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童谣不太正经

什么低俗，流行什么，至少我所处的少年时代如此。倒是记得一堆流行过的童谣，却上不了台面，也不好意思传播。

比如“老大死了老二埋，老三老四抬棺材”，“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被窝里放屁嘣爆米花”，“吃一锅，拉一炕”，听上去无厘头，料是截取的精彩一句。而“买只大公鸡，公鸡不下蛋，扒开屁眼看，窜出一脸稀”，“高级烟，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上茅房，不拿纸，一手抓一把高级屎”，“机关枪，带盖儿的，你妈拉屎带馅儿的”，“XXX的屁，是一股气，在肚子里，滚来滚去，一不小心出了这股气，吸屁的人，垂头丧气，放屁的人，洋洋得意”，“唐僧走路屁只管冲，后边跟着孙悟空，孙悟空，走得快，后面跟着猪八戒，猪八戒，走得慢，后边跟着沙和尚，沙和尚，挑担子，躲得山里拉泡屎，拉泡屎, 没带纸”，“春天到春天到，厕所里真热闹，有的拉有的尿，有的放屁呱呱叫”，“报告司令官，没有裤子穿，白天流了尿，晚上还没干”，“报告司令，你妈有病，今天不死，明天一定”，“XX小老头，爱打羽毛球，穿着大裤衩，露出子蛋头”之类，毫无美感，纯粹趋俗，且为低俗，怎么恶心怎么来，怎么刺激怎么来。人间孩子皆可爱，结伴而来，扎堆起哄，你说上一句，他接下一句，交头接耳，以行自娱，真就朗朗上口，津津有味。

虽无好坏，却也有趣，且具时代特征，如“咱俩好，咱俩好，咱俩有钱买手表，你戴戴，我戴戴，气死地主老太太”，“学雷峰，做好事，帮着老太太卖冰棍，卖一根，吃两根，气的老太太直抽筋”，“宝贝宝贝快长大，爸爸教你日本话，米西米西是吃饭，八格呀路是滚蛋”，“咯嘣咯嘣锵，我是李向阳，鬼子来抓我，我就跳高墙，高墙有大炮，我就钻地道，地道有小孩，我就和他玩”。此时过后，再无流传，时尚特征，大致如此。

许多童谣，源自民国，之后因政治需要而改动。《五指歌》云：“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到，见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抗战时改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转打大傻瓜，傻瓜没有子，转打小日本，日本不投降，转打大灰狼。”土改时改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恶霸地主就是他。”抗美援朝时改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他大妈，是个大傻瓜。”我只会杜鲁门这首，后来看照片才知，这是位面相慈祥老人，自己却无缘无故骂过人家。“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辆摩托车，骑到莫斯科，莫斯科地雷多，炸得老大哥直哆嗦；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买块破手表，一年走一秒”，“美国佬，鼻子高，不吃稀饭吃面包，屁股上长个包，大夫说了要开刀，看你糟糕不糟糕”，料也源自五十年代。

世间总有一些一成不变，即便禁锢期限，挡不住生理的萌动。“金箍辘棒两头亮，一男一女搞对象”，“一年级的小偷，二年级的贼，三年级的纸条满天飞，四年级的色狼一大堆”，“学习黄继光，走路不拐弯，学习董存瑞，不和媳妇睡”，“公鸡搭母鸡，母鸡笑嘻嘻”，明显带有启蒙色彩。隐约有，隐约无，小时候脑子转不开，童言无忌，且话不分场合。待吹着口哨告别童年，建起自己的私密空间，才觉脸红心跳，却是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

也有对社会现实不满者，如“理发店技术高，剃头从来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的满头起大包”，“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现实过于沉重，这些本不该是童谣的童谣，也能以此打发无聊，向来不在乎内容，能上口即可。

这一时期，文艺作品荒漠，世俗生活匮乏，人又不甘寂寞，为松弛神经，遵命文学之外，不知谁人编创出这般童谣，择其所用，投其所好，看似随口，分明考究，替一代人解了闷。文网越是密布，地下文学越是流行，总有一些破痕未被堵抹，民间口头文学即野火烧不尽的表现形态。借儿童无邪之咀传播，保释不好追责，况且其与政治无关，只与生理有涉。人性浅薄处，一错抵百好，想着法子谩骂人恶心人，定是一种宣泄，梁实秋便说：“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所谓理论内涵，皆事后附会，不乏因人而异，主观臆测。

问过一干同龄人，我脱口能诵的几首，他们那里也流行过，便纳闷在口耳相传境遇下，又是谁人传此至我所在的陬僻之地。昔时童谣尚有许多，成为记忆者，有多少是正正经经的那部分，不太正经或是人类延续至今的一种爱好。时过境迁，受此熏陶者，以后也不会高雅到哪儿，我只以自己为例。

至今仍保持着对不太正经恰到好处的喜欢，对正经八百发自内心的反感，那是种心领神会的叛逆，不可名状的不屑，此习惯自童谣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