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音乐圈的"文人式创作"这两年开始复兴了？
去年，九连真人乐队通过《乐队的夏天》走入大众视野。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客家语演唱方式，对于社会议题的关切，也是这支年轻乐队的标签之一。比如，在歌曲《招娣》中，九连真人将目光触及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糟粕，而《落水天》则讲述了留守儿童的故事。
近日，九连真人的全国巡演北京场门票售罄。从此次巡演的主题来看，乐队依然保持着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据乐队的主唱/吉他手阿龙介绍，巡演的主题《六百万精英》来自他们新专辑中的一首新歌。在阿龙大学毕业的那年，据统计有六百万学子同时步入社会，他们既是个体，又是共同体，既有自己的愿景，又同被社会裹挟。
其实，从古到今，一直有音乐创作者写歌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公共议题的立场与观点，为某一群体发声。当音乐与社会现象在创作者笔下有机融合后，可能会产生远胜于很多普通歌曲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涉及社会议题的歌曲和喜欢"文人式创作"的音乐人，在如今的大环境下能够产生多大的价值，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文艺创作中的"文以载道"，
数千年前就开始了
中国文学领域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艺术家通过写歌评论社会现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录了很多评论社会现象、歌颂反抗压迫的歌谣，例如曾入选语文教材的《魏风．硕鼠》，用偷食粮食的老鼠比喻贪婪的统治阶级。
而在古代，诗与歌本身不分家，十分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较为完善的记谱法，歌曲的流行多依赖口口相传。即使有较为初级的书面符号词乐谱，也仅在教坊、乐工处流传，很少进入市场，因而没能大量存世。很多诗歌的旋律也因此失传，后人只能朗诵文字，无法吟唱原曲。
进入民国时期，与西方音乐结合后的流行音乐除了描绘灯红酒绿，也有很多关注底层社会现象、反抗不公的内容。比如由许如辉创作、胡蝶演唱的《女权》，表达了尊重妇女权益的立场；黎锦晖编剧作曲的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讽刺了封建教育制度，提出"要解放孩子个性，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同为黎锦晖作词作曲的《洋化青年》则调侃了当时上海盛行的崇洋媚外、矮化传统文化的思想。
将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音乐人的"文人式创作"在中国台湾地区达到了一个小高潮。1975年6月6日，杨弦和胡德夫二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暨"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中，最受瞩目的是《乡愁四韵》、《回旋曲》、《江湖上》等以余光中的诗作谱曲的民谣。这些作品的歌词内容大多能与当时台湾青年的身心状态有所呼应，与市面上空洞的流行歌曲形成强烈对比，让学生和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另一种可能。
1976年12月3日，淡江文理学院在校内举办"西洋民谣演唱会"，歌手李双泽拿着一瓶可口可乐，背着一把吉他上场。演出过程中，李双泽质问台下："你们为什么要花二十块钱，来听中国人唱洋歌？"隔天，台湾艺文界燃起关于"中国现代民歌"的论战，民歌运动因此事走向高潮。在此后的几年中，台湾地区涌现出李泰祥、侯德健、李建复等歌手，在被西方音乐占据的乐坛探索如何"唱自己的歌"。
在八九十年代的台湾乐坛中，依旧可以看到这种文人精神的延续，罗大佑、郑智化等音乐人在创作过程中，仍然将目光聚焦在本土青年的思想动态与底层民众的生活上。罗大佑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中的同名主打歌，便探讨了当时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迷茫的心境。而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则是在为台湾海山、煤山两次矿变事件中的受害者发声。
《之乎者也》部分歌词
可以发现，"文以载道"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历程，并阶段性地出现一些好作品集中爆发的高潮期。而在进入21世纪，音乐市场的消费模式、受众特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人的"文人式创作"也随着商业化的进程而逐渐式微。
为什么音乐圈的"文人式创作"
这两年开始复兴了？
近几年，几乎已经被音乐市场遗忘的"文人创作"似乎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首先是去年的金曲奖，与往年不同，在2019年第30届金曲奖最佳歌曲入围名单中，有多首歌曲与社会议题有关。比如蔡依林的《玫瑰少年》，这首歌由蔡依林与五月天阿信共同作词，以"叶永鋕事件"为灵感，表现出对LGBT权利与性别平等等话题的关注；同样获得提名的还有由林忆莲演唱，吴青峰填词的《沙文》，这首歌围绕两性关系进行讨论，指出很多女性会在与男性的交往中遭遇"隐形暴力"、"冷漠与伤痕"、"恐惧下的沉默"等创伤。
