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为九一八纪念日，漫谈那些淡忘的抗战琐碎往事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旧照。

晋商家族里面影响较大的祁县渠氏家族，应该是近现代中国最早接触日本近现代文化的家族。

最早，满清末期，渠本翘受命清廷，为驻日本横滨领事。

后来，也正是得到渠本翘的推动、支持，山西子弟留学渐成风气，是江淮以北的留学日本、欧美等地人数最多的地区。

诸如阎锡山、孔祥熙，都是山西早年留学日本、欧美的留学生里的佼佼者。

如此，正是因为山西子弟多有对近、现代日本有着较为全面、深层的认识，使得山西从九一八事变直至七七事变，都是中国对日本侵华的民间情绪最为激烈的地区。

理性层面的认识、了解，与友好、仇视无关，与应对有关。

那时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尚无现代的家国意识。因而，如此国情、民情使然，导致抗战爆发以后摇白旗的伪军、良民之多，现在人们决难想象。

因而，如是细致考察抗战战史，不难发现，无论国共，民间，在抗战爆发后的那些最为坚决的抗战者，往往就是那些有着现代家国理念，对近、现代日本有着较深认识、了解的少部国人。

比如深谙日本文化、生活、军事的张自忠将军，即为日本人倍感头痛的对手。

其余如白崇禧、薛岳、汤恩伯等人，同样人人都是资格的日本通。

当然，鉴于当时中日既邻居且敏感的关系，中国人群里面，刻意认识、了解日本的人等，也不尽然都是军政头脑，统帅。

正如日本人频繁出没中国境内一样，中国的很多致力于军事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金融救国的各界精英，也是频繁出访、考察、留学、了解日本。

民国初期，大约在1924年左右，祁县渠氏家族渠丕和受邀孔祥熙，出任了驻日中国青年基督教干事会秘书长。

铭贤学监，民国时期河南新税改革者渠丕和。

驻日中国青年基督教干事会大致是一个中国人的联谊性民间组织，同时，也是一个聚集中国留日金融精英，较为侧重现代金融、经济、贸易的专业性交流组织。

彼时，渠丕和负责干事会事务，与基督教干事会其他骨干成员马伯援、康心如等人颇多往来。

他们虽然并非军人，但是，他们各有军事救国、金融救国、教育救国等等理想。

因而，在日期间，他们多接触日本文化、经济、军事，对日本侵华野心自然有着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先说马伯援。

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经率队护送黄兴、宋教仁等人前往武昌接洽革命，后来为孙中山秘书、警卫队长，在孙中山下野后来到日本，负责青年基督教干事会事务。

有着辛亥革命和参加同盟会经历，马伯援在战略、政略高度，尤其清醒认识日本侵华野心。因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凭借在国党内部资格和人脉，奔走、斡旋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冯玉祥、吉鸿昌统帅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之间，极力推动、促成华北各界联合抗日。

抗战爆发，1938年早春，马伯援携眷从武汉、宜昌、万县、重庆辗转来到成都，一直都是影响较大的、极力推动抗战到底的民间人士。

1939年早春，可能因为相关筹办购买战时物资等事项，马伯援匆忙离渝，取道昆明，转往香港。

此后不过月余，马伯援在到了香港不久，即为沿途舟车劳顿、辗转颠沛，终于突然发病，不幸去世。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期的吉鸿昌。他在下野抵达日本之际，正是马伯援接待。

再说康心如。

他回国不过数年，大约在九一八事件前后，即在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任上，完成了美丰银行从外资到华商投资的转型。此后，康心如并将之发展成为四川境内最大的本土银行。

康心如既为金融家，也为陕西同盟会成员，因而在金融事业大成之时，即将视角投向时事。

彼时，随着中日关系在东北、华北、绥察等地日趋紧张，中日必有一战也就成为军政学商等精英人士的共识。如此大势之下，无论南京、重庆等地，人们谈论可能爆发的抗战，也就有了重庆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说法。

为此，康心如找到刘湘、潘文华等四川军政头脑协商、支持。

于是，大致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延续到全面抗战爆发，期间，美丰银行相继投资兴办了重庆最早的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以及修建重庆渝中主要街道和其他市政建设。

美丰银行这番努力，既为重庆成为中国抗战陪都，作了城市公用事业上的准备。这对中日全面战争而言，极具战略、政略价值。康心如就此也被誉为“陪都之父”。

此外，美丰银行还以贷款支持卢作孚购买江轮，发展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数年之间飞跃发展，实为抗战宜昌大撤退得以完成的主要前因之一。

因而，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等等感念美丰银行作为，连续两届将康心如选为重庆临时参议会参议长。

如说康心如对中国抗战贡献之大，实为抗战胜利的大功臣，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康心如之长孙康宏通先生为我的挚友，我们曾经多次相约去往重庆南山抗战纪念馆，游览、温故抗战往事。

然而，前不久，年过花甲之年的康宏通先生在北京街头忽然发病，晕倒街头，却因路人茫然，无人问津救助，终究是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

