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23 ：《关于<铁木前传>同韩映山的通信》

关于《铁木前传》同韩映山的通信—— 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之23

阎  纲，男，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

你在散文随笔的创作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你的《我吻女儿的前额》和《美丽的天亡》，我几次拜读，每次都流下泪水。我认为，这样的文字，将成为传世之作。——屠岸

阎纲那些追忆性的作品，以独特的角度回顾文坛沧桑，韵味深长。——陈忠实

阎纲散文的风格是平易，是亲切，是坦率，是真诚，是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和潇洒。他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不落俗套，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他的散文属于那种有价值重心和意义指归的散文。——李建军

李林荣教授写道：阎纲的散文聚焦于人，着力于情，世态人心众生相，尽显爽直话语中。他的杂感体例各异，内审已、外观物，关切民风，描准文坛，映衬出的是跨世纪数十年来的风云变迁。

作家杨闻宇说：阎纲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解剖人性。他所执的手术刀似比孙犁的锋利、明快。

“微风读书人”魏锋说：阎纲散文七个字：老辣、简约、有风趣。

阎纲同志：

孙犁同志来信让我看看《鸭绿江》1979年12期上您给他的信，我找来读了。读后，非常兴奋，禁不住给你写这封信。

我以为你对孙犁同志作品的评论得是非常确切的。我从少年时期一开始接触文艺，就喜欢读孙犁的著作，并不知不觉了受了他的影响。例如《铁木前传》，有的章节几乎都能背过。你对他的赞扬，我非常同意，说出了我想说而不会说的话，如“……远离‘政治’却不得不透出爱憎的境界……一部作品，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

素常，当我问及孙犁同志，为什么当前有些作品只能轰动一时，过后不久，就烟消火灭了？他笑了笑说：“我多年的经验就是，写东西离‘政治’要远点。”他说了以后，我思索了好久，但没有完全理解。看了你的信，使我加深了理解。我以为当前文坛上，有一种不正之风，把文学当作解决一时问题的工具，以为只要说出了当时人们心里想说的话，或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就算是好作品，评论家也就大捧而特捧，使作者得意忘形，狂妄自大，到处演说，谈经验，且跻于高位。这种风气，很容易影响一些初学作者投机时代，迎合气候，不去本分地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真诚地从事创作。所以，现在文坛上产生的一些作品，使人看到的不是生活，而是“政治”，更谈不上生活的美。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能让人看一遍，甚至一遍也不看。

孙犁同志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并引起他很大的烦恼。他在给您的信中，末尾有几句，不知引起您的注意否？

“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艺术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昙花一现。”

这是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经验之谈。

因为看了您的信，一时冲动，写了些天真的话。请勿见笑。

最近百花文艺出版社编选了我的习作《紫苇集》，孙犁同志给写了序言。因为以前未和您联系过，又不知您的详细地址，没寄上请教，等着您来信后，再把拙作寄上。

不知您的身体恢复健康否？

敬礼

韩映山 1979年12月27日于保定莲池

1985年春，孙犁先生和韩映山在多伦道寓所。刘宗武/摄

韩映山在孙犁家做客

韩映山同志：

收到您的来信多日了，非常感谢您的关心。您是5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作家，信中讲的是经验之谈，应该受到尊重。

在致孙犁同志的那封信中，我写了这样的话：读完《铁木前传》后，“我进入一个生活境界，远离‘政治’却不知不觉透出爱憎的境界。然而，它绝非‘轻音乐’。它是风云时代人情世故的生动写真，如音乐之悦耳，却非一味的轻松。当一部作品其中作者的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从来信看，您对这些话——特别是文艺要“远离‘政治’”的话产生兴趣，而且就此请教了孙犁同志。这样一来，更启发我对自己提出的这个论点作一番较深入的思考了。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你们搞创作的人这样关心它，适足见其对于创作影响之大。

以往多年，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阶级文艺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毋庸冒犯的天条，细究起来，又鉴于大量失败的教训，这个口号容易导致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也易于为江青之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艺术家，理应是思想家、政治家，他们奋斗、写小说、写诗、画画以及编戏的意念和倾向性，很难同他们的政治追求、政治倾向截然分开。诚然，文艺家不能脱离政治，但文艺应独立于政治。文艺不是政治的附庸，只能绝对地听命服从，规规矩矩地作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文艺可以为政治宣传，也可以为政治开路；政治可以走在文艺前面，文艺也可以走在政治前面。它们之间可以独立思考，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反相成；也可以相互“远离”，看起来好像井水不犯河水，这正是文艺的特性之所在，力量之所在，因此，它是政治等所不能替代的。在认识社会、反映生活上，文艺和政治一样，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彼此之间并没有高低尊卑之分。一定要说文艺为什么服务的话，那么，应该说，文艺不是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为人生服务，为人民的认识活动和生产实践服务，为人民的劳动和欣赏服务，归根结底，为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这样理解，大有利于文艺放开手脚，大开眼界，解放思想。

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把意识形态叫做“高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相比照，文艺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要曲折（原文下有圆点）得多、广泛得多，它不但反映政治，而且反映哲学、法律、道德、伦理、心理，以至于思想、感情、经济、全社会。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里写道：“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否则把上述理论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这些话，对我们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启发极大。