在今年的内陆说唱综艺《说唱新世代》中，也诞生了多首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比如为女性职场困境发声的《她和她和她》，探究文化包容性的《一块胶布》，用藏头诗批判豫章书院的《书院来信》等，都让我们看到了国内说唱音乐的另一种可能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社会议题的创作方式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很多音乐人开始尝试与自己的目标群众共同进行创作。
2010年、2015年，独立音乐人小河就先后启动了两次"音乐肖像计划"，通过在全国各地拜访陌生人，让音乐人和对方相处一两天，然后为这个陌生人写一首歌。被采访的对象身份多样，有乡村教师、环卫工人、行为艺术家、未出生的孩子到艺术投资人等，用音乐勾勒出社会百态与生活真实。
2019年5月，吴克群开始开展社会影音小说计划，通过与受访对象交流，深入了解相应的社会议题，甚至与受访对象共同完成作品，并以连载的形式从10月揭幕，为期长达半年、期间不间断释出各种社会话题与讨论。在新专辑《你说我听着呢》中，歌曲《后劲》就是由吴克群与前女排球员惠若琪一起创作的。
回看近几十年华语乐坛与世界乐坛的几次"文人式创作"的高潮，几乎都诞生于音乐产品高度商业化、内容相对空洞的时代环境中。上文提到的台湾民歌运动便是如此，七十年代初，台湾地区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的流行音乐，除了西方舶来品，就是以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廓怨妇等主题谱写的本土音乐，强烈的失落感促使台湾音乐人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与台湾地区的进程类似，8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在MV和各种科技手段的包装下日趋商业化，其面目新奇华丽，内容却空洞苍白。在这样的背景下，风格简单、直接、具有张力的"垃圾摇滚"开始兴起，创作者在音乐风格上抛弃了华丽的外衣，歌词内容中对于社会议题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垃圾摇滚"的代表乐队之一Nirvana就发表了一系列涉及各类社会现象的作品，例如反对性犯罪的《Rape Me》，对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恐同的乐迷表达厌恶的《In Bloom》等。
而近年来华语乐坛中"文人式创作"的兴起，或许也与这几年国内的歌曲潮流有关。自从"偶像经济"兴起以来，我国流行音乐市场的头部位置主要被"鲜肉"类型的偶像歌手占据，他们为行业吸引到了最大的消费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控了华语乐坛的审美走向。在音乐风格上，流量歌手大多走制作精良的路线，旨在通过自己的外形和精致的编曲为其受众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这样的音乐当然有其巨大的存在价值，但其文学内涵往往乏善可陈，更少见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
知名乐评人耳帝就将这几年的华语乐坛称为"灵魂空洞的时期"，耳帝认为，偶像的音乐曲风新潮、审美前卫，外在高级但内在空洞，音乐脱离生活，缺乏真实的人格和境遇表达与强烈的意志和冲动。
和市场经济一样，在为大众审美服务的流行音乐行业中，也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当一种风格的歌曲长期占据市场头部位置，受众自然会感到疲乏，并开始渴望这类歌曲缺失中的东西。这或许就是助推这两年华语乐坛"文人式创作"兴起的重要因素。随着用户对于"偶像音乐"与"抖音神曲"的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可能会想听一些真实、有一定深度的音乐。这也是"文人式创作"复兴的时机。
音乐人想"忧国忧民"，
需要付出哪些代价？
与真正的新闻人或作家不同，一个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艺人，在行业内中难免扮演娱乐大众的角色。很多为了放松身心戴上耳机的人，并不希望在听歌的时候还有思考一些严肃的话题。对于热衷于进行"文人式创作"的音乐人来说，这部分听众或许是他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一旦艺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观点与立场，就等于得罪了另一阵营的群众，这在商业角度上讲是划不来的。2018年，在泰勒·斯威夫特决定宣布将在中期选举中支持两位民主党候选人时，她经纪公司的同事就提醒道，这一决定可能会使其演唱会上座率减少一半。事实上，当泰勒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后，确实有很多对立阵营的支持者对其"粉转路"甚至"粉转黑"。美国保守学生组织"转折点"的创始人查理·柯克就对媒体表示："我过去喜欢泰勒·斯威夫特是因为她远离政治"。
最终，虽然泰勒的商业价值并没有因为其对于社会议题的关切而受到太多负面影响，但并不是每个音乐人都这么幸运。1992年，爱尔兰歌手奥康娜在美国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献唱了鲍勃·马利的歌曲《War》，抗议罗马天主教的性虐待丑闻，并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的面撕毁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照片。此事过后，奥康娜在演出中不断地被嘘下舞台，并受到观众的言语攻击。在鲍勃·迪伦进入歌坛三十周年纪念演唱会上，观众的嘘声已经大到让奥康娜无法开唱，她只能大声喊出《War》的歌词，以示反抗。
