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篆刻学》：深入理解了黄牧甫就是理解了“黟山派”

在介绍完“邓派”之后，邓散木先生开始转头介绍黟山派，这中间其实漏掉了赵之谦，因为先生将赵之谦简单地归入“邓派”印人了，实际上，赵之谦在篆刻史上的历史地位要重要得多，我们暂时依照《篆刻学》的顺序，但要在心里记得这里空过去了一位特别重要的印人没有细说。

（邓散木《篆刻学》黟山派章节）

如邓先生所说，开黟山派的是黄士陵。

黄士陵（1849-1907），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号黟山人、倦叟，倦游窠主。青年时书斋名蜗篆居，中年一度名延清芬室。

（黄牧甫）

黄士陵清道光二十九年出生于安徽黟县黄山村，所以，黟山派这个名称，既来源于黄牧甫的号，也源自创始人是黟县人。

邓先生介绍黄牧甫印风相对简单：

师承在吴、赵之间，亦邓派之旁支也。白文多摹悲盦，挺拔过之，偶似秦玺，颇有古趣，朱文杂取权量诏版泉币文字入印，鼓刀直入，犀利无前，腕力之强，一时无两。子少牧颇能传其家学。李桑其高弟也。善守师法，时出新意，惜以局处南服（南服即南方，古代王畿以外地区分为五服），所传未广。

说他师承在吴、赵之间，这里的吴，当指吴让之，不是吴昌硕；赵当然指赵之谦。实际上，他的刀法学吴让之较多，而章法及印学风格学赵之谦较多。因此说他师承在吴赵之间是合理的。

黄牧甫算是职业印人，他从八、九岁开始操刀学印之后，大部分时间在鬻印自足，他有一方印，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黄牧甫和他的“末伎游食之民”）

他在边款里说：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漂零，藉兹末技以糊其口。……

也就是说，他早期的学印条件是非常差的。直到1882年他34岁时，移居广州，他接触到了更高层的学者文人，他的印风开始走向成熟，再到1885年他获得了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学习的机会，此后两年，他的学问大增，获得了名家的指导，又亲见了大量的金石文字、秦汉印章等古器物，眼界大开，使他的篆刻获得了大量的印文篆法素材和印面形式借鉴。此后，他走向了赵之谦开创的“印外求印” 的广阔道路。

简言之，在40岁到59岁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印风完全成熟并且走向创造期。

他在国子监学习这一段时期非常重要，他深刻地意识到了文字学的重要性，他曾经有一方印，印面文字是：

(黄牧甫：“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

这句话出自《说文解字》，这是他字法上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印面文字，每一个字的字法全部有准确的出处，决不穿凿附会，决不不求甚解。他有大量的印作，在边款里提到印面文字某一字出自某处，即缘于此（印例很多）。

实际上，正是缘于这样的自我要求，使他具备了学者气质，也使他真正从一个江湖印人走进篆刻家的行列。

黄牧甫另一个重要理论进步来源于赵之谦，他完全契合了赵之谦的艺术立场（他不止一次在边款里提到赵之谦的印学理论），进而不拘泥于古铜印斑驳之貌而求自然健爽的刀意，不拘泥于汉印模式而广泛地走向“印外求印”。比如：

(黄牧甫：“季度长年”及边款）

“季度长年”的边款里说：“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他主张光洁，主张在学习汉印时学习汉印未经岁月剥蚀的本来面目。

（黄牧甫光洁的印面）

黄牧甫在印学上的创新是他将吉金文字引入篆刻。正如黄牧甫的弟子李尹桑所评：“悲庵（赵之谦）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为什么是创举呢，因为三代以上的吉金文字也存在“印化”的问题，正如赵之谦解决了秦汉碑版、权诏、镜铭文字“印化”入印一样，黄牧甫解决了钟鼎文、诏版文、权量文、货币文、铜镜文等文字“印化”入印的问题。比如：

（黄牧甫：“锻客”）

边款里说：“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说明黄牧甫在吉金文字入印的印化中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的。

黄牧甫还有一点值得学习，就是他在刻印之前，在印稿设计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他在“国钧长寿”边款里说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刻一方印，要设计几十稿印稿，这是何等的耗费心力啊。

（国钧长寿印及边款）

总结一下：黟山派的学习，可以忽略对黄少牧、李尹桑的学习，因为他们有创造性的东西不多，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对黄牧甫的钻研学习上：1、光洁为主的印风；2、将上古文字印化入印。3、在篆刻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印稿的精心设计上，而不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刀法锤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