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庙究竟建于何时？

药王庙究竟建于何时？

郁南药王庙远景（黄国俊摄）

西宁药王庙究竟建于何时？

道光十年《西宁县志·卷五·建置（下）·坛庙》载：

药王庙在东城外。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知县王锟建。（《李志》）嘉庆二年重修。

道光十年《西宁县志》说药王庙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依据是《李志》。《李志》即康熙五十七年知县李玉鋐所修的《西宁县志》。查康熙五十七年《西宁县志·卷之二·建置志》，的确是如此记载：

药王庙在城东外，知县王锟新建。

如此，西宁药王庙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似乎是铁证如山了。山人的《扁鹊归庙，刻不容缓》，就是采信这个时间。

但山人错了！跟着康熙五十七年、道光十年的《西宁县志》错了！

最早记录药王庙的是康熙二十六年张溶知县主修的《西宁县志》，该志卷之二《建置志·坛庙》载：

药王庙在城东外，知县王钺新建。

药王庙是郁南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勇华摄）

王钺担任西宁县知县的时间是康熙八年（1669年）至十四年（1675年）。如此一来，药王庙的建庙时间要比康熙四十八年至少要早34年！

张溶知县在主修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时，如果还没有药王庙，绝对不可能有这一记载，因此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说药王庙是王钺新建，是可信，没有疑问的。

关于药王庙建于知县王钺，如今还保存在药王庙里的咸丰三年《重修药王庙碑序》也直接接给出了佐证：

宁地僻处山嵎，俗信巫觋，喜用野药，凡有疾病，于古人所制医方，则置之弗道。康熙初，王君讳钺宰斯土，悯民愚，禁巫师，宣医教，因塑王像于城东，为祠以祠之。

译文：

西宁县位于偏僻的山区，信奉巫觋是西宁的社会习俗，百姓喜欢使用山野的草药，人们患了病，都不相信古人留下的药方。康熙初年，王钺担任西宁县知县，为百姓的愚昧感到担心，于是禁止巫术，宣传医学，在城东建祠庙，塑药王像，祭祀药王。

《重修药王庙碑序》中的“康熙初王君讳钺”（吴勇华摄）

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载药王庙建于王钺知县，但到了康熙五十七年的《西宁县志》却变成了建于王锟知县。这是咋回事呢？其实很简单，是编志人员把“钺”字抄成了“锟”字。两字的字形相近，一不小心，就会把“钺”讹为“锟”。

诸豫宗编修道光十年《西宁县志》时，县里保存的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已剩下了残卷，只有李玉鋐的康熙五十七年《西宁县志》。诸豫宗在他的《西宁县志序》中说：

豫宗于道光五年冬莅任兹土，求其书，则林、赵、王三志已佚不传，张志虽存，亦仅有残帙，惟李志有完书。

译文：

我在道光五年（1825年）担任西宁县知县，寻找从前的县志，发现明万历二十年、清康熙六年和康熙十二年的《西宁县志》都已失传，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虽然有保存，但剩下了残卷，只有康熙五十七年的《西宁县志》是完整的。

估计剩下残卷的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中，关于药王庙的部分内容已不存在，因此诸豫宗的志书只好跟着康熙五十七年《西宁县志》而错。

《重修药王庙碑序》局部（吴勇华摄）

但康熙五十七年《西宁县志·卷之二·建置志》只是说“知县王锟新建”，并没有说是建于康熙四十八年。诸豫宗是根据什么说建于“康熙四十八年”的呢？说白了，是诸豫宗想当然增加上去的，即古人说的“妄加”。诸豫宗的志书不但想当然地增加内容，还想当然删减内容。如关于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的编辑人员，万历二十年任西宁知县的卿一鸣在他的《西宁邑志后序》中说：

前任林侯命弟子员朱润、邹伟辈所辑西宁邑志。

译文：

这是前任知县林致礼安排县学生员朱润、邹伟等人编辑的《西宁县志》。

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总叙》也说:

润、伟等承委辑志。

译文：

朱润、邹伟等人接受知县林致礼的委托编修《西宁县志》。

朱润、邹伟二人姓名之后有“辈”、“等”，说明除了他们二人外，还有其他人。但到了道光十年《西宁县志》，朱润、邹伟后面的“辈”、“等”被删去了。该志卷十《艺文》：

《西宁县志》，明知县林致礼撰，朱润、邹伟辑。

药王庙全景（黄国俊摄）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诸豫宗的《西宁县志》说药王庙建于康熙四十八年的原因了。

历史因为尘封和其他各种原因弄错，并不要紧，当有人指出，而且证据确凿时，改正就是了。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却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坚持错误不改正。

弘扬西宁文化，首先必须维护西宁文化的纯洁性，被掺假、被歪曲了的西宁文化必须恢复原貌，这是原则，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否则，就是对西宁历史不负责，对西宁文化不负责，弘扬西宁文化必然因此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