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哈拉帕（之四）
经过艰苦的谈判，现场联合办公终于有了一个一致的结果：安保原则不能变，条例更不能减少，但可以分担，各负其责，每个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什么围墙、铁丝网、探照灯等都由阿托克安全局、警察局等单位负责，而我们只需在发掘的探方周围用彩条布建一道围栏就行。护卫军警及车由阿托克警察局负责，我们只需雇佣五名保安人员用以增强我们驻地的安保即可。最后阿托克安全局局长对我说你们明天就可以开工了，听到这话，我喉头发紧，膝盖发软，差点跪下！巴铁啊！
只要能发掘，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西来的路上唐僧遇到了多少要吃他的妖怪？不正是这些妖怪成就了唐三藏吗？这碗鸡汤说什么也要干了。近20天的煎熬日子居然过得不动声色，平静如水，事后有人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想哪有怎么做一说，还不是死马当活马医，熬呗！事实上我至今不敢翻看这十几天的日记，一把辛酸泪！这些日子里每天何止一万头草泥马在心中咆哮奔腾！
至于以后能发掘到什么姑且不谈，只要能开始发掘，就已成功一半！感谢巴铁予以中国家人般的安保护卫，感谢阿兰死缠烂打的努力，更感谢整个发掘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忍耐！守得云开见月明，前面的路亮堂了。
这个围挡主要是给阿托克安全局看，具体能否起遮挡作用，我们不太在意。
耽误这么久，我们已经等不及要开工，第二天不仅设好了围挡，民工也已找好。
民工大多数来自塔克西拉，个别是附近的农民，他们都是自带午餐，吃饭时席地而坐，围成一圈。
军警保安也已到位。
军警位置、职守以及责任似乎都有明确的分工，这几个显然类似足球场上自由人的位置。
除了自由人外，制高点，以及四个方向都各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军警或保安。
这里文化堆积很丰富，开工后第一天就出土了哈拉帕文化的陶手镯、陶片、石器、细石叶等，一件竟然是完整的陶罐！此外，还有几颗玛瑙与绿松石珠子饰品，这使我们大喜过望！各种珠子是哈拉帕文化的特色，而哈拉帕文化则又是巴基斯坦史前文化的特色。
各种珠子包括石珠、骨珠、料珠等人体装饰品，都成为哈拉帕文化的特色之一。哈拉帕的珠子包括玉髓珠（Carnelian）、陶珠（Terra cotta）、皂石珠（Steatite），玛瑙珠（Agate）、费昂斯珠（Faience）、青金石珠（Lapis）, 蛇纹石珠（Serpentine）,石榴石珠（Garnet）, 天河石珠（Amazonite），以及海贝珠、铜珠等。
美国考古学家马克在哈拉帕遗址发掘珠子。
这是怎样的一个绝色女子佩戴过的项链啊！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这串采用黄金、玛瑙、碧玉以及皂石制成的精美项链，代表了哈拉帕文化的珠饰精美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然而，这种与现代机器加工出来的工艺可以相媲美的珠饰却是哈拉帕人用最原始的方法与工具加工出来的。
残断的玉髓钻头和未完成的珠料坯件。
尚未完成的钻孔。从这件未完成玉料可以得知哈拉帕人使用管钻进行钻孔。
专门研究哈拉帕珠子的马克在对比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珠子和哈拉帕珠子后认为，两者之间加工方式和技术传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二者之间究竟谁影响谁呢？这恐怕还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确认，不过与珠子相关和经常共存的另一件东西却能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蛛丝马迹，这就是海贝，英语称cowry.我国最早出现海贝是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发现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或者叫宗日文化。以前认为这种海贝来自中国南海，而现在的最新研究校正了这个错误认识，这种海贝只产自印度洋和红海。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出土的海贝，应该来自印巴次大陆，而海贝最早发现于中国腹地的青藏高原而不是东南沿海地区也证明这一点。
横亘在中国与印巴次大陆之间的喜马拉雅山一直被认为是一道地理屏障和文化障碍，阻隔了远东和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往来。然而，像海贝以及“之一”中谈及的瘤牛等考古学资料证明，喜马拉雅实际上恰恰是一条文化通道。
哈拉帕文化的珠子至今仍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在克什米尔地区，很多土地承租给文物贩子，文物贩子在这些文物富矿土地上只找两样东西，一是哈拉帕珠子，其次是罗马和萨珊王朝等钱币。
这种手持金属探测器恐怕只能探到钱币，而无法找到珠子。
寻找珠子的最好办法是挖掘。文物贩子探寻珠宝的经验要比考古学家丰富得多，也比考古学家要吃苦耐劳得多。不怕苦，不怕死，坚韧不拔。
在这种地方无论寻找珠子还是钱币，无疑大海捞针，没有超人的弘毅坚忍与耐心细致是无法坚持的！
尽管文物贩子与考古学家有着天壤之别，但两者长得都差不多，只是做工作的方式和目的不一样。
这是考古学家，是不是长得跟文物贩子很像？
但有一点大不同是可以肯定的，考古学家一般颜值很高，即便是民工也是如此，这位帕坦帅哥是我们工地的颜值担当。
也可以不帅，但绝不能有丝毫的娘娘腔，这几个都是些很man的帕坦汉子。
最关键的是贫乏的物质生活丝毫不影响他们乐观的精神生活，随时可以在工地上载歌载舞，毫不做作。何以解乏？惟舞惟歌！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我们的女考古学家，穿上巴基斯坦的传统服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工地上的风景。在这些如花似玉的女生指挥下，男性民工格外好使唤，都是争先恐后地干活。
