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八个月了，我为何还在继续做禁毒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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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6月24日开始，我入职深圳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社，成为一名禁毒社工。时至今日，接近三年八个月的时间，我还在做禁毒社工，与其他同学相比，成就不大，工资不高，空闲之时思考自己为何还在继续做禁毒社工，仔细想来或许是因为自己在做禁毒社工的时候经历了三个时刻。

第一，禁毒社工受到服务对象肯定的时刻。

因为我是做禁毒社工，我所面临的服务对象有两大类，普通的居民、学生和曾经的吸毒者、现在的戒毒者。自己在开展针对青少年学生的禁毒预防教育小组后，认识了社区四点半课堂的学生，小组结束后自己偶尔还能在六点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们，他们会主动与我打招呼，那时自己的心里是满足的。14年暑假自己在良安田社区开展小组活动，15年暑假应邀再去社区开展小组活动时，遇到14年的小组组员，组员还记得社工的名字、社工开展的小组活动，那时自己的心里是美美的，因为14年仅见过4面的组员能够在1年后还记得社工。

曾经在为一名非户籍出所学员提供服务期间，自己的岗位发生了变动，将学员转介给了同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收到学员的QQ信息，询问出所时的证明能否补办，社工联系了拘留所、戒毒所、司法帮教的同工们，也提供了拘留所的联系方式给学员，虽然没有提供实质上的帮助，但是学员感受到了社工的真心，夸奖社工热心，感谢社工的帮助。学员的感激话语，是对社工的肯定，也是支持社工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第二，禁毒社工同理服务对象感受的时刻。

那是一次出所教育中的面谈，坐在社工对面的有三名学员，小曾、小张、小冯（皆为化名），小张最为健谈，询问社工各种问题，小冯次之，询问出所后与他相关的社区戒毒，只有小曾最为沉默，只回答社工的问题，不主动交谈。在社工再次跟他确认是否需要接所的时候，小曾小心翼翼地询问社工是否可以接他出所，社工进而了解到他的家人就在深圳宝安，但是没有人接他出所，而他也不打算出所后就回家，出所后不回家这点不同于小张和小冯，所以社工继续探究他不回家的原因。

“是不是害怕回家，还是有其他原因？”，小曾的表情开始有了变化，“是的，我害怕回家，因为我入所后几个月母亲就离世了，而自己作为儿子，没有能够见母亲最后一面，我觉得母亲是因为我入所才会离世，姐姐也怪我”，“母亲的离世，姐姐的责怪，让你觉得愧疚和自责，你不知道回家后如何面对亲人”，社工发现小曾的情绪起了明显的变化，眼眶也开始有点红，这说明社工的话同理了小曾的感受，而这或许就是小曾发生改变的一个契机。

这次面谈让我印象深刻，若是社工没有敏感地察觉到服务对象的不同想法和动容瞬间，没有同理他的感受和处境，也就不会引起他的情绪变化，更不会让他倾诉埋在心底一年多的事情，那时我觉得做社工是有用的，是可以帮助服务对象的。

第三，禁毒社工身份的尴尬时刻。

说起禁毒社工身份的尴尬，我想同为禁毒社工的你们或许都有类似的经历。第一个经历，社工陪同案主前去社区警务室参加尿检，将区禁毒办制作的工牌拿给民警看，民警这样说，“我知道你们是禁毒社工，不用看工作证，我就问是谁让你们来做尿检工作的，你们又不是工作站内部的人员”，禁毒社工再向其解释与工作站、区禁毒办的关系，民警听后极不乐意地带着服务对象去做尿检，好似禁毒社工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第二个经历，服务对象在地铁站被民警查身份证，进而被带去尿检，之后与禁毒社工见面的时候就问，“之前参加每月的尿检，都有记录啊，为什么在地铁站还是会被查，而且那个民警说记录里面没有最近的尿检记录”，禁毒社工向服务对象澄清，“即使参加了社区戒毒，在地铁站也是可能被查的，民警说没有最近的尿检记录，这点我会再去问下民警，有可能是之前的结果没有录入系统”。

禁毒社工身份的尴尬，如上所说，一来禁毒社工不是工作站的内部人员，在民警看来禁毒社工不具备陪同服务对象做尿检工作的身份，二来禁毒社工又不是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员，即使督促服务对象按时参加尿检，却没有权限登录动态管控系统，及时录入服务对象尿检结果，这会影响服务对象与禁毒社工的关系以及服务对象对禁毒社工的信任。

如此说来，归纳起来，自己仍在坚持做禁毒社工是因为相信禁毒社工是有用的。禁毒社工开展的活动、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服务对象的需求，从而获得服务对象的肯定；禁毒社工运用专业技巧和服务理念，帮助服务对象倾诉出心底的苦，找到服务对象改变的契机和转折点；禁毒社工虽身份受限，却仍在尽力陪伴和关心服务对象，禁毒社工身份的尴尬正需要禁毒社工及相关部门去改善，不能因为身份尴尬就放弃，若我们禁毒社工自己放弃了，戒毒康复人员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同行者。

作者简介：

王利飞

深圳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社坂田禁毒项目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