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张骞踏上了出使西域的路途，以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在河西走廊的尽头遇见了敦煌。黄沙漫漫驼铃声声，泉水潺潺滋润绿洲，他未曾想到，这里即将成为一个延续千年的传奇所在。如果论“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的地方”，敦煌想必能占一席之地。我们为什么爱敦煌？
▲这是莫高窟第130窟中的南大像，人们在仰视的时候，能够清晰地看到佛面的表情。摄影/吴健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库姆塔格沙漠的东缘，南枕雄奇壮丽的祁连山，北靠嶙峋蜿蜒的马鬃山。南北高、中间低的地势，造就了敦煌的盆地地形。由于来自东部的季风难以到达，这里的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但是猛烈的日照、来自西北的烈风又带来了高达2486毫米的蒸发量，于是一片广袤的荒漠出现了。
制图@《中国自驾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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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滋润了这片土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脉，截住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发育有3000多条冰川。党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的党河南山冰川群，一路向西北流淌，冲出了党河洪积扇。当经过沙地时，河水下渗成为地下水，来到了地势低洼又土质疏松的敦煌盆地后，又化身泉水，从鸣沙山下潺潺流出，汇成一汪碧绿清澈的月牙泉。水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中，孕育了零星的湿地、草原和湖泊，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敦煌。
▲发源于祁连山系党河南山的党河，在党河南山与野马南山间的宽谷地带，不受约束地蜿蜒流淌。摄影/戴友春
有了水的敦煌，吸引了众多游牧民族蜂拥而来。更重要的是，敦煌东连河西走廊，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邻蒙古高原，南邻青藏高原，犹如一个天然的十字路口，成为一条超级民族大通道，是众多西北民族迁徙的必经之道，羌戎、大月氏、乌孙、塞种、匈奴、吐蕃、回鹘、党项等都有涉足，还是中原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拉锯争夺的焦点地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进军河西，大败匈奴，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在公元前111年正式设敦煌郡。作为紧邻西域的要塞，敦煌是河西四郡之中军防最为森严的，在郡城西南和西北百十里处设立了阳关、玉门关两座关隘。古人是这样描述敦煌：“敦煌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古人对敦煌寄托了最好的祝福：“敦，大也。煌，盛也。”在之后的千百年间，敦煌也不负所望，真正成为了荒漠中”盛大辉煌“的奇迹之地。
▲2014年，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作为西汉的玉门关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摄影/王金
如果把西域比喻为海洋，敦煌就是一座灯塔。光亮能穿透茫茫荒漠，悠悠丝路，也能穿透漫长岁月。敦煌的伟大，始于商贸的繁盛。敦煌原本是一个军事的前沿，玉门关与阳关的存在，令匈奴人不得不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不过，一旦西北地区局势平静下来，边贸便迅速发展起来，敦煌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易往来之地，人烟渐渐稠密。随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让西域了解到遥远富庶的中原，又为中原带回了各种农作物，和平通商成为了这里的主旋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商人，开始追寻着张骞的脚步，闯过大漠、戈壁、雪山、冰川、悬崖，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这条起源于长安，经过中亚、西亚到达埃及的商贸走廊，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
▲莫高窟323窟的壁画中描写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场景。图源/中国莫高窟网
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而会因商人行程变迁，可以从南路走，也可以从北路走。但是无论哪条路，它们交汇的地方，必然是敦煌——这个西域与中原的咽喉之地。当商旅从长安启程，越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前方就是茫茫沙海。他们只能在敦煌停留做好补给，才敢继续前行进入大漠，有的人畏惧山高路远，于是直接在敦煌卖掉丝绸、茶叶和陶瓷，采购骏马、玉石、香料返回故乡。更多的人会继续往前走，向北走“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向南走“西出无故人”的阳关。在丝绸之路上，敦煌既是关键的节点，也是重要商贸集散中心。除了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的还有鼎盛的文化。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段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宗教、技术的传播之路。中国的丝绸技术、打井技术、造纸技术、医疗技术…传出去，来自西方的壁画、雕塑、石窟、音乐、舞蹈、葡萄美酒…传进来。
