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华：雅颂亡而变风兴：康海与戏曲领域复古运动的滥觞
正统以来，朱元璋所建立的一元化的君主制度逐渐失范，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渐趋制度化，随之而来的，士大夫的师道精神开始复苏。
《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
而这一复苏在文学领域的重要表征就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并有王阳明、康海、王廷相等人积极参与的以颠覆官方台阁体为职志的复古运动。其中李、王等人后来的分道扬镳自是事实，但也只是双方对复古之途径的看法不同所致——王阳明与王廷相后来都成了著名的道学家，而不屑以文辞自鸣；但却同样以道自任、以复古求解放。
从复古乐思潮的角度来看，一重精神，一重文辞。所谓雅颂亡而变风兴，由此可知弘正间戏曲复兴的实质。如果说，李梦阳力倡复古，正是师道精神在诗文领域的勃发；那么，康海以曲发愤，不过是这一精神在戏曲领域的延续。也正是因此，弘正间的戏曲率先以复古的姿态出现，其以北曲为先也势在必然。
换言之，明代中叶，戏曲领域也出现了一次复古运动。这一过程大致以康海为起始，以李开先作结，王九思则承上启下，介于二者之间。李开先标举以曲自放，最终消解了戏曲领域的复古思潮，并因此成为晚明南戏传奇全面兴起的理论及历史前提。
正统四年，一代曲家朱有燉弃世，颇有元季遗风的明初曲坛从此走向了沉寂。延至成化间，曲坛方渐有萌动的迹象。昔人论及明代中叶北曲之复兴时，往往以弘正间康海、王九思为代表，其实康、王之前，尚有成化间威宁侯王越。
《尧山堂外记》在著录明代曲家时，明初诸子之后，第一人即王越。从今存元明散曲所录来看，也以王越为早。王世贞更直接指出，河南、淮北、山陕一带风气之变，实以王威宁为始作俑者，康海继之而已[1]。
《尧山堂外记》
王越，字世昌，河南浚县人。景泰三年进士。授御史，出按陕西。天顺间，得李贤推荐，以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后总督军务，专办西事。以军功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此后又掌左都御史院事，封威宁伯，改掌前军都督府，督团营外，又总五军营兵。以一文臣而累军功至世袭勋旧，实可称有明一代异典[2]。
史称：“越姿表奇伟，议论飚举。久历边陲，知敌情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罩豪俊，用财若流水，以故人乐为之用………睦族敦旧，振穷恤颁，如恐不及。”[3]
然而，却因与中官交结——前谄汪直，后媚李广——以援仕进，终为朝野士大夫所不直。其实，从王越其人来看，确然为一代枭雄；而其援结中官，客观而论，亦非大过。
在王越而言，大抵以才自喜，不拘小节，自累军功节制三边后，为人所议，遂以为功高赏薄，怏怏不乐，称疾还朝，“至是乃破名检，与群小关通”；晚年又因汪直身败而夺爵除名，谪居安陆，不得已复交结李广；且就当时朝政而言，文臣与内宦之争实为有明体制之锢疾，非可以简单名节道德相品评，如一代能臣/将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等都曾援结内宦以干仕进，明末以反对阉党著称的东林党人最初也曾交结内宦，互为羽翼。
《明史》
王越所作所为，个中原因，不过如《明史》所称，乃“以才自喜”、“躁于进取”而已。这样一种性情，这样一种经历，似乎天然就促成了王越行为上的恣肆，几视礼法为无物。
明代诸边，例有营妓祗应；而武将制边，如前所云，大抵节制一方，位高权重，亦多豪纵自喜，盛张声乐，以广交结。王越亦不例外，自为清议所訾后，益为恣放，“自负豪杰，骜然自如，饮食供奉拟王者，射猎声乐自恣，虽谪徙不少衰” [4]。
今天所存王氏散曲不多，但除[黄莺儿]一支纯是打诨外，其余均是仕途感慨，诸如“归隐”、“乐闲”、“叹世”种种，语言极俚俗极明快，然个中郁闷欲拂难去，以嘲谑语道来而更见沉痛。
