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湾市的摇滚往事
“打口的一代正在消失，中国在变化，青年在老去，市场在蔓延，狂想、誓言、诗歌甚至自杀的冲动都被积攒起来的财产压到了箱底。记忆，像初恋一样在资讯的浪花里融化，塑料和废塑料旋转着，完成了我们的青春，现在，我们带着残缺的歌声，踩过方便面纸箱、穿破的Alchemy牌T-shirt和第一个被扔掉的避孕套，再次上路了。”
《 渔湾市》海报
渔湾市常在，少年后会无期
作者：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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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他抱着几斤重的书稿"战战兢兢进了湖南文艺出版社”，迷了一次路，说错两句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003年，他离三十而立尚早，还未开启生活而已的序幕，不知道有天也会被称为“魏大师”。他往返于长沙渔湾市与株洲，花三年多时间采访了40多支摇滚乐队，写成一本《湖南地下摇滚访谈》。“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坐着破公交车到处为湖南摇滚宣传，希望湖南的出版部门也能出点力。”那沓论斤幺的《访谈》最终未能出版。
2009年，纪录片《渔湾市》在北京首映。导演魏晓波到场，门票10元一张。
按照魏晓波的说法，本是想组一支乐队来拯救中国摇滚，无奈技术跟不上理想，萌生拍摄这些乐队的想法，弥补自己摇滚未遂的遗憾。镜头闷着南方的潮湿感，常常没电的小破DV功不可没。画面模糊、抖动、深入人群，近得让人闻得到这座素未谋面的巷子里姑娘的发香和二手烟。
长沙无异于任何一座无序却生机勃勃的城市：白日里车笛不停，爆米花机突生惊雷，老婆婆在路灯下弹起班卓琴，市场充斥着方言版的讨价还价和咒骂……
渔湾市身处其中，自带几分“地气”：摇滚演出几乎无异于当地乡民的婚丧嫁娶现场，一副喷绘，一支话筒，几把吉他和架子鼓齐活。人群骚乱得颇有喜感，穿着少数民族衣服的大姐左手叼烟，右手握着话筒，歌谈不上好听，可台下人群照样雀跃配合，起劲地消磨着夜晚大把时光。
王全根是魏晓波大学校友，参与过几个乐队，他窝在一堆啤酒杂物前唱歌,身后的墙皮横七竖八地黏着海报撕掉后脏兮兮的胶痕。
“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摇滚）。那个时候没钱，但是我想要一把吉他。有一次到县城里面，一个卖杂货铺的里面卖吉他。”那个下午，王全根兜里只有40块钱，他借不到钱，也不愿意给苦口婆心的父母打电话。“我就不想学习，学习有啥用？”
王全根
钱、学业、父母、姑娘……这些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命题让他感到困惑，而摇滚并不能纾解挚爱着它的小城青年看不到头的日常。面对镜头，王全根哭了，怀里的吉他唯对以沉默。
“每天睡觉起来，都不知道第二天起来要干什么，就混呗，就等。”
2
极端艺术性第十三乐章是渔湾市一支黑金属乐队，属极端金属的一个分支，国内的簇拥者不多。魏晓波对面的主唱晓勇一头长发，眼神躲闪。讲起自己的故事，声音平静而且善良。
晓勇
“兄弟都挂了。二老兄杀人，大老兄抢劫，吸毒，贩毒，贩卖军火。”
“我爹挂在屋子里，死了个把星期才晓得……娘急疯了。”
“一个人生活，就捡一些（吃的）……我不晓得我是怎样活过来的。”
“愤怒，要爆发出来…通过声音……”
在排练室里，晓勇的嘶吼穿透伴奏呼啸而过，让人恍惚也许他只能被这样宣泄和狂躁的音乐真正理解。几年之后，晓勇出家。如今虾米音乐仅存其一首作品，925次的播放量，0评论。尽管包含了太多话语和感情，他们也不可避免渔湾市大多乐队的轨迹，沦为不能成为“主流艺术”的终章。一位与晓勇命途相似的诗人曾写下‘’我不在乎尘世的命运，只有少许的尘缘。”不知机缘巧合，他是否听过。
3
得益于改革开放和音响技术的发展，大洋彼岸摇滚浪潮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一盘盘相对廉价的打口磁带涌入内陆，浸润了无数渴望呐喊的年轻心脏，顺便为广东不少沿岸的村民铺就了生意路。
渔湾市不缺摇滚青年，店家的生意自然不会差，批发来的打口带“便宜的500块一斤，贵的要到1500”，大多港台或者欧美流行音乐。人们将摇滚约等于崔健，魔岩三杰、披头士，而对于“地下”一头雾水。
吉玥
“地下其实跟这都一样，就是说只被一部分人接受。你走不到台前，你上不了电视台，你上不了正规的广播，正规的场合，你到不了那，这就属于地下了。但并不代表我们的东西不好，其实就说说，这整体的文化环境在这摆着呢。”美好药店乐队前贝司手吉玥从北京来到长沙搞摇滚，落脚于湖南卫视金鹰卡通频道。
彼时北京树村贫穷落后，李志自掏腰包各处兜售他的唱片，痛仰乐队在天桥下卖唱无人问津，Beyond举办了世界巡回告别演唱会，盛况空前。主唱黄家驹代表乐队向观众告别，人群报以热泪。“我绝对不希望我们中国人永远停留在怀缅过去的一些辉煌史里,这些辉煌史已经过去,我们要建立明日的辉煌史,我们要为将来做得更好。”
4
撕掉摇滚的标签，渔湾市安静而日常，很像电影《小武》中的山西小城汾阳：垃圾和扬尘随风起舞，青砖的校墙里永远有“时代在召唤”，受到热捧的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盗版音乐旺盛成长，姑娘们会因为一首歌去恋爱，乐队在周遭的热情或者质疑中特立独行……年轻人“既挂着莫名冲动又无处可去”。