▲莫高窟的296窟的丝绸之路商旅图，描绘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展示东西交往情况。摄影/孙志军
毫无疑问，敦煌是地理的十字路口、是商贸的十字路口，也是文化的十字路口。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都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在这片乐土上和谐共生。在唐宋时期，敦煌西起月牙泉，东至莫高窟，沿鸣沙山北麓一带塔寺林立，统称“西天古雷音”；明清时期，这里还有220多间庙宇，娘娘殿、龙王宫、菩萨殿、药王洞、雷神台……敦煌文化以彩塑、壁画、匾额、碑刻流传在人间，在风沙中讲述了一段段宗教与世俗、美与艺术的故事。莫高窟便是敦煌独一无二的象征。西汉末年，佛教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向东扩散传播进入敦煌，无数僧侣随之远道而来。到了魏晋南北朝，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行至敦煌鸣沙山时，忽望见金色佛光漫天洒落，于是在这里开凿出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随后，信众云集，越来越多人继续开凿，并且留下了无数的佛像、壁画与经卷。
▲敦煌莫高窟的北区，崖面上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洞窟密密麻麻排列，像微缩的石窟长廊。摄影/吴健
从公元366年到14世纪，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以乐僔为首的僧人，在1680米长的鸣沙山山壁上，密密麻麻建造了700多个石窟，其中有彩塑和壁画的洞窟有492个，成为世界上连续开凿时间最长、现存洞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石窟建筑群。在莫高窟内，画壁绘满了佛经的内容，虔诚的信徒前来参拜，就像是201窟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描绘了西方净土世界的景象；雕塑的佛陀与菩萨神情安详悲悯，正如148窟东壁门上的千手千眼观音，让人仿佛身处极乐世界，念诵无上佛法；还有善恶报应主题的经典佛教故事画，例如257窟西壁的《九色鹿本生》，讲述九色鹿将落水者救起，落水者却出卖九色鹿，后来遭到报应的故事。
▲莫高窟148窟是敦煌大族李大宾家族开凿修建的，拥有体型庞大的涅槃佛塑像。图源/中国莫高窟网
历朝历代的工匠在创作时，不自觉地将人性融入了神性，把凡世的欢乐融入了渺远的佛国，因此莫高窟非但是佛教艺术的见证者，更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在壁画中，举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甚至像刷牙、洗脸、上厕所、打架斗殴这样的生活细节，都得到充分表现。282窟南壁的《飞天》，融合了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教飞天的特点，衣袂飞扬、丝环带绕，分别演奏腰鼓、拍板、长笛、横箫、芦笙、琵琶、阮弦、箜篌等乐器，呈现歌舞升平、宴饮不绝的盛世之象。甚至，许多内陆已经消失或被人们淡忘的民间工艺、风俗等，都能在敦煌找到鲜活的痕迹。例如，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许多与敦煌地区饮食有关的资料，从原料到名称，从制作方法到制作工具，应有尽有，甚至连每个饼、每种食物的用面数量都记载得清清楚楚。莫高窟第 326窟东壁门上的《斋僧图》，就呈现了难得一见的敦煌饮食与风俗。千百年来，商贾、移民、僧人，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了故乡的习俗和记忆，这些奔涌的文化在敦煌交汇、融合，并层层累聚。
▲莫高窟第398窟的飞天，展现了“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俱起，雨诸天花”的欢乐景象。摄影/孙志军
在北宋时期，西域局势动荡，战火在敦煌附近蔓延。莫高窟的僧人不得不逃离此地，为了保存文明的火种，他们将重要的经卷、佛像和幡画等集中起来，与外典、官方文书、多种文字的写本、印本、拓片共同收藏在一个洞窟之中，称为藏经洞。敦煌藏书高达4万余件，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大多数以汉文写成，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的文书。其中，敦煌藏经洞里的佛教经典《金刚经》，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播不计时间，不问收获，犹如涟漪一样，一圈圈地荡漾出去。中西文化的涟漪在这里相碰撞，又以敦煌为中心扩散新的涟漪，最终反过来与中华文明产生共鸣。
▲莫高窟的17窟，就是闻名遐迩的藏经洞，藏有大量敦煌文献。摄影/吴健