早在正统间，与王越并称的王骥就留下了“盛声伎”的记载，不过，史籍未留下丝毫关于王骥能词曲的痕迹；不妨说，王越善词曲，终成为成弘以来首开风气之人，实与援结中官、为士议所轻并宦海沉浮有关，此一点令后来的康海、王九思颇觉心有戚戚焉，彼此曲风亦差相近。
山陕一带，士风之变，王越不过启其端倪而已，数十年后，真正飚扬其波、高张其帜者，则数康对山。[5]论曲史者往往以康、王并提，其实，就其精神而言，王九思远远不及康海，后者实可以说是明中叶曲家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
康海墓
康氏曲名虽盛，但于自身而言，不过闷遣无端，发而为辞，但人生之余事耳。其曲名之上，则为文名。
弘治十五年，康氏擢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王九思、王廷相等力倡“复古”，以矫当时文弊，号“七子”，其中，康氏与李梦阳倡新体变流靡最为有力，故当时往往有康、李之称。朱应登即有诗云：“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6]
其实，仔细比较，康海与李梦阳颇有不同，前者以文见长，后者以诗见长。李濂《胡可泉集序》中道：“弘治间，武功康太史以马迁之文倡，北郡李按察近体以杜倡，而古体则以汉魏倡，学者翕然宗之。”[7]进而论之，二者的区别还不仅仅在于文与诗的侧重不一。
就李氏而言，无论初衷如何，其毕身所研不过止于文章而已；而康氏，特以司马迁为帜，不徒在于史迁之文，更在于史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精神。换句话说，康氏之志不在于曲，亦不在于文，而实在于以道自任。
也正是因此，于康氏而言，其曲不如文，而文又极于《武功县志》一种，所谓曲者，大抵有志不能伸，而无可如何之余事耳。不明白这一点，恐怕不足以知康海其人，亦不足以知康海擘开戏曲之门的意义所在。
《康对山先生集》
议及于此，不妨从康海生平说起。从康氏自叙来看，他的父亲康镛是一个颇为不俗的士人，从一开始就试图践履儒家的教育理念，广聘名师，并亲自执教，欲“使吾子为礼人，不闻过于乡党父兄”；然而，幼年的康海嬉游无节，一再惹怒父亲，无可如何之下，竟至长期不再过问他的读书。直到父亲心疾日重后，十余岁的康海才开始体会到父亲的苦心，“始思绎所故尝指者，则先君已弗省解矣”；[8]从此，开始广求学问、与诸士子交。
弘治十五年二月中会试，康海仅列第一百七十九名，然三月殿试，却因一卷制策特擢状元，当时评卷官即为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李氏评道：“条陈礼乐之兴废、发明教化之盛衰，以及选课之有方，征输之有法，驭兵之有制，用刑之有余，一一中款”，[9]自一开始，康海便显示了经济天下的抱负。
然而，不到十年间，时局屡变。正德元年，刘瑾擅权，刘健、谢迁等三十五人被逐；五年八月，刘瑾败，康海却因细故被言官弹劾，列为阉党，削籍不复录用。
如果象刘、谢那样，为阉党所逐，反而能成全一世名节，或者仅为不同的文士集团所倾轧，也只是仕途惯态；然而，一旦列为阉党，罹士林大谤，却成了终身无法消弥的隐痛。康海此时，似乎体会到了当初司马迁受宫刑后的伤楚与愤懑、以及虽历极恶之境而不改其操的悲壮。一封《答柏斋先生书》，于是有了与《报任安书》互相对读的意义。
《康海散曲集校笺》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忽然遭此折挫，痛何如哉！“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康海似乎刻意效仿阮、嵇风度，选择了一种纵情自放、矫然抗俗的愤世姿态。
一般曲史、甚至文学史都会提到康海削籍后的曲作生涯。在追溯个中原因、或者说描述个中心态时，大抵不出此类言语。其实这只是康海的一个侧面罢了。《沜东乐府》刊行于嘉靖三年，卷首有康海正德八年序；[10]与此同时，康海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对史志的搜求、整理与撰写中。
早在幼年时期，康海对史志故事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好：“予自龆龀，见古昔先生之名，必稽问所自，以征其生始，故凡天下郡邑之记靡不究矣”。