如今，康宏通病情严重，整日昏睡病床，其情其景，让人心忧、伤感。

恍然间，康家的故事，似乎正在划上句号。

康心如为人，人如其名，心如止水，处世圆融，被友人戏称为“泥水匠”。不过，在抗战史上，康心如为重庆建设贡献极大，也被人誉为“陪都之父”。

——诸多历史事件、人物，彼此绝不孤立。

他们相互关联、影响，以至于历史最终走向了今天。

只是，很多细节，我们都在淡忘，因而我们认为很多事情仅是孤立存在。

再说渠丕和。

从日本回国，他即为山西太谷铭贤学院服务，先后为德育主任，学监。

当时，铭贤学院除却设置农学、文学、理工等学科以外，尤其重视国际国内时事教育，以及军事、体育锻炼。

为此，渠丕和为提升学生军训质量和实战水平，专门购置一批新式步枪，子弹、手榴弹等，以供师生实弹操练。

正因为铭贤学校办校务实、致用，使得铭贤师生在当时时局纷乱态势下，相比其他华北同类学校，始终都在体格、眼界、思想等方面，占有了相对优势。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至一二九运动，铭贤学院师生听惯了窗外风雨，抗日情绪日趋高涨。

就此，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进犯太原的时候，铭贤学子愤然而起，他们以“民先”组织，借用学校20余支训练步枪及子弹，发动数百晋中子弟，组建了晋中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

因为有着长期军训的基础，使得铭贤武装投奔八路军以后，即为一支才组建，即可战的抗日游击劲旅。

其中，渠丕和在铭贤学院的学生侯维煜、郝德青、王大仁、马定夫等，更是在抗战八年间，成为了八路军之高级干部。

——抗战爆发之时，渠丕和携家小由武汉、万县而抵重庆。

与此同时，祁县渠家大院主人，被学界称为最后一位晋商的渠仁甫也携家小从祁县，撤退到了成都。

被誉为末代晋商的渠仁甫，作为“渠家大院”主人，他主持、经营渠氏家族及产业数十年，曾出资八十万两白银创办私立祁县竟新小学，以“普及教育，体恤寒素”，不收学费，高质量办学而闻名三晋，曾受到北洋政府大总统题字表彰。

抗战，尤其太原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随着太原、祁县、武汉、开封等地沦陷，渠氏家族遭遇极大的损失。

其中，渠仁甫祁县老宅，即被日军盗走多件价值连城的文物、书画及白银达40万两。至于渠氏家族在汉口的茶叶仓库、工厂等，更是在武汉会战中被战火焚毁干净。

如此遭遇，岂只一家？

日军侵华，兵戈所向，战火所及，无数民族资本、工商业企业随之灰飞烟灭。

渠氏家族撤退重庆、成都，经历八年抗战，经历亲人、故交在战乱中离世，其悲其痛，每代娓娓讲述，每次老生常谈，历史却总是如此触目惊心。

1942年，抗战进入最为艰难岁月，这一年，渠丕和病逝重庆南温泉。

当时，如马伯援、渠丕和等人，他们颇具社会影响，生活优渥，却于战乱中病故，年龄均为四、五十岁。他们为战争之苦、之难所困尚且如此，何况抗战时期亿万平常民众。

战争之苦，远非今人想象。

言归正传，再说九一八事变。

现在看去，抗战期间，晋中地区始终为山西抗战最为活跃的游击地区，山西地区始终成为华北抗日的主战场，究其因言，既有课本描述的八路军入晋作战及群众动员等主要因素，自然也有山西地方特有的诸多原因。

当时，除却地处华北、绥察边界，相对靠近东北的地理、地缘原因之外，山西自辛亥革命前后，全省各地长年广办新学，推行新风，使得山西有着较大数量的新式学生，享有“教育模范省”美誉。

同时，山西民众更富有进取朝气，实为黄河以北诸省罕见。

可以说，山西民众、学生普遍有着的现代家国理念，正是山西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爆发，一直都是中国对日本侵华反应最为激烈的地区的根本原因。

因此，当九一八事变消息最初传来，山西全省为之哗然。

闻讯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正在大连秘密接洽日本人，欲图借力日本援助而与南京一较高下的阎锡山毫不犹豫终止会晤，匆忙从大连赶回山西。

很快，阎锡山与蒋介石达成和解，出任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山西地方的“十年建设”和“造产救国”计划，使得山西军工得到较大发展。这也为后来编建山西新军提供了相当的数量的装备武器。而山西新军，则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得到快速发展的主要补充力量。

此后，山西地方提出了“十年建设”和“造产救国”计划，开始重点发展军工、重工，同时，阎锡山更是配合南京，促成了宋哲元等部开赴平津及华北驻防。

当时，除却军政高层和国共两党精英深受日本悍然入侵刺激，“九一八”事变更是深度、普遍刺激了山西民众的家国意识、救亡意识的觉醒。

此后，山西救亡运动广泛开展，各式救国团体应运而生。

其中，尤以“牺牲救国同盟会”最为著名，影响最大，即为山西地方与延安方面在西安事变之前，相互对日战略达成共识的结果。

抵抗日本入侵，实现建国、救国两大任务、 两大政治目标，也就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至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前夜，不仅广泛地孕育中国民众的精英阶层心里，更成为了国共两党相泯恩仇，实现二次合作的前提。

随笔往事，深感历史一波三折，因而更是怅然唏嘘。

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90年，收笔时，唯愿中国安好，远离苦难。

~~写作辛苦，恳言不易，望友阅读，随手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