著名的乡村音乐乐队南方小鸡也拥有相似的遭遇。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该乐队的主唱纳塔莉·麦恩斯在一场演出中说："我就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边，在正义的一边。我们不想要这场战争、这场暴力，我们为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也是得克萨斯人而感到羞耻。"
麦恩斯这番话引发了急剧而激烈的反应，很多共和党歌迷感到自己被冒犯，该乐队唱片的销售势头因为此事而受影响，她们还因此失去了一个替美国红十字会做宣传的机会，她们的单曲《滑坡》原本已跻身《公告牌》排行榜的第10名，之后一路跌出了排行榜。多年后，麦恩斯回顾此事时表示："我觉得我们被毁了。如果我们现在再去办巡演，我还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捧场"。
出于上述风险，很多音乐人会避免在有争议的事情上发声。媒体人梁文道就曾撰文感叹香港娱乐圈现状：大多数艺人变成一种丧失了正常公民应有权利与能力的"次等公民"。
即使只在环保、呼吁和平等具有普世价值观的话题上发声，艺人也可能会被质疑利用公益给自己贴金。比如约翰列侬在计划参与反战宣传的时候，也会被公司同事质疑"是宣传自己还是宣传和平"。
此外，即使音乐人能够在参与社会议题的过程中成功自保，或者根本不介意为公共事业付出代价，他们的诉求也未必能被满足。
一个忧国忧民的艺术家，想要的无非两件事，首先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有用"，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然而，追溯既往，有无数具有社会性的歌曲最终沦为"自己陪着自己玩"的游戏，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十分有限。
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组合曾经在愤怒挽歌《Ohio》中，用极其直白的笔调谴责了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事件，批判时任总统尼克松没有履行逐步结束越南战争的承诺。然而，尼克松还是在1972年，以史上第四多的票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其次，除了现实功用，如果作品能够流传甚广，潜移默化地带给听众力量，即使没有在短期内直接改变现实，也是有价值的，这也是很多创作者的期望。但在"文人创作"这个领域，出经典的概率极低，真正能够得到流传的现实主义歌曲，除了具备锐利的观点之外，往往还需要拥有超越时代的特质。
比如，同样是通过写歌关注社会底层人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就比同时期的音乐人更注重歌词的诗意表达。而在爵士史中地位颇高的奥内特·科尔曼，则超越歌词，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融入到了旋律中，他声称，自己的演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音乐标准，摆脱了旋律、和声和拍子的束缚，体现的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美学。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异于同行的"绝活"，描绘现实题材的歌曲很容易随着当年的社会背景一同被人遗忘，生命长度可能还比不上流行音乐世界中的芭乐情歌。
"文人式创作"
能给音乐行业带来什么？
正是因为进行"文以载道"的创作会面临上述种种困难，关注社会议题的音乐人才更值得尊重。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敢于为了追求付出代价、心系各类社会群体等特质，擅长"文人式创作"的音乐人往往比普通歌手更具道德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让行业创作更加多元化。
站在市场角度，这类音乐人也具有较大的价值。目前，我国音乐市场正当红的超级巨星中并没有人具有明显的"文人式创作"标签，但从《书院来信》、《一块胶布》等作品引发的几次热搜来看，我国仍有大量观众对于现实主义音乐作品抱有较大的兴趣。而这类歌手的存在甚至走红，很可能激发潜在的新观众群，而不是与现有的流量巨星在"颜值"、"CP感"、"人设"等卖点上争夺存量。
而具备人文气质的音乐人，在音乐市场上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生命周期。首先，他们一般不会是长期顶流，但粉丝粘度较高。这类音乐创作者的热度走向也更具长尾效应，不容易被时代完全抛弃。无论是十年只出了一张专辑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还是贵为"民谣皇帝"的鲍勃·迪伦为例，虽然他们不是周杰伦、碧昂丝、泰勒·斯威夫特这种具有超高商业价值的巨星，但始终将自己的名气维持在"长期不温不火，偶尔引发关注"的范围内。
在媒体人等知识分子圈子里，这类音乐人也具有较高的话题性。用乐评人王小峰的话说，鲍勃·迪伦的数据很难看，但是他是媒体的宠儿，评论他唱片的人几乎和听他唱片的人一样多。
这样的音乐创作者，明显不能和国内目前的主流艺人宣发策略相适配，但他们的出现，也能倒逼行业开始探索与多样化的宣发策略。面对新一代对社会议题抱有热情的音乐人，希望行业各方都能够多点耐心，不要过于贪图短期利益、竭泽而渔，而是给创作者们留出相对宽松的环境，留下更多纪录时代的好作品。
先声话题
话题内容：音乐圈的“文人式创作”这两年开始复兴，你觉得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