正德五年二月，康海因母丧返乡守制，得见池氏《邠州志》，一读之下颇为称赏，并亲自作序；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撰修史志以文简事彰为尚，其意义则在“能以事实训于其乡人”。
六年后，康海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校刻《史记》，并为之作序广为绍介。明中叶文人士大夫好谈司马迁，每以其《史记》为古文典范，其实，该书自元中统以来翻刻极少，坊间流传已颇为零落，正是康海从南京太学访得旧版，亲自校订，印刻成书；可以说，《史记》在明代的广为流传，功实始于康氏。[11]
《沜东乐府》
校刊《史记》只是一种准备，事隔二年，也即正德十四年，自七月至八月，康氏穷一月心力，撰《武功县志》一种。此志仅七篇，然而，在纷纷梓行的明代郡邑志中，却声誉最隆，后来志乘，大抵都以之为法式。[12]
个中原因何在呢？王士祯称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石邦教誉之“义昭劝鉴，尤严而公”，[13]其实类似议论都没有真正触及到《武功》一志的真义，倒是卷首吕柟与何景明二序颇中 窍。
何氏道：“先王之政，撰志以‘察时变’、‘慎其渐’”，康氏之旨正在效先王之政，而一部《武功》志也正是有明政治由盛而衰之见证，所述“风俗则由厚而漓，吏治则由良而奸，人才则由实而虚，文教则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废正趋弊者矣。嗟乎，岂独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诸四方矣。”
何氏从志书本身立说，而吕氏更进一步剖析撰志者之动机——值此渐变之机，有志之士莫不深怀隐忧。所忧者何？
“夫后稷，政之祖；横渠，教之宗。官无后稷之心者，皆忍夫；师无横渠之志者，皆货客。如仁义之有托，即政教之咸兴，系兹人物，有不恒茂者乎。虽然，政不必皆官，识法者即可立，教不必皆师，见道者即可端，故王烈之政亦行太原，绵驹之歌能教齐右，武功之志，凡以忧夫此也。”
由此来看，正是因上之人乱其政，而国运渐衰；于是，草野之人，纷纷而起，鼓吹政不必皆官，教不必皆师，而慨然以天下自命。
《康海研究》
如此可知康海之推崇司马迁，并不仅仅在于古文之法，而在鼓吹其以立言垂于后世之意。一部《武功》，精华尤在“官师志第五”，秉笔直书，劝戒自形，而成一地政教之实录，其余地理、建置、祠祀、田赋、人物、选举，亦莫不以此为中心，非徒汇纂故实，以资博览为务。有明一代，士夫缙绅莫不有志于史，弘正以来，更是撰史成风。
当时，韩邦奇撰《朝邑县志》，陈沂撰《金陵志》，谢肇浙撰《滇略》，王鏊、祝允明、文征明共相讨论《姑苏志》，杨循吉撰《苏州府纂修志略》……这些当时知名的古文家纷纷涉足史志，于其初衷而言，亦都慨然以天下为任；然而，明确标举官师之道，以官师系一地政教，探讨士大夫在地方政治上的作为者，康海却是第一人，其中史笔也堪称第一。[14]
此种行为与当时士夫纷纷于地方上探讨乡政、乡约正相呼应；而康海本人，也留下了一篇《河东运城敦行乡约记》。[15]
我们从《武功县志》一书，可以看到康海发愤修史的真义，它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康海假词曲以发愤的真实心态。固然，发愤修史与发愤为曲二者不可等同，后者的确更多了几分刻意放诞的一面，但论其初衷，确也有重建礼乐的心理。康海的高祖为燕府长史，据云因此而收藏了大量曲本[16]，其祖父也留下了好撰词曲的记载。[17]
《武功县志》
康海中进士之后，优游翰林，并曾特别留意当时馆阁所藏元杂剧旧本；[18]馆阁宴饮之余，又与教坊乐人颇相往来，渐谙音律。[19]
这些零星的材料，不仅透露出康海个人的曲学渊源，也透露出整个明代中叶北曲的复兴与明初以来教坊演剧的关联。
如前文所说，自明初以来，朝廷、地方有志于礼乐的士夫不绝如缕，明中叶北曲的复兴正是这一传统的发扬。其时关中士夫以道自任者多以继承张横渠（载）之关学为职志，张氏之学以躬行礼乐相矜尚，故北方学者多以笃厚博学表见于世。
马理《对山先生墓志铭》道：“公审于律吕，如周、阮，尤精于历数”，“乃屡为乐章，求律于太常氏，又自定黄钟而用之。然后，宣以五音，舞以六羽，使声容并作。”[20]在时人眼中，康海精研音律，以制乐章，已直接与礼乐制作联系起来。
