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谈枕边书

朱永新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吗？

朱永新：和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生活。虽然父亲是一个小镇的小学老师，但是身处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同样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上小学以后，认识的字多了，就开始主动找书读。能找到的书非常少，又是在偏僻的乡村，找到的大部分是没有封皮、没有结尾的残缺不全的书，但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书中的情节还是强烈吸引着我，甚至因为没有书皮、缺乏结尾，我不由自主地揣摩书名、自编结尾，反倒激起了更多的阅读乐趣。长大以后才大概知道，那些书是《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某一类书籍？

朱永新：真正的阅读从大学开始。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录取到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政史系。由于中学时代的文学梦想，第一年，我看的最多的是《中国历代诗歌选》，从《诗经》《陆游诗选》读到《龚自珍诗选》，再看普希金、雪莱、泰戈尔，也尝试背诵了一些古代诗词与现代诗歌。大学二年级是我阅读比较自觉的一年。我的同桌刘晓东喜欢泡图书馆，看到什么好书就推荐给我。先是看历史书籍，《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再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那套“西方名著译丛”，卢梭的《爱弥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虽然许多著作并没有真正读懂，囫囵吞枣，但毕竟精神充盈。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教科书，从凯洛夫的《教育学》到列宁夫人的教育文集，看的最多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做了许多笔记。后来学校选择部分学生去上海师范大学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又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尚书》《周易》《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以及顾树森、毛礼锐、陈景磐等人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为我上世纪90年代完成近80万字的《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从远古到当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奠定了基础。

中华读书报：您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建设书香校园，为什么会有这么前瞻的眼光？

朱永新：一是和专业背景有关，我是研究教育的，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教育家没有一个不重视阅读的，甚至认为阅读是和教育画等号的。二是和我成长过程中阅读所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没有阅读，就没有今天的我。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书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吗？

朱永新：从新教育的生命叙事理论来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部伟大的传奇，有的人则是一部平庸的故事，甚至有的人还写成了事故。优秀的人，在叙写自己的生命故事时，往往是有生命的原型的。那些伟大的人物往往就是他们的生命原型、自我镜像。所以，对于我来说，名人传记是案头必备，是我为自己充电的必修课。《林肯传》《拿破仑传》《罗斯福传》、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传记……我在大学时就都读过。在人生成长关键时期，都有书起到重要作用。我曾经在《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几本关键书籍》中谈到四本书：第一本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自传《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译丛”之一），第二本是《管理大师德鲁克》，第三本是《如何改变世界》，第四本是《从优秀到卓越》。

中华读书报：您专注于阅读有什么契机？

朱永新：早在1993年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期间，我就发现大学生不读书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连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于是，我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组织专家开始研制大中小学生的书目。在调查中发现，学生不读书与老师不读书有关系，所以又增加了一个教师书目。新教育实验一开始，我们就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六大行动之首。随着实验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阅读应该是教育的基础，而阅读的关键就是读什么书。2010年，我们组建新阅读研究所，开始系统研制各类阅读书目，其中《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地图；《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中国中小学项目研究阅读书目》和基础书目里的中小学每个书目之中、三大系列之间又形成了由浅入深的阅读梯次，为儿童阅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中华读书报：庞大的书目对阅读和不同学科几乎全面覆盖，但有无可能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负担？

朱永新：一方面，我们要做减法，学校的课程要把阅读纳入，如许多新教育实验学校开设了晨诵午读暮省的课程，就要整合其他课程。另一方面，我们经常低估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很多学校提出一个暑假挑战一百万字、二百万字甚至更多，很多学生都可以完成。对学生来说，一个学习阶段读一百种书不多，很多小学生两年就能全部完成。另外还分了三十种基础书目、七十种备选书目，如果时间不够、阅读有困难，也可以选择基础阅读的书目。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同样的阅读，您总是格外有收获。有什么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吗？

