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写作的目的是改变

写作的目的是改变

阿多尼斯

文艺报 | 王杨

1930年，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出生在叙利亚一个海滨村庄卡萨宾的一户农民家庭。十几年后，他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取了一个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的名字——阿多尼斯，发表诗歌作品，成为当代阿拉伯语诗歌的代表人物。日前，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中国，将参加由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主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的系列活动。

童年经验与诗歌写作

阿多尼斯与诗歌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给他重要影响的是父亲。阿多尼斯童年的生活环境非常艰难，称得上是赤贫：没有电、缺少水，基本的生活物资都非常有限。离家最近的学校，步行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到了13岁，阿多尼斯还没有进入学校读书。但身为农民的父亲教授阿多尼斯学习阿拉伯语，给他讲解阿拉伯的古代诗歌，也让他理解了《古兰经》。对于阿多尼斯而言，父亲就意味着一切，“没有父亲，我就什么都没有”。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穷，但阿多尼斯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他从中理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对于自然的理解与生长于其他环境的人对于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对我来说，一棵树有时就像一个女朋友；有时又像一个敞开的家，下雨时可以去躲雨，树木让我受到荫庇。天空是透明的，我们有时整个晚上什么都不做，就是躺着看星星，仿佛伸手就能向星星致敬。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浪漫关系，而是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都是人身体和四肢的延伸”。阿多尼斯的诗歌中常见的大海、天空、星星、树、风、黎明、黄昏等与自然有关的意象，应该就来源于童年与自然相处的经验。

成长于自然的经验也影响到阿多尼斯探索内心和写作的方式，他认为，一个诗人内心中深刻的东西应该是更加接近自然或者乡村的，而不是城市。年轻时，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矛盾：在乡村时对城市充满了憧憬或梦想，希望能够迁移到城市中生活；但到了城市后又发现，城市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好，反而有很多丑陋的东西，对于阿多尼斯来说，城市的梦想更多地代表了那些并不美好的东西，由此阿多尼斯意识到了现实与梦想、想象之间的矛盾。

从村庄走向法国学校

1944年，因为在总统面前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少年阿多尼斯得以接受国家资助，进入城里的法国学校读书。在青少年时期，阿多尼斯既受到传统阿拉伯文化的浸染，又通过学习法文，接受了西方教育，阿多尼斯自称，“从村庄走向法国学校，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起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为阿多尼斯打上了精神底色，并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阿多尼斯发现，在媒体上或学校里传播的阿拉伯传统文化与自己小时候了解的阿拉伯传统文化是有出入的；小时候与父亲一起读的阿拉伯诗歌，与周围朋友在学校里学到的阿拉伯诗歌也不一样。他注意到，学校里教授的阿拉伯诗歌，要么是歌颂赞美权力的，要么就是纯粹个人化的爱情诗，而父亲带他读的诗歌题材远比这些要丰富深刻得多。阿多尼斯称其为“对于传统的再发现”。他对传统的再发现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层面，还体现在思想层面，如对伊斯兰文化遗产中“苏非主义”（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等思想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阿多尼斯发现了阿拉伯传统文化中没有被官方展现出来的另一种深度，这种再发现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在了解西方文化之后，阿多尼斯能够进一步以全新的眼光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诗歌。在阅读了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后，阿多尼斯发现“苏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将法国诗人兰波称为“东方的苏非主义者”；还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苏菲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著作，揭示二者在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艺术上的相通之处。另外，波德莱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永恒和瞬间的关系，也曾经是阿拉伯大诗人艾布努瓦斯诗歌中常见的主题；还有马拉美对语言的使用方式，与阿拉伯诗人艾布泰马姆也很相似。

阿多尼斯曾说过：“我的祖国是阿拉伯语”，流连于阿拉伯古代诗歌和文化的丰厚遗产之中。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对阿拉伯文化持一种批判态度——并非是说阿拉伯文化毫无价值，而是需要重估阿拉伯文化。在著作《稳定与变化》中，阿多尼斯就谈到，阿拉伯思想文化中的稳定妨碍了前进，阿拉伯人需要发现文化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变化”的因素，这才是其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所谓的重估阿拉伯文化，用阿多尼斯的话说，就是“阿拉伯世界需要重读自己的古代遗产，把文化和宗教从政治和权力的解读中解放出来”。