不过，书案摩挲、筵席吟哦，康海在阅涉前人剧作时，似乎对前人之曲意别有会心：“意虽假借而词靡隐逊，盖咸有所依焉。予读之每（？）终篇，或潸然涕焉。”综观康海的所有曲作，集中于书写贬谪后的忧愤，及忧愤之余的故寻解脱，也正是“意虽假借而词靡隐逊”，“咸有所依”者；而所谓种种个性的放诞都是由此“忧愤”衍生而来。
《对山集》
曲至康海，终成为典型的文士之辞；康对山于曲史的意义，所谓明中叶戏曲复兴之第一人，正在于此耳。
于康氏而言，其曲不如文，而文又极于《武功县志》一种；然而，于世而言，其名声之显扬，曲超乎文，文又超乎史志之上。《武功县志》的撰修，并没有给康氏带来内心的宁静；将辞曲创作与礼乐相联，亦不过时人用以自慰与慰他的一种托辞。在生命的体味中，真实的康海始终陷于理想与现实的裂缝中，痛苦不能自拔。
由此，重新读解康氏曲辞，便别有一层体味。郑振铎称其“故作盘空硬语”、“殆曲中之苏辛”；[21]而任中敏虽也称其豪放，却云，“其中极热极怨，而表面以解脱之悟盖之，时觉捉襟露肘”、“贪多务博，殊欠剪裁”种种。[22]
其实，此二者皆康海本来面目，恰是因极热极怨、无可排解，一旦尽倾于曲，遂不事剪裁，更往往陡起徽音，古人论屈骚，每称“乱辞无绪”，康氏之作亦不妨如是观。而这一“乱”一“无绪”，也正是我们理解康氏的关键。
《中山狼图》
康海所撰，以杂剧《中山狼》一种最负盛名，也最不为人所解。自嘉靖以来，就此剧是否隐射李梦阳负恩便颇有争议；[23]其实，所谓“中山狼”不过一部精心结撰的寓言——康氏正是假此展开了一次荒诞而痛楚的精神之旅。
[仙吕点绛唇] 奔走天涯，脚跟消乏，青驴跨，回首年华，打算来都虚话。
[混江龙] 堪笑他，谋王图霸，那些个飘零四海便为家。万言书随身衣食，三寸舌本分生涯。谁弱谁强排蚁阵，争甜争苦闹风衙。但逢着个称孤道寡，尽教他弄鬼抟沙。那里肯同群鸟兽，说什么吾岂瓠瓜。有几个东的就西的凑，千欢万喜，有几个朝的奔、暮的走，短叹长呀。命穷时镇日价河头卖水，运来时一朝的锦上添花，您便是守寒酸枉饿杀。断简走枯鱼，俺只待向西风恰消受长途，敲瘦马列，些儿撑达，恁地波查。
东郭先生自一登场，便定格为一个孤独的行旅——秋风萧瑟中，一瘦马，一孤影，缓缓地走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
剧中反复叹道：“叹鲰生孤身一介，骑瘦马空囊四海”、“俺走天涯磨穿铁鞋，哭穷途西风泪洒”、“俺只索匹马萧条古道挨”。苍茫四顾，但密丛丛深树林、白茫茫遍草莱，乱纷纷狼奔鼠骇，竟不知何去何从。“他乡何处是，迷路问谁来，那狼呵，知恁的浮萍大海”。
怀揣万卷书，却欲售无门。东郭感觉自己不过是一叶浮萍，飘浮于汪洋大海中，风险恶，却逃不脱、避不得、参不透、悟不明，“俺待做红尘外逍遥客，却惹下白地里怨缠债”。
《中山狼传》
第四折出场的杖藜老子，是一个刻意塑造的隐者，当他指出，“看世上这负恩的，可不个个都是中山狼么”，其意本来是在点醒痴愚，然而，对东郭而言，只不过平添了对世情险恶的畏惧，“俺只索含悲忍气，从今后见机莫疑，把这负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
宇宙是如此之大，个体是如此之微。东郭先生这一“西风穷途“的剪影，屡见于魏晋士人之中；个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亦与阮籍咏怀诗极为相似。《中山狼》成为我们解读康海一个绝佳的范本。
正德三年，当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康海也开始了个体生命的悟求，只是这一悟求始终摆不脱一种不谙世事的天真以及无法承载挫折的脆弱，而走向一种绝望之境；于是乎，以史迁自期与以曲辞自放，遂成为一个极端的分裂体，集于康海一身，也最终导致了他无限悲凉的结局。康海之所以为文学家，而非道学家，也正在于此。
武功一志，较之《史记》，终有天壤之异。前者不过是在野士夫，不能申其志，遂托之于空语而已。正嘉间，朝野之士夫礼乐自任，动辄以史迁自喻——康海不过领风气之先，又颇为典型罢了，其气不可谓不悲不壮，但也可笑可叹，而透露出几分末世的荒诞来——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