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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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宁二年,宋徽宗对苏轼发出的“清剿”号令。
这一年,是苏轼去世后的第二年,宋徽宗当皇帝的第三年。
在蔡京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在这年四月发出诏令,“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
在毁碑的同时,皇帝还在全国各地立碑,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所谓元祐党人,就是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几十年新旧党争,新党如今主政了,就想为旧党立块遗臭万年的碑,其中包含司马光、苏轼等人,一律名曰“奸党”。此碑的撰稿人,就是蔡京。
为什么要立碑呢,因为碑就是北宋时期的传统媒体,当时尽管早已发明活字印刷术,但这项新媒体技术未被重视和推广,所以大家觉得印书还不如刻碑。
“元祐党人”中,苏轼是最冤的,因为他不光反对新党,也反对旧党;他也是最惨的,因为文名太盛、影响太大,在这次毁碑行动中,他的损失最大,不仅他书写的碑统统被毁,刻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无一幸免。
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苏轼名碑,如《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当年被毁,后世根据拓片重刻的。
苏轼《表忠观碑》
流传至今的苏轼书法还不少,但与当时毁掉的相比,可谓九牛一毛了。
不仅苏轼的书法碑刻要毁,他的学生黄庭坚的也要毁。结果黄庭坚比苏轼还惨,毕竟老师当时已死,学生可是眼睁睁看着这帮破坏分子动手的。
苏轼《丰乐亭记》
当时的朝廷毁苏轼的碑,重点不在书法,而在摧毁“苏学”。因为苏轼影响太大,如果仅将其定性为奸党,民间还广泛传诵其诗文的话,那等于白费功夫。
所以,碑砸了,文集诗集也要毁。首次发出诏令后,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朝廷又两度下诏,苏轼等人文集一律除毁,谁敢抄写就抓起来蹲监狱。
不过,当时的文人是很有风骨的。宋徽宗喜欢黄庭坚书法,找人跟他说,你只要跟苏轼划清界限,就官复原职,重享荣华。黄庭坚淡淡一笑说,好的,他是我的老师。
苏轼还有个门人叫李之仪,因为拥护老师,罢官、下狱,始终初心不改。后人称赞他,说始终不负苏公者,不过三数人,李之仪就在其中。
到了北宋末年,苏轼的碑已经毁得差不多了。
不过,他的文章和诗词却在民间广泛存在着。试想,中秋仰望夜空,不念一句“明月几时有”,对得起天上的月亮吗?站在长江边上,不吟一句“遥想公瑾当年”,对得起东流的大江吗?
就连那些当权的新党,包括徽宗本人,大概内心对苏轼也是崇拜的,只不过政治需要,不得已而批判罢了。
搞笑的是,在批判苏轼的时候,他们还用着苏轼的文风。
苏轼《醉翁亭记》
提到宋代,就无法绕开宋词。但如果没有苏轼,也许就没有宋词后来的地位。因为在苏轼以前,词是用来唱的,柳永再厉害,也只是个奉旨填词的玩主。直到苏轼跻身词坛,将词加以诗化,使其不仅可以唱,还可以吟诵,这才有了后来的宋词。
我们常说苏轼伟大,伟大不是随便一说的,将词诗化,将书意化,他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改变了文学史和书法史。
宋徽宗当年的决策,对苏学的打击绝对称得上毁灭性。可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徒劳,无论权力多大,气势多凶,都只能逞强一时,蔡京当年扣给别人的“奸党”帽子,最终戴到了自己头上,一戴就是千年。
真正的美好,其实是无法删除的。
有点可惜的是,它让我们少看了许多精彩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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