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国古代六大才女、元曲四大家》诗词选录大全集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学成就，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建安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建安七子生活在东汉末年。在儒家经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多是“依经立义”以教化为中心，重在对文学与政治、伦理及现实的关系等外部规律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学的艺术特质及内部创作规律的研究。
不过，儒家思想本不废文学，且汉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儒学在争夺正统的斗争中也表现出某些进步因素，故儒学在汉代较为自由发展时就也提出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接触到文学的特质问题。
此外，道家异端思想在汉代也在不间断地发展着，在经学思想统治较为松弛或逐渐衰微时，一些学者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了对文学更有价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创作中对文学的抒情或娱乐性质也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这里所说的“文学精神的复苏”，就是指文人学者们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特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开始自觉以文学创作抒情言志、表达一己情怀或以之作为精神自娱手段的状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丕常常与建安七子“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孔融被曹操斩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广征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与“三曹”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过贡献。王粲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作品最能表现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王粲《七哀诗》吟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在乱世的经历见闻，融入于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七人当中，除被曹操处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于这次传染病。
中国古代六大才女是指蔡文姬、李清照、上官婉儿、朱淑真、卓文君、班昭。她们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女子，才华横溢、德才兼备，令多少后人无比向往、敬仰这些红颜，真正揭示了一句话——谁说女子不如男!
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四位元代杂剧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因此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有关、郑、白、马。一新制作。”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作的吊词中又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有不同。
元代钟嗣成的《鬼魂簿》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却首推马致远，以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关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才”。
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余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励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清人王激烈《曲谈》中则认为“关、白、马、郑诸家”。
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字筹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难，王骥德还提出“王、马、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