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骁·寝宫内的座钟——灯下读史

古代历史上出过两个最有名的皇帝，一为隋炀帝，一为唐太宗。对于隋唐盛世来说，这是两个永远绕不过去的名字

细细剖析，两个皇帝的出身经历还真十分相似：同是出身于豪门贵族的人中麟凤，在家中排行皆为老二，都是跨越了挡路在前面的长兄而登上帝座，而且又都是抢班夺权取代了父王的位置。更巧的是，人生终点也是不谋而合地一致，两个皇帝都死于五十岁。

人生道路的起点不相上下，而且就父亲创造的条件和时代安排的机会而言，隋炀帝更优于唐太宗。然而唐太宗是以德才兼备、政绩卓著而成为千古一帝，隋炀帝却因骄横跋扈、天怒人怨则沦为千古罪人。

两个历史巨人的差距在哪里？对此史家早有评说。不过就一个胸无点墨的行外人看来，差距就在二者寝宫内摆放的两口钟——唐太宗摆的是警钟，而隋炀帝摆的是丧钟。

其实历史上背负着数不清骂名的隋炀帝，并非一个昏庸无能、毫无建树的皇帝。他碰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且遭他谋害的父皇给他安排好了一切条件，既为他准备了广袤的国土、充盈的国库和强盛的国力，又很早就着意培养他，并让他做了一次率军南下去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性表演。

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随着皇位年复一年地坐下去，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他不顾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三次发兵进攻高丽，致使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王朝摇摇欲坠。醉生梦死的隋炀帝，对外面的情况是雾里看花，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掩耳盗铃的言行，毕竟只能自欺欺人，江河日下的形势已经不允许隋炀帝停留在北方了，于是他准备弃洛阳逃江都（今扬州）。即使处于山雨欲来、风声鹤唳的险境，这个出风头成癖的皇帝仍念念不忘令江都造龙舟送到洛阳。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从东都去江都，对他来说，第三次“南游”已不复是逍遥游，龙舟已经驶进了人生的死海。

大业十四年（618年），他即位的第十四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阁裴虔通等发动兵变，煽动军士攻入江都宫。隋炀帝换装潜逃，被捕获后，在叛军面前承认有罪于天下，要求饮毒酒自尽。遭叛军拒绝后，为免刀伤，隋炀帝自解巾带，终被勒死，时年五十岁。

天理昭彰，恶有恶报，对隋炀帝的报应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了。十余年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这个被《隋书》称为“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天下罪人，终于恶贯满盈，被历史判处了死刑。

摆在隋炀帝寝宫的是一口丧钟，铭刻着肆意妄为、独断专行八个大字。隋炀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大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个人私下议论他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当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带着随从前来朝见，他下令修建了一个足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篷来迎接他们，未免过分豪奢；他迷恋音乐和杂技，有沉溺享乐的倾向。有人遂向隋炀帝打了小报告，令他勃然大怒，即以诽谤朝政之罪诛杀大臣。

自此他刻意绕开正常的官员任免程序，任用一群级别很低的官员参与决策，建立了一个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小集团。这批亲信缺乏政治背景和远见，深知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意，一切听任皇帝指挥，使隋炀帝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导致隋朝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

当陈朝降臣虞世基被隋炀帝任命为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后，他受宠若惊，惟命是从。隋炀帝在位末期，各地汇报起义军情况的消息不断传来，虞世基接到奏报后一律加以修改，把坏消息统统删掉。一次由于虞世基疏忽，让隋炀帝在一份奏报中看到，黄河以北有几十万起义军投降了朝廷。隋炀帝就问虞世基：一次就有几十万人投降，天下有这么多人造反吗？虞世基轻描淡写地说：老鼠再多，又何必担心呢？轻轻地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

在深知帝心左卫大将军、许国公宇文述怂恿下，隋炀帝决意乘龙舟前往江都。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前去规劝，欲加以阻止，于是触犯了龙颜而遭禁闭。一个不怕死的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当天就被杖杀于朝堂之上。另有一个从九品官员、奉信郎崔民象拦驾，忠言启奏，隋炀帝闻言怒火中烧，下令“先解其颐（下巴），然后斩之！”当队伍行至汜水关，又一个从九品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求皇帝回西京大兴，隋炀帝当即手起刀落，将他斩杀。

挡驾上书的三人皆为小官，但却无一高官胆敢上前阻拦。除了小吏，还竟有一些“爱国”的布衣草民拦驾劝阻，史书说隋炀帝“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这些不知趣的人更是被一一“又斩之”。

从不可一世到遗臭万年，隋炀帝是一切祸国殃民统治者值得一照的镜子。

挂在唐太宗寝宫也有一口钟，但那时一口警钟，铭刻着八个大字：民可覆舟、从谏如流。

专制残暴、为所欲为的统治者虽然能横行一时，却因终究不得人心而激起天怒人怨，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保安措施又是如此警备森严的国君，曾几何时也落到了国亡家破、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由于在后来又亲历了推翻隋朝的战争，使唐太宗更从隋朝短短37年盛衰兴亡的历史事实中，深刻地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威力。

唐太宗在其登基伊始，就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了一番富有哲理的话：“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盘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人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引起赋税加重，从而坑害民众。当民众遭受苦难，国家就处于危殆，而国亡则人君丧。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使唐朝得以长治久安，唐太宗下决心彻底治理这个满目疮痍的新生国家，给饱受暴政、酷刑和战乱祸害的苍生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唐太宗在位时间23年，只稍多于康熙或乾隆执政时间的三分之一，然而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强国，唐朝和世界的交往也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

为君之道的精髓，离不开对两个“关系”的处理：一是君民关系，二是君臣关系。历代帝王对这两个关系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欲知者更少。唐太宗是个例外，他很重视这一问题，并经常与朝臣以此为题进行谈论。

在唐太宗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位谏臣魏徵，魏徵几乎像一座日夜摆动的自鸣钟，不断地“嘀答，嘀答”作响，絮絮叨叨地忠告着唐太宗——千万不要轻视人民！用威风、愤怒或刑罚来恫吓、镇压人民，或许能使人民一时忍气吞声，表面上表现得恭敬顺从，但是在内心却并不服气，甚至是充满仇视。民愤不在大小，可怕的是失去民心。“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用腐朽的缰绳来驾驭飞奔的马车，其危险性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把一批像魏徵那样的谏臣置于身边，是唐太宗的聪明或英明之处，这又涉及到他看待和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对于君臣关系，唐太宗又有一比，这是他对大臣萧瑀说的一番话。他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良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给弓工看，工说，均非好弓。我问何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斜，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因此他感慨地说：“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坦言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承认自己不是完美无缺，足以说明了唐太宗为什么具有从谏如流的胸襟和容纳异己的肚量。

善于纳谏，从谏如流，是作为帝王的唐太宗最突出的特点。他曾询问魏徵，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答，深得唐太宗的赞同。唐太宗告诫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构，对于有不便行使的诏书、敕令，官吏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例行文书的事，那么谁都能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构的官呢？

警钟和丧钟，使两个皇帝的命运犹如天渊之别。三游江都把隋炀帝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在寻欢作乐的江都宫死于非命，而隋朝也在兴盛之年猝亡，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朝代。贞观之治则让唐太宗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寿终正寝后的千余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实际上由他所创立的唐朝，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