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纵横】周彦文：诗人的神性（下）
周彦文：1944年11月14日生，陕西府谷人。笔名:周倜、文吉等。曾任新闻出版署理论处处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广州出版社图书发行中心总经理、编审、《广州文艺》主编。著有散文集《愿借明驼千里足》、《我有同学是贪官》、《大漠情思》、《荒漠沉思》、《处女海》、《人生小语》，纪实文学《对疯狂的引导》、《沙漠惊魂》等。《请别再说这样的神话》获广东省书评一等奖。被公认为中国新时期杰出的散文家和出版理论家。2015年1月28日病故于北京解放军307医院。
诗人的神性（下）
纳兰容若和曹雪芹唱出末世的挽
明清两朝，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连“似曾相识燕归来”也没有了。“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人们热衷于科举做官，陶醉于三寸金莲，或者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做考据之学。只有纳兰容若和曹雪芹，敏感地唱出末世的挽歌。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这是纳兰容若的《采桑子》，全篇弥漫着伤感悲凉。纳兰容若是明珠的大公子。明珠是康熙的宠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纳兰容若集最高的官二代和最阔的富二代于一身，他的诗词怎么会伤感悲凉呢？而且不单这一首，他的全部诗词都弥漫着这种伤感悲凉的氛围。不是说“文穷而后工”吗？怎么纳兰容若例外呢？还有曹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纳兰容若和曹雪芹为谁而哭，为谁而悲呢？
纳兰容若和曹雪芹分别是17和18世纪的人。世界上，英国早在13世纪就颁布了《大宪章》，创立了国会。整个欧洲15世纪展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西方文明开辟出如日中天的崭新气象。可是，入主中原的满清本来生产方式就极为落后，却依然沿袭没落的朱明王朝的旧制度，在人类前行的大潮流中维系自己少数人的统治。如果说，早先几次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给儒家文化增添了新鲜活力，那么这一次不行了。
当康熙大兴文字狱，实行野蛮文化统治时，彼得大帝化装成学徒带领他的团队，到西欧考察，学习造船术和新的制度。原本落后的俄国，一跃而成世界列强。夸耀康乾盛世的人，其实是只见中国树木，不见世界森林；是小处精细，大处糊涂，毫无全球意识。为康乾唱赞歌和为慈禧唱赞歌，没有本质区别。对世界历史潮流的走向，当时普通人感觉不到，而伟大的哲人和诗人感觉到了。诗人之痛非一己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文明坎坷衰落之痛。
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论法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理论。乾隆却撰写《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美国和法国也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直到辛亥革命，世界舞台上再没有中华文明的戏了。放眼清朝，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文字狱迭起，怎么能不“万马齐喑究可哀”呢？纳兰容若和曹雪芹都是在为时运的衰落而惆怅悲歌。
瓦特发明蒸汽机，英国工业革命，《红楼梦》成书，都发生在18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曹雪芹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大作家卢梭、狄德罗是同时代的人，这既让我感到惊讶，也感到困惑。让我联想到为什么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老子、孔子都出现在公元前的同一个历史时期。那时世界处于互相隔绝状态，彼此信息不通。莫非诗人和哲人真有第六感觉、第三只眼睛？一个国家的前进，真的不能脱离整个人类前进的步伐，人类发展真有互缘相通的共时性吗？国际精神分析学学会第一任主席、心理分析学创始人荣格，在研究中使用了“典型经验”、“同类经验”和“历史进程”等概念，犹如康德使用“人类共同原则”，其实就是中国农民的谚语：“女大当嫁，男大当婚。”
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个人潜意识始于娘胎，集体无意识从久远的原始社会演变、延续而来。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蛰伏于作家和诗人内心。人们说创作中“如有神助”，获得了“灵感”，常常是这两者在刹那间机缘巧合的苏醒。我们回头读大李杜、小李杜的诗，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为什么“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词句，出自北宋词人的笔下，而不会出自盛唐？纳兰容若和曹雪芹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华文明的集体无意识在他们身上的积淀和曲折反映。他们忧郁的反躬自问和自省，既是与未来对话，也是与历史谈心。
《红楼梦》的梦是什么涵义？梦是人一生无法斩断的与另一个世界相通的脐带。有人对无师自通不理解，其实那是在梦中学到或领悟到的。有人在梦中领悟了作诗，有人在梦中领悟了书法或绘画的奥秘。梦的脐带联系了个体与类的生命，类的潜意识出现在你梦的屏幕上。你始终不是孤立存在的，梦与你同在，整个人类与你同在。正像鲁迅在文章里多次写道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接生婆切断了你与母亲的脐带，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切断你与类的脐带。先前切断的脐带曾让你吸收母体的营养，梦的脐带让你吸收整个人类的精神营养。谁说《红楼梦》反映的理想，不是人类整体的理想呢？
个体是积淀着个人潜意识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载体，作家和诗人能够将它们诉诸语言释放出来。一个作家和诗人只有进入个人潜意识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状态，天才方成其为天才。 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其成为工具。作家和诗人不是实现个人目的之人 ，而是一个实现伟大艺术目标的人。
真正的诗是神谕，诗有预言的功能