恩格斯非常推崇巴尔扎克，他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时，着眼于法国当时的整个社会，而不仅仅看到法国保皇党的政治命运。“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以至于“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就是面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文学与艺术！

巴尔扎克自己的话，也不谋而合地为恩格斯上述的观点做了生动的注脚。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

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学家，我只能当他有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格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政治，然而，它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偶然得多。它“高”“浮”在多层建筑之上啊！因此，我在信中说文艺应该使人“进入一个生活境界、艺术境界、作者和读者完全平等的境界，远离‘政治’却不知不觉透出爱憎的境界”。

这样说对不对？还需作何阐述？请您多加指点。

让我们再以《铁木前传》为例。

《铁木前传》的语言和风格是迷人的，它像蜜，香甜粘人，像春风拂面，富有生气，周身舒畅。然而，《铁木前传》的成就主要不表现在语言风格上，而在处理文艺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巧妙地、曲折地、侧面地、偶然地、形象地、非政治式地反映生活的面貌上。孙犁以这部薄薄的杰作告诫我们：艺术不是政治，太直、太露、太硬、太凶都不好，要学会写个别、写偶然、写形象，甚至写侧面、“言不及义”，不然，于艺术之道没有入门。

打开《铁木前传》，果然，我们不知不觉进入生活的境界，而不是走进教室和礼堂。这里是童年的回忆，是对生活的好奇和热爱。这是怎样的生活、这生活将怎样影响纯真的灵魂，它有趣吗？要是没趣，孩子们为什么“成群结队跑了进去”？那木匠咝咝的刨木声，那铁匠丁当的锤打声，引得生活万相扑面而来。接着我们看到：灌田鼠，搓花生仁，煮老豆腐，卖牛肉包子，逗鸽子，玩鹰，打造新车，“谁是小母狗”的一场恶战。青年钻井队的炉火，省干部的奇遇，青年团的活动，铁木两家的吵翻，泼灭了的炉灶，还有什么“养老腾宅”、“行围射猎”等，我们听到人们说的话：“明年把孩子带来吧”，“我那女儿也是九岁，她要向你叫哥哥哩”，“亲家，我不是到你这里逃荒的呀”！“大伯，你就在这里常住吧，晚上我们抱柴来给你烧炕”，“我是来了解人的”，“现在他就不能完全猜出这位女人的心情”，“有一个尼姑，曾经吊死在这里。她会吹笙，长得也很好。”……这些都是政治吗？不，都是生活！

作品的环境背景是农业农业合作化运动，作者孙犁对合作化运动显然抱有满腔的热情，但是非常奇怪，在《铁木前传》里可以说没有写农业合作化运动，起码没有直接去写，然而，你会感到中国农村、这个庄子、这些家庭、这群老少、这对朋友，正在发生一种什么变化，正向着一种什么境界靠拢，人们中间出现一种什么神奇的意识啊！它正冲破传统，又继承传统，使人由衷地感到党和农民间爱的存在，它不是政治，它大于政治。

再如小满儿，她伶俐又放荡，热情又狡黠，美丽又危险，陶醉于青春又急于葬送青春，热爱生活又玩世不恭，生活没有像九儿那样给予她好的命运，但是她透露了生活的复杂性，生活的光明又在向她招手。这是政治么？不，这是生活！小满儿是典型化程度较高的特殊形象，是孙犁在生活中独特的发现，是他艺术生涯中的杰作。我不相信这一成功的形象是政治的产儿，归根结底，她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结晶，是生活的产儿。

完成了小满儿的塑造之后，作者这样结束他的“前传”：

黎老东隆重出车，送走了六儿。

“在十字街口，村长拦住了他，和他说了加入合作社的事……黎老东好像完全没有听进去。”车过大沙岗，小满儿从一棵杨树下站起来，“爬到六儿的车上去了”。

九儿回到家里，傅老刚说：“村长愿意我们也加入，说是社里短不了铁匠活儿。”“我愿意加入。”女儿笑着说，“这是最好不过的事”。

月亮很圆，很明静，九儿在院里停了一会儿，听了听父亲吹灯躺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她的心也明快平静下来，她觉得她现在的心境，无愧于冬夜的晴空，也无愧于当头的明月。她定睛观望，好像是第一次看清了圆月里那只小兔儿的可爱的活泼的姿态。

童年啊，“你的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

《铁木前传》至此结束。这就是作者所写的中国农村重大的政治事件，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铁木两家的友谊和破裂，把这一切透露得、暗示得明明白白，尽管读者连合作社的样子也没看到，尽管合作社好在哪里作者没有明写，这，是不是共产党员孙犁“远离‘政治’”的妙处，映山同志？

让我们今后继续讨论下去吧。

您很幸福，一开始就接受孙犁老师的教诲，这使我只有羡慕，但是，我也有幸听他的课——听他谈话，读他的来信，《铁木前传》就是教本。

50年代就知道您的大名，可是读大作甚少。您准备送给我书，给了我学习文艺的好机会，我很高兴。

书不尽意，语不成文，这也是生活。盼多指教。  谨颂

撰安！

阎 纲1980.1.8

周总理逝世纪念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