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之七：凭栏听风

“那些日子”之七：凭栏听风

我生性随和，与人相处不大讲究，因此即便是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也习惯了人们亲切自然地直呼其名。但兴许是出于礼貌，至今有些人还会称我为“书记”，一开始的原由是我担任过公司团委书记，而真正确立“书记”称谓是1996年10月，在我的职务上又添加了两个：公司纪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是党委副书记兼的）、监察室主任，同时，依然兼任公司宣传科科长。

纪委是中国特色的一种配置，原义是组织架构内的自我约束管理，且从来就和监察部门合一，是一种党内和行政监督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古时候朝廷就设御史，有“风闻议事”、弹劾官员之职责。时到如今，纪委成为了一个庞大而具有特别权限的部门，其重要的影响力除了参与党员干部日常管理，尤其在于接受举报、查办违纪案件。相关文件还确定了一种叫“双规”的特别权力，正式的说法叫“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调查涉及的事项作出说明”，即可以在掌握一定线索的情况下，召唤“有关人员”前来“谈谈”。在人们常识认知中，香港廉政公署就动不动让人去“喝咖啡”，但这是有时间上的明确约束的，滞留期一般不能超过24小时。而在纪委的“双规”中，虽然也有许多规范性的限定，如召唤对象、审批权限、执行级别、基本规制、配套规定等等，但在时间度量上比较含混。当然，并不因此就乱了法度，没有基本的线索在手，是不可以胡乱任性的。检察机关很善于利用纪委的这一规定，往往在前期联合侦察中，通过纪委的“双规”来突破受贿、渎职等类型的案件。

在纪委工作期间的业绩好坏，自己不大好评价，但自认为总体上是尽心尽责的，上级和职务所要求的事项我都亦步亦趋地做了，廉政宣传教育啊，参与干部管理啊，处理犯错违纪党员干部啊，一切照章办事。正由于职责使然，因此也渐渐地深入了公司整个管理体系的中枢，尤其在涉及干部的使用、晋升、考核、奖惩等各个方面，有了一定的参与权。但这种职务性的或居高临下、或咄咄逼人，或犀利苛责，其实与我生来与就的性格不太符合。人生多的就是无奈，无论你内心是否安然、脾性是否对路，职责既定，就必须按部就班地去努力，譬如做和尚就要天天撞钟，还得撞响了。

儿子初中是在江南中学读的，当时学校在中山路南首，那儿原先是无锡市第七中学，我曾就读的初中。当年那一片的街巷状况很奇特，中山路远没有如今这般宽敞通达，从三凤桥向南到南门一段，分成3 条道，大街通衢的中山一路，从房屋丛中辟出来的中山二路，中山二路西侧隔着一排房子还有一条弄堂，江南中学（市七中）就在那条小弄堂里。不过校园还是蛮大的，有好几排高大的教学楼和一个标准的操场。记得当年我在那儿念书时，1969年4 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当晚去集中，说是要上街游行庆贺。那晚夜色浓重，我和一帮同学就在操场的草地上坐着等候，其时政治气氛怪异，下放高潮已起，不知自身未来前途命运如何的一帮半大小子，竟然也有了超越年龄的一腔惆怅。校园里有一处古迹，叫“高子止水”，即明代东林党人高攀龙投水自沉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损毁。l978年在原址上重新清理整修，将“止水池”等恢复旧貌。

儿子上初中后开始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中午在学校吃饭。他完全不同于我们夫妇俩，极其地节俭，每天只问我们要4块钱午餐费，从来不多要一分。他的老师对他真的很好，哪门功课稍弱了点，老师比我们家长还上心，会抽出业余时间为他“开小灶”补习，而且从来没有要过如今通行的补课费。1995年，他参加中考，志愿是我作主填的，当时任性，不管不顾就填了市二中和市八中两所高中，用如今的术语来说，是“没有梯度”，不理性、不科学。好在儿子争气，总成绩全班第一，考取了市二中，当时最开心的是他的班主任吴老师。人生之交往很有意思，初中不过短短3 年，却往往给人留下了长长久久的深刻记忆，过了这么多年，吴老师依然和他们这个班级的学生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里，老宅的房子被拆迁了，我家被正式“赶离”了市中心，绵长的传承戛然而止，葡萄架下的那片浓荫和梧桐树上的声声蝉鸣，永远地定格在了记忆深处。

(图片选自友人发帖）

201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