经由敦煌进入中原的小麦、黄瓜、菠菜、芹菜、茄子，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佛教自此地向东弘扬，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与传统的伦理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观念，成为了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宗教思想之一。莫高窟的壁画上出现过4500多件乐器，先后流行在北凉到元代的十个朝代中，琵琶、竖箜篌、排箫、筚篥、凤首琴、答腊鼓、鸡娄鼓…带来无与伦比的音乐盛宴。还有耳熟能详的胡旋舞，由河西走廊绿洲地区民间舞蹈融会了中亚乐舞而形成，左旋右转、急速如风，在唐代风靡一时，安禄山还在国宴上向唐玄宗献演此舞，博帝皇一笑。季羡林就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莫高窟45窟的菩萨雕塑，亲切温柔。敦煌莫高窟，既是独一无二的佛教艺术圣地，又是一座巨大的美术陈列馆。摄影/吴健
两宋以后，海上丝路逐渐代替了陆上丝路，海船代替了骆驼成为新的载体，河西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稀疏，随着风沙的呼啸，敦煌陷入了漫长的沉睡。汉唐盛世的文明重镇，就这样被时间封印在大漠深处。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一个道士来到了敦煌，他叫王圆箓。1900年6月，他与弟子在修建太清宫道观时，无意间发现了莫高窟17号窟内的藏经洞，多达40000多件的文书由此重见天日，包含汉文、吐蕃文、蒙古文、西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等。于是他立刻上报朝廷，可惜此时的大清，早已自身难保，无力照看西北边陲的敦煌。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推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大门，敦煌学由此兴起。摄影/夏尔·努埃特
接下来几年，各地的探险家、考古学者闻讯而来，其中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用40块马蹄银换取了29箱珍贵的写经、绢画和丝织品，年代从北朝到西夏，并且运回了英国大英博物馆，部分藏在了神秘的“斯坦因密室”内。据统计，在战乱时期，30000多件文书被分批盗运出中国，如今藏在全球十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和图书馆中。这些文书的发现，既是敦煌的劫难，又是敦煌的重生。敦煌为研究欧亚大陆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建筑等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文物资料，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并形成著名的“敦煌学”。学界有了这样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图源/British Library
敦煌的文物散落四海，敦煌本身也危在旦夕。敦煌四周皆为沙漠戈壁包围，一直饱受风沙肆虐。原本聚居的部落离开敦煌后，沙尘日积月累堆积在石窟与佛寺周围，掩埋了大量的遗迹，最高的沙堆竟然有5米之高；风化与阳光暴晒一直蚕食着华美的壁画，岩壁哗哗掉落，画的颜色也因此脱落；缺乏后人的维修保养，洞窟的横梁腐朽断裂，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如果不加以有效的保护，在50到100年内，中国就再无敦煌那些美轮美奂的珍品了。1943年，曾留学法国的画家常书鸿，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毅然来到了偏远荒凉的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这里的文物，随后成为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国人对敦煌石窟的系统性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正式开始进行。
▲千百年来，受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的影响，莫高窟的洞穴破坏相当严重，2004年，莫高窟北区加固工程正式启动。摄影/孙志军
之后，敦煌研究院愈发壮大，一代代学者在此继续深研。无论是常书鸿、或是他的女儿常沙娜、还有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以及有“敦煌的女儿”之称的樊锦诗，都甘愿守在茫茫风沙中，为后人照看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圣殿。进入21世纪，中国正在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开放——“一带一路”战略，敦煌再次成为世人目光聚焦所在。这里曾是商路节点、曾是商贸中心、曾是文明枢纽，如今更是我们一代代人之间彼此默契的文化象征。为了延续敦煌的生命，无数人绞尽脑汁，投入了巨大的钱财与心血，不断地维护这座千古名城。
▲莫高窟的保护和修复需要从各方面进行，其中壁画和彩塑的修复是重中之重。摄影/孙志军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是的，莫高窟乃至整个敦煌，本身就具有着不可抗拒被毁坏的特质，终有湮没于时光之中的那一天。但是只要让湮没那一天晚一点到来，哪怕只晚来一年、一月、一天……都不曾辜负一代又一代敦煌研究学者的心血与光阴。
▲敦煌研究院正在对洞窟壁画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以期实现“虚拟洞窟”实景漫游。摄影/孙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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