将自己流放

阿多尼斯生于叙利亚，有黎巴嫩国籍，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长期定居在巴黎。在阿多尼斯的诗中，反复出现“离开”“流亡”“迁徙”的意象：“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不要把流亡地当作祖国，流亡地只是流亡地，其独特之美正在于此”。诗人似乎对于这种行动情有独钟。

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的另一个所在》一文中，阿多尼斯写道：“我生来即是流亡者，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持续不断的流亡地正是我生于斯的祖国和长于斯的文化。”对于阿多尼斯来说，这种“流亡”、“离开”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情感意义上的——“把自己从阿拉伯落后保守的文化中流放出去，或者哪怕生活在落后保守的环境中，也要在思想上将自己流放出去”。他说，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很难对今天的阿拉伯社会感到满意。当今的阿拉伯社会，仍然信奉着过去的中世纪的思想，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用品是完全西化的。生活的表面和本质有一种矛盾，表面上是现代化的，而本质上又拒绝产生这种现代化的思想和原则。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很难认同这样的环境，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从这样的环境中放逐出去，这是一种自我放逐，即使身在环境之中，也与之保持一种疏离、一种格格不入。阿多尼斯赋予“流放”“迁徙”“旅行”等词汇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就如阿拉伯古代诗人艾布泰马姆有一句诗歌写道：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才会更新自己；也如他自己所说：“我要成为我自己，就应该把自己从这个流亡地流放。不是流放到国外，而是流放在这个流亡地内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我应该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创造另一个所在。”

指向未来的诗歌

在1992年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举办的“诗歌未来”研讨会上，阿多尼斯在演讲中谈到了诗歌与时间：“诗歌没有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时间可以用诗歌来解释”。

阿多尼斯所说的诗歌和时间的关系，指的是诗歌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在采访中，他举例说，当我们谈论阿拉伯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阿拔斯王朝时，我们谈论最多的都是阿拔斯时期的重要诗人，如穆太奈比、艾布泰马姆等，很少有人会记得与这些伟大诗人同时代的哈里发是谁，人们要到诗歌中去寻找这些哈里发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是诗歌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阿多尼斯说，伟大的诗人不会是历史的随从、仆人，不会是历史的影子，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是超越历史的。我们不会通过历史事件去了解诗人和诗歌，相反，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需要从诗人和诗歌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他所说的诗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泛指一种审视的眼光。

阿多尼斯认为，一切伟大的创作都是超越现实，指向未来的。今天，人们还在阅读荷马、但丁的作品和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人们还在谈论这些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传达的都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想，一种改变的、超越的思想。在阿多尼斯看来，“诗人不是为了唱和某个原有的思想，或为了响应外界的召唤而写作”，所谓的忠实的写作是没有价值的，写作的目的是改变，不是忠实。一切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文学、艺术都是如此，它们代表的不是守成，不是固守某些理念，而是指向未来的超越和改变。“看一部诗歌或者艺术作品，与其问这个作品代表了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更应该问这个作品的价值是什么，它怎样发现了人的价值，怎样发现了未来的价值，它是否为开辟未来创造了可能性。”

确信 疑惑 提问

“确信是幼稚的，它只知道自己是怀疑的对立面。/所以它无法达到生活的水准/——作为童年或老年、初始或终结的生活。”阿多尼斯的诗歌中，经常对“确信”持一种批判或嘲讽的态度，而对于“疑惑”和“怀疑”却时常表示肯定。他还会在诗中、演讲中不断提出问题，却并不给出答案。

对此，阿多尼斯解释说，这与阿拉伯文化有关。在他看来，传统的阿拉伯文化是建立在答案而非问题的基础上，一切东西都有答案，人们可以从宗教中、从教科书中……从各种地方找到答案，一切答案都是现成的、容易的，就是没有问题。但阿多尼斯认为，人的力量不在于答案，而在于提问，只有发现不足才会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旨在改变，旨在超越。从更广的角度即人与存在的关系来说，人的存在也应该建立在提问的基础上。从这一点来说，疑惑和提问指向思考，是人有价值、有力量的表现。

具体到诗歌，阿多尼斯认为，诗歌绝非读者和其他任何事物间的中介，不会向读者提供什么答案。诗歌更是一种力量，能让读者回归自身，将他越来越深入地引入内心世界，让他向自身、向世界提问，并自己去发现问题的答案。“与其说诗歌是文学，不如说它是火焰。”这火焰应该是激发思想的火和放眼世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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