朱永新：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阅读方法，一般的书，总要进行概要性的了解，有难度的还要打“外围战”，看别人的理解，通过自己的阅读验证别人的理解是不是正确。我经常会在书上做批注，经常带着问题去读书。新教育每年开一次大会，每年围绕不同的主题。如今年的主题是书香校园建设，我就阅读了《书籍的历史》《书籍的世界》《什么是博雅教育》等数十种阅读的著作。在阅读中，我要整合经典著作的教育思想、形成思维导图——不仅仅是系统阐述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六经注我”。近十年来，我开启了个人的重读教育经典计划，每天早晨读著名教育家的著作，并且把其中对于父母和教师有启发的观点与大家分享，在个人微博上开设了《新父母晨诵》的专栏，十年来，先后读完了叶圣陶、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杜威等教育家的著作，撰写了100万字左右的读书笔记。

中华读书报：您有没有遇到有难度的书？

朱永新：有。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甚至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杜威的著作，也不是轻轻松松阅读的。我虽然系统地把五卷本的《杜威教育文集》读完，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但是能不能真正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髓？我不敢说。但有些经典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要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性，要走近它、理解它、挑战它，另外，对待经典要肯下慢功夫，沉下心读，不能快速浏览。

在我们推荐的书目里是有经典的。需要帮助师生养成和经典对话的能力。但我也反复讲，不能把推荐了也不会看的经典放到里面。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教育生涯中，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朱永新：有。如中国的《论语》《学记》，陶行知、叶圣陶的著作。尤其是《论语》《学记》，从中国教育的角度来说，这两本书是源头活水，我读得多，读得细，一读再读。外国的如蒙台梭利、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的书，也是放在身边一直在读。

中华读书报：读书生活中您有什么喜好吗？

朱永新：我收藏好书，尤其是作者签名的书，大概已经积累了几千本的名家签名本。这几年，我还请名家在他们的书上写一句新教育理念：“过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一方面是请他们了解新教育的理念，同时也是通过他们宣传新教育理念。“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的模样。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希望阅读能达到什么样的理想模式？

朱永新：希望通过阅读提升全民素质，期待建设成真正的书香中国。我在《我的阅读观》提出的五个阅读理念，也是我的五大阅读理想：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密码共同价值。也就是说，通过阅读，提高个人素养与国民素质，提高教育品质与城市品位，加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公平。我一直认为，阅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最基础、最廉价的路径，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朱永新：我每天五点起来，早晨有两个小时的读书和写作时间，睡前有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早晨起来读比较严肃的、学术方面的书，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为主；睡前读文学类图书。过去喜欢看鲁迅的杂文和文学名著，看畅销榜评价很高的书籍，如《岛上书店》《解忧杂货店》《摆渡人》等；现在一般看好朋友赠送的新书，我曾经开过一个专栏叫《友人赠书》，朋友送的书我都看。还有就是图画书和儿童文学。担任主编的时候，睡前枕边书就是主编的书稿。比如“开明儿童文学书系”精选民进会员的童书作品，比如《给新孩子的中华传统故事》则是和一群专家学者、童书作家共同为新时代的孩子选编、创作的古代杰出人物故事。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教育和阅读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永新：教育的最大魅力在于无限的可能性。教育不可能用固定的程序和方法，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挑战。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通过教育你能够去实现一个人的各种可能性，这是教育最大的魅力。

阅读的魅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帮你拓展了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你可以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去对话，可以在任何一个空间生活，甚至于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阅读可以有很强的代入感，融入其中的生活，这种感觉非常享受。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朱永新：很难选。我当时曾想这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是吗？什么时候想过？

朱永新：我订了两份《中华读书报》，每期“枕边书”文章我都会关注，看别人作答的同时我想过。一是我肯定会选一本唐诗或宋词，可以每天吟诵品味，或者带上我自己主编的《新教育晨诵》，从幼儿到高中，每天一首。二是可能会把《论语》带上，因为它可以反复阅读，边读边悟，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三是可能会选《资治通鉴》，一直准备通读而没有时间。当然也可以选一部部头大一点的长篇小说，曹雪芹、雨果、托尔斯泰都可以，因为时间比较从容。

（栏目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