然而没过多久，这座小小的乌托邦面临拆迁——如同其它在飞速成长的经济中被裹挟的小城。一夜之间，一切都与音乐和诗意无关了。农民关注拆迁款，办事区的干部关注政绩，百姓关注一己尊严，摇滚青年准备自己的方式抗争，浓重的英雄主义弥漫在落魄的街头巷口。
“别人不敢说的，你也不敢说，你做摇滚就没意义。”然而生活不是电影，摇滚抗争比起当地农民的东奔西跑更加徒劳且孤立无援。终于，渔湾市在一曲模范政府中向过去告别。这片短暂又荒败的地方曾是他们唯一的乐土，可它在大环境里并不能庇护这批青年。
幸运的是，美好药店，苦鬼，木马……一些乐队终于在别处发芽，挺立于今日摇滚大潮;而朵朵拉、黑色回忆、极端艺术第十三章……更多的名字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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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过去，新楼拔地而起，渔湾市一晃成为一座现代小区，再也不适合老友重逢，聊陈年旧事。偶尔有学生在贴吧询问它的当年，却没人能回答它最后送走的一批青年身在何方。
当年卖盗版带的店主大概谋了别的生路，挥别磁带和CD，摇滚乐和我们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网络，街头，酒吧，小型现场，音乐节...新生乐队成长如雨后春笋，注入近年来兴起的分支如后朋，后摇，实验摇滚，氛围摇滚...中国摇滚走过三十余年，正如鲍勃迪伦所唱 “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I'm younger than that now。”（昔日我曾苍老，如今风华正茂）。
独立摇滚乐队分布
而即使“苍老”，摇滚的黄金年代依旧被不断重提和缅怀，从渔湾市到北京，从石家庄到汕头。除了几多标杆式的先锋，还有人们对那个时代独特的致意。它叛逆，堕落，桀骜，包含深情却注定无法拨开浓重传统的阴影。
97年以后,主流摇滚与地下摇滚区分愈加明显。前者走向观众更大的舞台，后者则踏入金斯堡嚎叫的世界。彼时地下摇滚的思考和视野植根于与渔湾市的无异的乡土，那里城市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冲击为初期创作提供了大量土壤，未成体制的审查和相对的自由也让乐手尽情探索摇滚的支路；而如今，摇滚乐越来越依赖专业设备，唱片公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流量。
在庞大的现实面前，只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摇滚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如今即使境况大有改观，地下摇滚依然无法为如此规模庞大的从业者解决生存问题，少数人作为受众主流也难以承担大量的消费。
现下大红大紫的痛仰乐队，在2000年前后接受采访时还抱怨，街头卖唱一晚上只挣了“他妈的四块二。”而痛仰依旧是幸运的。滚滚大潮里，一大批优秀乐队直到解散很久之后才逐渐等到迟来的掌声:超载，尹吾，joyside，粉笔线，哪吒，盘古，腰……
“今天只有残留的驱壳，迎接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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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渔湾市》像极了长沙版的B级片（全名为《B级片：西柏林的欲望与声音1979-1989》记录了柏林墙倒塌前西柏林青年的摇滚生活）但尽管对明天怀有同样的茫然与不安，Mark Reeder 的眼中却是西柏林充满青春的躁动和宣泄，自由和光明。
一面是柏林墙的倒塌，一面是渔湾市的强拆。一面是东德失业人群的入侵，一面是长沙理想主义者的离去。两个导演在不同时空里，透过此中未眠夜，喝不完的酒，带不走的姑娘，如相对晤。
2016年，满头白发的Mark因成都一支新乐队（秘密行动，stolen）来到中国，开心地说成都像另一个柏林，对这里的摇滚充满希望。
而彼时的魏晓波早已回归家庭生活，在各个城市兜兜转转，不再提起摇滚，只是重复着生活而已。
影片结束之前，行为艺术怪诞而孤独上演，小孩子吓哭，镜头里只有一双双凉鞋和不明所以的鼓掌残声。
正如摇滚乐评论家颜骏所说，“打口的一代正在消失，中国在变化，青年在老去，市场在蔓延，狂想、誓言、诗歌甚至自杀的冲动都被积攒起来的财产压到了箱底。记忆，像初恋一样在资讯的浪花里融化，塑料和废塑料旋转着，完成了我们的青春，现在，我们带着残缺的歌声，踩过方便面纸箱、穿破的Alchemy牌T-shirt和第一个被扔掉的避孕套，再次上路了。”
被问起对未来有什么期待，木马乐队前成员何山说，“有一份好的工作，有健康的身体，有一份美好的爱情。”
渔湾市常在，少年后会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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