《圣经·旧约·诗篇》的不少诗句，在后来的《圣经·新约》里，从耶稣口中说出，既得到证实，也暗示诗是神谕，诗有预言的功能。
恩格斯称英国诗人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雪莱的《西风颂》中有名言：“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顾随先生将它翻译成古体诗：“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雪莱30岁溺海而死。
德国犹太诗人海涅和马克思是朋友，看到巴黎公社轰轰烈烈，痛哭流涕说：“我所钟爱的艺术完了。我同情革命，但我知道，有一天无产阶级会把艺术砸得粉碎。”
俄国诗人叶赛宁说：“机器王国要破坏整个大自然。”海涅和叶赛宁是先知先觉。海涅是艺术守护神，叶赛宁是大自然守护神。而我们是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因为我们既不敏感，也不敏锐。
“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有人以为是海德格尔的名言，其实荷尔德林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写入自己的诗中，是荷尔德林更深刻地预感到现代人的处境。20世纪初，人们重新发现了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说，他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研究对象，“只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作为诗的天命召唤，身不由己地表达出诗的本质”。“因为它预示了历史的时代”。海德格尔认为，由于神的缺席，人被抛弃在大地上，人类被迫选择诗人这位使者，召唤神的归来。神亦看重诗人这个“中介”，替神宣谕生存的尺度。在贫乏的时代，诗人意味着去注视诸神远去的踪迹，在世界之夜歌唱神性。
狄尔泰认为荷尔德林犹如人类的尊严，纯洁的心灵献给了万物的神性根基。对荷尔德林来说，诗人的职责就是在神和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这不禁又让我想到那个古老的“巫”字。
尼采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先知型的思想家。他强烈地预告了人类在20世纪的精神困境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都受过他的影响。刘半农甚至说鲁迅是中国的尼采。尼采竭力发现人的神性，或如弗洛伊德说的“超我”，高举神性的大旗，带领人们冲出平庸、实用的世俗理性的束缚。但也很不幸，他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为纳粹提供了思想资源。他的结局和荷尔德林一样，最后成为疯子而死去。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为拜伦专列一章
诗人拜伦是位瘸子，但无论女人或男人，热爱拜伦都能达到狂热的程度。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竟为诗人拜伦专列一章。罗素在书中写道：“在比以往看来重要的人当中，拜伦应有一个崇高的位置。”“拜伦和许多其他重要人物一样，当作神话人物来看的他，比真实的他重要。看作一个神话人物，特别在欧洲大陆上他的重要性大极了。”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有次在意大利，听说拜伦要出席一个音乐晚会，便不顾一切赶去一睹尊容。在那个音乐晚会上，司汤达根本无心听音乐，而是一直盯着拜伦。事后说，拜伦的皮肤就像大理石里面点着灯。他没听到音乐，但看到了音乐。
在另一次盛大的宴会上，进来几位富翁和将军，人们像没看见，可是拜伦进来，立即全场起立，欢声雷动。
那宴会上的人们是否想说：“世界上可以没有将军和富翁，但是，不能没有诗人。”
诗人的神性并非“皇帝的新衣”
苏曼殊有诗云：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
自是神仙沦小谪，不必惆怅忆芳容。
中外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走了，乘风归去了。不必回忆他们的芳容，还是品味他们的杰作，继承他们的精神吧。 《孟子·尽心》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 在我看来，这是伟大诗人的神性。伟大诗人的神性并非“皇帝的新衣”，而像大海、蓝天上的航线，像人体内的经络，是客观的真实存在。
人类的历史，依次经历的是：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和物的时代。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是神的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英雄的时代，直到按照科学、民主的理念建立现代国家，才进入人的时代，不久又进入物的时代。中国的情况特殊，夏商是神的时代，到周朝企图直接进入人的时代，结果出现了春秋战国分裂局面。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满清灭亡，两千年的中国经历的是半神半人的时代。皇帝是天的儿子，民众是皇帝的子民。打倒皇帝做皇帝，这是一种超稳定结构的恶性循环。人类的历史是神性和人性此消彼长的历史。神的人性多了，那么人的神性才能多起来。
毫无疑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人性的时代，即人的时代，但是，神性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消失，最伟大的诗人是最有神性的人。古罗马著名学者塞涅卡说：“真正的伟大，即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人的神性就是凡人的脱俗和人的尊严，不仅伟大的诗人有，其他行业的人也有，如神医、神兵等。这样的人就是老子和庄子说的“合于天道”的人，就是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人，也是鲁迅说的“立人”，而不是匍匐在地的人，不是那些在上班时还未从昏睡中醒来的人。
但丁在地狱之门发现并聆听《神曲》，波德莱尔在坟墓后面寻找和挖掘《神奇的太阳》，困惑于荒原的艾略特寻找“圣杯”和拯救的水。我将自己书写鄂尔多斯的诗集命名为《神的花园》。
让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在数字化的纷乱中摒弃那些虚假的偶像，回归人性的尊严；在物欲横流，精神贫乏中见证诗性的真诚，见证心灵的价值，让心灵的信仰进入生存的真实。
这是沉沦中艰难的超越。（2011年写于京华老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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