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中国新文学的壮丽日出——鲁迅《补天》和郭沫若《凤凰涅槃》对读 | 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易读鲁迅”专栏之二

郜元宝

文学作品更多描写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诞生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有时确实能看到作家们描写个体生命的孕育与诞生。但文学描写这一生命现象,难度很大,因为个体生命在孕育诞生的阶段还只是极幼稚极不确定的雏形,无法看到它将来更丰富的展开。降生为人的起初,都只是血肉模糊的一团,除了哇哇哭两声,既不会笑,也不会说话,连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文学作品描写了生命的孕育与诞生,不如说是描写了孕育和诞生小生命的父母们的一段生命经历,比如当代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孕妇和牛》。

鲁迅的《补天》,没有专门描写具体某个人的诞生,但它写到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诞生,意义更重大。人类群体的生命及其文化形态也有一个孕育、诞生、更新、再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可以激发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展开严肃的思考。

《补天》的创作与编集过程

《补天》完成于1922年11月,原来的题目叫《不周山》,最初收入1923年出版的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是《呐喊》最后一篇压卷之作。但1930年《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把《不周山》单独抽了出来,直到六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底,才由他本人编入他在后来的十三年里陆续完成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是《故事新编》打头第一篇,题目也由《不周山》改为《补天》。

这篇小说只是改了题目,正文并无变动,但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花了大半篇幅,反复论到他当初创作《不周山》,后来又改名《补天》并且加以重新编辑的经过,足见他对这篇小说的重视。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故事新编》,收录1922年至1935年间所作历史小说8篇,鲁迅用素色的封面统领全本书,风格严肃郑重。

从《不周山》到《补天》的这种版本变动,意味着《补天》既属于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也关联着他晚年的思想。换句话说,从《补天》起初的创作到最后编定,跨越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这十多年的时间,有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

简单地说,《补天》是鲁迅对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进行的一次极富个性的改写。造人和补天的神话传说,出现比较晚,内容也很简单。关于女娲造人,宋代编辑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引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四十几个字,概括了流传到汉代的一则神话传说。

关于补天,也是汉代才编辑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也就只有寥寥四十几个字,内容同样很简单。

不仅造人、补天这两则神话传说的内容很简单,后世也并没有太把它们当真。这大概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传统有关,所以根据这两则神话传说改编的作品很少,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这就是中外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不发达的现象。

但是到了鲁迅这里,局面有了改观。上述《风俗通义》《淮南子》短短八十几个字的内容,竟然被鲁迅敷衍成将近六千字的一篇场面宏伟、设想奇诡、故事发展跌宕起伏、细节丰富饱满的短篇小说。

造人的起初与后来

《补天》一开头写体魄健壮、精力充沛的巨神女娲不知怎么突然从梦中惊醒。女娲醒来之后,觉得“从来没有这样无聊过”,就毫无目的、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抟土造人。当她看到远远近近都布满了她双手所造的“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之后,就很诧异,也很喜欢,于是“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一刻也不停息地进行着造人的工作。她看到这些小人们不仅会彼此说话,还会冲着她发出笑声,就不仅惊诧,喜欢,称他们为“可爱的宝贝”,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

到此为止,女娲对自己所造之人很满意,也很喜爱。这就促使她更加快了造人的速度,以至于身体疲惫,腰酸背痛,精力不济,情绪也变得焦躁起来,于是就不再用双手抟着黄泥造人,而是随手拉起一根从山顶一直长到天边的长长的紫藤,在泥水里不停地摆动溅起无数小块泥土,落在地面,就又跟先前创造的那些小人们一样了,“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这是女娲没有料到的。

女娲更没有料到,就在她所造之人当中,很快就出来两个彼此争斗的帝王,就是传说中炎帝的后代共工和黄帝的孙子颛顼。争斗的结果,共工败而颛顼胜。失败的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小说写原来的世界因为共工、颛顼这么一闹,就一片混乱,“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女娲抟土造人,本来已疲惫不堪,这时又不得不用尽最后的气力来炼石补天。好不容易才将天给勉强地补了起来,女娲也就力竭身亡了。

