设局做解释，建设局在《北京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拆城墙城楼是中央决定的。
东直门城楼，在十几天里被夷为平地。
城楼上面的两层梁都是用楠木做的，外围用的是红松木。工人从顶上开始拆，“我们怕扬灰太多，琉璃瓦揭开以后，就提水浇在屋顶的'泥被’上。”8根完好无损的楠木柱子，都被卸了下来。东直门城楼的柱石基座底下，还挖出了些银元宝。城门楼上的琉璃瓦，孔庆普他们也都给保留了下来，后来给了故宫博物院。
大队留了4根楠木柱子，其他的都交给了北京市财政局。孔庆普他们把楠木打成镜框，里面嵌了毛主席像，大队里每人发一个摆在家中。现在，这个“城门楼子的衍生品”还挂在孔庆普的屋子里。
拆除其余两个城楼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当时，外城的城墙已不用孔庆普他们动手，响应号召，北京市民已经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
捐献出四十多万块旧城砖
原本，城墙和城楼都是由孔庆普他们这个专业队伍来拆的，从龙潭湖往南200米长的那段城墙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6年，东城区房管局给北京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申请用一些城墙砖盖房子。市政府就让建设局给他们“选地方”。最后确定了龙潭湖向南200米长的城墙，由东城区房管局负责拆除。
让东城房管局大为失望的是，这部分外城的城墙已经破损得没有几块整砖了，于是拆了一半，就扔在那儿。其他区房管部门就有人过来继续拆剩下的墙砖，当然是没有任何报批手续的，后来被北京市房管局给制止了。
晚上，大批的市民也来了，还找来了不少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虽然北京市政府马上就下令禁止他们拆城墙，不过又同时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城墙以后都归各区政府管，他们组织人拆，孔庆普他们只负责拆城楼和箭楼。
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孔庆普说，真正将内城也全部拆完，是在60年代末。
1966年，中央计划在北京修环城地铁，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利用内城城墙的地基来修。孔庆普他们马上接到了规划任务书，当时的计划是，除了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外，内城的城楼和城墙全拆掉。周恩来又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古观象台不能拆。
但是，还没动工，“文革”就开始了。建设局的领导基本都成了“当权派”，孔庆普成了“臭老九”。结果西直门和安定门后来被红卫兵们三两下给拆了，内城的城墙也被老百姓基本拆完。
崇文门后面那段现在已经成为“遗址公园”的断墙，东半截正好挨着北京火车站，铁路部门的家属宿舍，都是倚着这面墙盖的；西边的一截，当时是建设局材料库、电业局路灯队的办公室。地铁在北京站拐了弯，这段城墙不碍事，加上依墙而建的那些房子做了“掩护”，这段墙留了下来，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房子后面。
到了1996年，当那些依墙而建的房子终于被推倒，这段城墙露了出来。
很多过去居住在城墙边上的老居民，把家里收存的旧城砖献出来，用做“城墙遗址公园”的修缮，总共有40多万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见证，而且亲身参与了当年绵延十多年的“拆除城墙行动”。
一位捐赠者说：“就像是小时候不懂事，轻易撕毁了一张价值连城的'龙票’，时间越长，越让人觉得懊恼。”
今天路过那段老城墙，你会看到，有人在草坪上休息，恋人在城墙脚下私语，成群的学生，围坐在城墙的影子里，唱着流行歌曲。
空中视角航拍的北京站
历史上的北京火车站始建于1903年，1959年迁址重建，并被列为第一批北京十大建筑，从图片中正在施工的广场工地不难看出，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在1959年。
除了规模宏伟的北京站之外，这张照片还未我们记录了诸多老北京的城市印记。
由近及远，先说北京站，前面已经说过，历史上的北京火车站并不在这里，而在前门外，由于当时前门瓮城尚在，所以又分成了前门东站和前门西站，分别作为平汉铁路和京奉铁路的始发站。
1959年，为了城市建设的需要，开始了迁址建设新北京站的工作，把京奉铁路的起点站迁移到了现在北京站的位置——老北京内城东南角，紧挨着内城东南角落和城墙，在此之前，这里曾经还有一条泡子河。
乾隆年的内城东南角楼
建成后的北京站气势恢宏，运力大大增强，闻名遐迩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也从这里出发。
北京站南侧，紧挨着的就是老北京内城城墙东南段，由于紧挨着北京站，这段城墙保存至今，今天成为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内城东南角楼
再往东是内城东南角楼，内城东南角楼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正统四年完工，没错，这个正统就是前后当了两次皇帝的、前段时间热播的《女医明妃传》的主要角色之一的朱祁镇。
西洋画里的内城东南角楼
花市，顾名思义，在老北京就是销售绢花、纸花的地界，从明朝开始，直到抗战爆发，这里一直是人流攒动的商业汇集场所，在老北京歌谣中就有一句“逢三土地庙、逢四花市集”，花市地区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现如今，这里已经完成了改造，形成了东南西北四条花市大街。
无论是北京土著还是游客都会经常说北京城这仨字儿，但却从来没听听说过上海城，重庆城，为什么非得说'北京城’呢？
其实北京城和天津卫，上海滩一样，成为了北京的代名词，过去老北京还隐藏着一个二虎相争的传说，相传在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急于在北京修建一座北京城，参与设计竞标工作的有两位工程师，也就是姚广孝和刘伯温。
竞标工作开始之后的第十天，姚广孝和刘伯温背对背地画出来一模一样的图纸，就在难分伯仲的时候刘伯温提出了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于是会干不会说的姚广孝被能说又能干的刘伯温直接给pk掉了，姚广孝曾经质问刘伯温“哪吒的五脏六腑在哪儿呢？”
刘伯温回答皇城就是哪吒的五脏，事实上史料记载，刘伯温根本就没来过北京，这个传说只是人们为“八臂哪吒城”之说寻找一个由头，其次还用一种新鲜的说法。