整个伊斯兰的风俗是在外抛头露面干活儿的都是男性，他们内外兼修，粗活细活都能干，做田野发掘是一把好手。最关键的是，没有一个人偷懒的，他们似乎没有偷懒的概念。货真价实的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
实际上不但中国，巴基斯坦人也经常把考古学家与盗墓贼傻傻地分不清。今年我们发掘土墩东面的一块平地，这块地已经被当地人辟为农田，主人叫Azam Khan。听说我们要挖这块地，主人非常兴奋，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我们与他谈青苗赔偿时，他说不用赔偿，算我投资吧，以后你们挖出什么宝贝，分我一些就行了，听得我们瞠目结舌，面面相觑！我们后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释我们不是挖宝淘金的，我们挖出来的文物全部归巴基斯坦国家所有。Azam Khan死活不信，他说前一阵刚有人在遗址的土墩下面挖了很多银器，市场上卖了个好价钱。阿兰向他解释我们是考古学家，是研究历史的，是对巴基斯坦有好处的，最后他相信了，并凛然大义地说，你们挖吧，我不要钱了！
地主Azam Khan，算是高富帅。
他不但有地，有房、有牛、有车，还有拖拉机🚜。
除了珠子、石器和陶器等外，第一天发掘还出土了五、六件用陶器底部加工制成的圆片
在我们要发掘的工地地表就可以采集到好几件这样的陶圆片。这种圆形陶片一般用废弃的陶容器底部制成，有的则用陶片或石片敲击或磨制而成。
这种圆形陶片是哈拉帕文化的典型器物，同时在所有时期的地层中都很常见。换句话说，这种圆形陶片最早从哈拉帕文化，甚至更早的玛哈嘎文化中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现在的问题是，它们是干吗用的？它们的实际功能是什么？
而事实上不仅在史前的巴基斯坦，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也出土大量这种圆形陶片，譬如这一件，出自山东的龙山文化，同样也是利用废弃的陶器器底制成。
不仅是史前，历史时期的地层中也出现大量的这种圆形陶片。我在三峡地区发掘汉唐遗址时，出现过大量用瓷器底部制成的圆片。
这种陶圆片也曾大量发现于半坡的仰韶文化，《西安半坡》认为它可能是刮削兽皮或切割肉类和植物的块茎等的工具，故称其为“刮割器”。后来根据圆陶片的类型学和分布特征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圆陶片是一种收割工具：综合观察带刃“圆陶片” 的原料充足、加工简便、硬度适中、发现数量大、所处“环境”为粟作农业文化、时空分布与陶刀呈此消彼长态势等方面, 可以认为它就是切割谷穗的工具, 似可正名为“圆形陶刀”。
还有人认为这种“圆陶片”是孩子的玩具，譬如“跳房子”，或者是作为计数的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上述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个人经验或逻辑理解的研究，尚无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客观材料支持。对于这类问题的解释可能还得使用中程理论。
根据民族学材料，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一种生活习惯，也可以解释这种圆形陶片之功用，即在蒸馒头时将这种陶或石圆片放入水中，以防止将水蒸干。有水时圆片会在沸水中不断撞击锅底而制造出响声，一旦水干了，锅里就不响了，这样就知道水蒸干了。但防止蒸东西时水被蒸干的说法也有问题，随便放个陶片就行了,何必费劲磨成圆形？而且何以如此大量出现？
巴基斯坦至今在中小学流行的一种运动，叫“pittu”或“teepu”（旁遮普语）。这应该是棒球或垒球的前身，玩的人分成攻守两队。攻方先用一小球（用棉、毛等制作）在5-7米开外击打一个用七个圆形陶片叠罗起来的陶片塔。陶片为圆形，最下面的最大，直径在10厘米左右，最上面的最小，直径在4-5厘米。攻方每人击打三次，不中，换人；如果中了陶片塔被打倒，攻方要以最快速度再叠罗起来，而守方则要通过用球击打攻方人员叠罗陶片。如果在叠罗起来之前被守方用球击中，则攻方输；如果在被守方用球击中之前将陶片叠罗起来，则攻方赢。
遗址地表就有很多圆形陶片，采集一些准备让附近中学的孩子们给我们表演一下。
玩teepu的攻方队员
攻方用小球将陶片塔击倒。
与球队和中学生合影
文化从来都是在相互交流、传播和影响的方式中诞生和发展，而不可能在一个封闭和独立系统中一枝独秀，所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便成为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我们身后是哈拉帕文化出土的砖砌房子。
除了上面的几个问题之外，哈拉帕文化的砖和土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坯最早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砖的出现更晚，要到西周才出现。我国史前的土坯和砖是否来自哈拉帕？
还有石家河的动物以及人物陶俑。事实上在石家河文化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制作陶俑的文化传统，而石家河文化陡然出现，这时我们便不得不考虑文化传播的因素了。哈拉帕文化继承了早期的马哈嘎文化制作陶俑的传统，各种陶俑在哈拉帕文化中很常见，而哈拉帕文化又略早于石家河文化，这样的话，我们便不得不考虑二者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关系了。这幅图中上面的是哈拉帕陶塑，下图是石家河陶塑，请注意两者之间共有的人物造型中的高鼻风格。
这种基本方法不仅可以用于上述这些具体事例和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些考古学热点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譬如陶寺的观象台的确认、文明进程的探讨、夏代的争论等。其实很多所谓考古学之谜或热点问题，放到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中，问题便不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