《补天》主题的三个方面

以上是《补天》的故事梗概。前面说过,《补天》是鲁迅对上古神话传说的改写,改写后的《补天》就不再是神话传说,而成了寄托作者思想的寓言故事,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鲁迅告诉我们,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目的,只是精力弥漫,不做点什么就“无聊”,“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于是就抱着游戏的心态,随手造出了人类。

这点很重要。原来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特殊意图,她对被造的人类也并无什么明确指令。女娲给予被造者充分的自由。她让被造者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样一来,人类作为被造者也就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了。

女娲炼石补天,跟抟土造人一样,也不是特别要为人类做点什么,更不是为共工、颛顼的争霸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只是她自己愿意、自己高兴这么做而已。天是补起来了,但人类必须面对自己所造成和所遭遇的一切。如果再闹得天崩地裂,就不会有人来收拾残局了,因为有力量补天的女娲已经死去,她既不会命令人类做什么、怎样做,也不会为人类行为的后果负任何责任。人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独自探索人生的方向,而不能指望创造者来帮助自己。实际上人类的创造者女娲并非全知全能,她没有料到会造出那样的人类,没有料到她所造的人类会弄出那么多的花样。她唯一的命令是对海上的乌龟下达的,但顽皮的乌龟们有没有遵从她的命令,这到了小说结尾还仍然是个疑问。

这就是“五四”时期典型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人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也许有个叫女娲的大神起初创造了人,但人跟这个创造者无关。人的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创造人的神已经死了,她在创造的时候就并非全知全能,所以只有人才是宇宙的中心。

其次女娲造人,并非施恩于人,祈求回报,而完全是自己愿意、自己高兴的生命力冲动的结果,好比男女相爱,自然就有了孩子,并非像现在有些人所说,夫妻双方要有目的有计划地“造人”“造小孩”。那样造出之后,必然要将小孩看作私有财产,对他们寄予厚望,提出种种要求,做出种种安排,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父母生命的附庸。鲁迅在“五四”时期有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猛烈抨击过这种父母本位的伦理观念。女娲造了人,却并不据为己有。父母在生理的意义上可说是造了小孩,但孩子的生命是独立的,父母不能据为己有,孩子也不能一生一世依赖父母。

第三,女娲所造之人并不完美。起初她觉得被她造出来的人类颇为有趣,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头,那些小人们渐渐有了自己的文化,不仅懂得用树叶遮住私处,还发展出自以为是的一整套复杂的说法。比如在政治上,共工一方和颛顼一方就编造出各种理论,美化自己,攻击对方,动辄发动战争,弄得尸横遍野。他们都相信自己道德高尚,足以为天下立法,竟然批评裸体的女娲“失德篾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另外鲁迅还嘲笑了那些吃药修道、妄图成仙的人,其中有道士,也有秦始皇和汉武帝。当然鲁迅讽刺最厉害的还是人类的虚伪与诡诈,比如他们本来要攻击女娲,可一旦占领了女娲的尸体,在那上面安营扎寨,就很快转变口风,自称“女娲氏之肠”,不许别人利益均沾了。

这些不完美,甚至根本性的邪恶,和女娲起初的创造有关:女娲用紫藤打出来的小人就比较粗劣,“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问题是人类不能因此责怪女娲,这种责怪毫无用处,死去的女娲不会为人类的不完美负责。要让人性的不完美变得完美,只能依靠人类自己的努力。

以上这三点,就是《补天》主要的思想寄托。

鲁迅写《补天》41岁,距他青年时提出“立人”的学说过了15年。《补天》完成后不久,1925年他又正式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所以我们看鲁迅创造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和新人类的思想,可谓一以贯之。他注意到新文化有许多杂质,并非毫无瑕疵。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衰老与倒退,倒正是他成熟健康的标志。只有成熟健康的人,才不怕看到自身的不成熟不健康,才敢于并有能力进行更加美好的再创造,迎接更加成熟而健康的新文化与新人类的诞生。这就正如小说《狂人日记》抨击“吃人的人”,乃是为不再吃人的新人类的诞生做好准备。