说中山装就像北京城一样，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山装老北京人都不陌生，标志性的立领儿至今像样儿，五颗纽扣表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分别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还有监察权，四个口袋代表思维，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礼义廉耻。
两个袖子上共有六颗纽扣，分别代表民族，民权，民主，还有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理念，这里边明显有北京城的影子，如果脑袋是紫禁城的话，那么中山装的领子第一个扣子就是午门，第二个扣子就是端门，第三个扣子是天安门，第四个扣子是正阳门，第五个扣子就是永定门。
永定门进来以后两个大口袋，这边是一个天坛，另一边是先农坛，在往天安门这边是太庙，另一边是地坛，明代地图上，当太和殿，皇城，午门，端门，天安门，前门，永定门，太庙，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这几处建筑被勾勒起来之后，果不其然，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件中山装。
虽然在中山装的历史中没有老北京的身影，但却有中山装与北京城相似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传统观念当中'中轴明确，两翼对称’的审美观念，带着这个诠释重新审视北京城格局的时候却发现了又一个北京城的隐秘。
在首都博物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展厅里，有玛瑙棋子和白瓷陶罐儿。
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文物却都有着共同的身份，都出土于元代遗址，老北京人应该都知道，过去七十年代那会，在新街口后英房胡同里还找着了一元代遗址，后来还被确定这就是最早的四合院形式。
1972年在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发掘清理了两处元代居住遗址，这几处元代遗址都是伴随着七十年代前后那场轰轰烈烈的拆城运动而得以重见天日，其中后英房胡同就位于北京城的西北角，它告诉了我们北京这座堪称完美的大城还存在着这样一段不规则的城墙。
更重要的是原因并非人们轻描淡写的那样，绕开积水潭，而是另有隐情，有人把原因归咎于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风水’有人则披露了事实的真相，如果当时的城墙按照四面见方的规矩建造的话，咱北京城的西北角恰巧处于太平湖这片儿。
但河里的淤泥稀软，压根儿就没法让城墙在这儿扎根儿，没辙儿只能绕开这片儿，把城墙修成了一个缺角的样儿，而朱棣就像处女座一样追求完美，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遗憾，所以找了一风水先生开始自圆其说，让大伙儿相信这样的缺陷故意而为的，并不是没辙儿导致的。
200多万块城砖，五分之一是明代原装的老城砖，其中的160多万块是新城砖，在崇文门外与东便门角楼相连的那段明城墙曾经就面临过修缮的难题，其中还隐藏了一个秘密。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与明城墙遗址融为一体的东便门角楼上还有一座博物馆，其实在北京，以文物古迹展馆的博物馆并不少见，比方说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正阳门博物馆，前门火车站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最有代表性的巨大展品。
同时又作为展馆展出相关的文物，在东便门角楼上有一明代烧造的老城砖，1419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的第十七个年头，迁都北京的永乐皇帝朱棣急于修建一座坚固的大城，元大都遗留下来的土城已经经不住雨水的冲刷和外敌的入侵了，因此一场规模宏大的造城运动开始了。
由于基本沿用元大都的格局并为了节约成本，明城墙只在元代土城的基础上加盖城砖，并不重建，又是一个十七年之后，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北京外城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修建。
今天矗立在崇文门外与东便门角楼相连的这段明城墙遗址就是北京外城的一部分，明城墙的核心沿用了元代的'夯土结构’为了从外观上尽可能地恢复明城墙的原貌，城墙紧贴夯土的部分，全部用新城砖修复，而仅有四十万老城转用在了城墙的最外层。
换句话说明城墙是六百多岁的年龄，七百多岁的心脏，里面还包含着十几岁的移植器官。
或许是元大都北城墙搬家的动静儿太大太抢眼，以至于让北京人忽略了北京城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变化，那就是元大都丽正门所在的南城门，在永乐十七年也往南挪了一里地，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为了扩大皇城正门，大明门与内城正门丽正门之间的空间，在正阳门博物馆里，有这样一件展品，它叫皇都积胜图，画儿里的北京城虽然已经是明朝中后期的样子了，但内城格局从永乐十七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变过。
所以这幅画可以为我们破解南城墙，搬家的真正原因，北京内城的南大门搬家以后与皇城南门之间腾出的空地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画儿上的城楼就是正阳门，右边是前门外，热闹的景象跟现如今差不多。
在城楼左侧，也就是正阳门内同样是店铺林立，人头攒动，天底下五行八作的都拿着暂住证儿到大明门和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来凑热闹，说明当时经济繁荣，其实到了清朝真相才被揭晓，当满汉分居制度推行之后，内城的市场被移到了前门外，棋盘街的真正作用终于大白于天下。
过去政府机关都在儿扎堆儿办公，朱棣当年是为了给大明朝的干部们腾地儿修办公室，这才挪动了南城墙，话说到这儿，我们能从北京城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都城格局与中山装的巧遇，证明了京范儿美感无处不在，明城墙缺失一角的遗憾是人类和自然斗争的败绩。
用城砖包土的结构告诉了我们'折中’的确是一方法，至于那些堵在皇帝门口的征服机关，足以证明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谁，当然了，这一切都不是结论，只是一些瞎想罢了，而最重要的是读懂老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