而描写新人类群体的诞生,以及诞生之后的新人类群体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根本问题,正是《补天》的主题。

鲁迅从《呐喊》抽出《不周山》的原因

鲁迅在《呐喊》出到第二版时,抽出《补天》,后来编入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呐喊》都是写现实生活,《故事新编》则全部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将《补天》从《呐喊》抽出,放进《故事新编》,可谓各从其类,得其所哉。

但鲁迅这样做,也是借此回答多年前成仿吾对《呐喊》和《补天》的批评。《呐喊》出版不久,“创造社”首席批评家成仿吾写了篇《<呐喊>的评论》,认为鲁迅小说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只有《不周山》(《补天》的原名),尽管也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整体上却是一部“杰作”。单凭这部“杰作”,鲁迅便可以进入“纯文艺的宫廷”。对这样的批评,鲁迅当然不买账,他故意将《不周山》从《呐喊》抽出,就是要给成仿吾当头一棒。

其实成仿吾这样评论《呐喊》和《不周山》,是有背景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仁那时候的艺术兴趣都是如此。成仿吾批评鲁迅,很可能暗中参照了创造社主将郭沫若早在1920年就创作出来的《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和《补天》,一个高亢、夸张,一个低沉、冷峻,风格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写到人类的诞生与再造,都有宏大而崇高的意境,都代表了“五四”时期元气淋漓的精神境界。如果成仿吾暗中以《凤凰涅槃》为标准来衡量《不周山》,那么他的批评貌似偏激,其实还是颇有眼光的。

《凤凰涅槃》在主题上接着《补天》往下写

《凤凰涅槃》内容很简单,不用多介绍。需要稍加解释的是《凤凰涅槃》前面的两小段散文性的说明,交代“凤凰涅槃”这个说法的来历和寓意: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按此鸟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中国古代称阿拉伯地区为“天房国”,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天房”,即圣地麦加的圣殿“克尔白”。后人以讹传讹,把“天房国”叫成“天方国”。阿拉伯文学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也将错就错,译成《天方夜谭》。但阿拉伯传说中的不死鸟“菲尼克司”并非中国人所说的凤凰。郭沫若将“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而“更生”(即复活)的传说,嫁接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凤凰,是“五四”时期典型的做法,即采用外国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文化,以促使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造。我们要看《凤凰涅槃》中心寓意在于凤凰的浴火重生,不必太计较郭沫若将阿拉伯的“菲尼克司”比附为中国的凤凰,是否妥当。

《凤凰涅槃》借“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并从死里复活的传说来讴歌新生命、新文明、新宇宙的重生与再造,同时也看到凤凰之外其他“群鸟”种种的丑态,所以《凤凰涅槃》跟《补天》一样,也有其现实主义冷静清醒的一面。“群鸟”以为凤与凰积木自焚,并无意义,只是自寻死路。它们以为机会来了,一个个跃跃欲试,想取而代之。比如岩鹰,要趁机作“空界的霸王”。孔雀,要别人欣赏它们“花翎上的威光”。鸱鸮(猫头鹰),闻到了它们最爱的腐鼠的味道,家鸽以为,没有凤凰,它们就可以享受“驯良百姓的安康”了。而鹦鹉,趁机亮出了“雄辩家的主张”,而白鹤则要请大家从今往后看他们“高蹈派的徜徉”。

但所有这些“群鸟”的丑态,最后都淹没在凤凰涅槃的无边光彩中。凤凰在烈火中死而复生,“群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的洋洋得意,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凤凰涅槃》与《补天》的区别。《补天》既写到女娲辉煌的创造,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紧随其后的破坏与毁灭,而这破坏和毁灭恰恰出自女娲所创造的人类之手,连女娲也看不懂,为什么她创造出来的人类竟如此虚伪而残忍,她甚至后悔创造了它们。所以《补天》真正的问题是在小说结束之处才真正开始,而《凤凰涅槃》的结束也就是它所有故事的高潮,是苏醒、复活、更新的凤与凰尽情的歌唱: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凤与凰满心喜悦地迎接崭新美好的世界,满心喜悦地拥抱自己的新生命。而《补天》结尾则是不知其丑陋的人类尽情享受杀戮的快感,并自以为是地建设虚伪可笑的“道德”。它们也在迎接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埋伏太多危机。

鲁迅所写的是人类群体起初一次性的并不完美的被造与诞生,郭沫若写的则是生命在起初并不完美的被造之后,由人类自己完成又一次的更新与再造。《凤凰涅槃》虽然比《补天》早两年写成,却仿佛是接着《补天》的故事往下讲:起初被造的生命因为不完美,所以必须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再造一次,迎接生命的第二次诞生。

《补天》写人类生命起初的被造,《凤凰涅槃》写人类在被造之后,自己又不断进行着生命的更新与再造。《凤凰涅槃》“1920年1月20日初稿,1928年1月3日改削”,初稿发表于1920年底《时事新报·学灯》,但最后定稿是1928年1月3日。《凤凰涅槃》初稿的完成比《补天》早两年,然而在主题的逻辑关系上,可以说是接着《补天》往下写。这两部作品在中国新文学最初阶段提供了两个巨大的象征,分别代表着生命诞生的两种形态:起初的被造,和被造之后的更新与再造。

在上帝停工的第七天开始人的创造

说到《凤凰涅槃》,就不能不说一说“创造社”所崇奉的“创造”这个理念。到底什么是“创造社”的“创造”?请看他们的宣言怎么说——

上帝,你如果真是这样把世界创出

了,

至少你创造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

罢?

——

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

的人生,

我们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

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

(郭沫若《创造周报》发刊词)

原来,“创造社”所谓“创造”,就是不满上帝创造的工程,他们号称要在上帝休息的第七天开始人类自己的创造。这种创造,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类主观的再造。凤凰浴火重生,就包含了主客观世界一同更新和再造的意思。

无独有偶,鲁迅小说《兔和猫》也说:“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上文讲《补天》时强调过,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责备女娲。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创造者,她的创造只是自己乐意,自己高兴,在多余的生命力驱使下完成的工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然后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作。女娲造人补天之后不仅歇了她的工作,更结束了她的生命。因此责备女娲是不应该,也是没有用的。人若对世界、对自身有所不满,就必须依靠人自己进行新的创造,迎接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类的诞生。鲁迅在杂文中就曾经呼吁中国青年行动起来,推翻人肉宴席一般的旧世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这样看来,《兔和猫》这篇小说所谓“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就是一个用“假使”开头的比喻性的说法。鲁迅实际上想要责备的并非“造物”,而是不完美的人自己。

因此在鲁迅的思想中,合乎逻辑地包含着《凤凰涅槃》的“创造”。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学风格迥然有别,但心是相通的。他们都要凭借人自己的力量,重新创造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自身。他们把这不完美归罪于“上帝”或“造物主”的粗制滥造或“贪懒好闲”,都只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缺陷不管来自怎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人都可以不予承认,都可以重新来过。

如此肯定人的价值,相信人的力量,高举人的旗帜,正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点上,鲁迅和郭沫若可谓相印。1926年鲁迅南下广州,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创造社”联手,结成统一战线。“创造社”的主将是郭沫若,跟“创造社”联手,也就是要跟郭沫若联手。可惜鲁迅到广州,郭沫若却奔赴了“北伐战争”的前线。现代文坛“双子星座”,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终于“缘悭一面”,失之交臂。

但这个遗憾可以弥补:我们不妨把《凤凰涅槃》和《补天》放在一起欣赏,那么中国新文学如同日出一般磅礴壮丽的开篇,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新文学的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处境和使命:生命的诞生是一次性的,生命的更新与再造却永无止境。

2018年11月28日初稿

2019年4月13日改定

郜元宝,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鲁迅六讲》《汉语别史——中国新文学的语言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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