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存在于现代化的时差里｜凤梨·早茶夜读776
776 | 读城记2020
“老北京”存在于现代化的时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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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最后一个月了，这个月的主题书是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可以说是北京研究的名著了。我记得十几年前上学时候在孔网买了一本老版，花掉五十块钱，当时已经觉得很贵了，毕竟那时候带家教一个小时也才五六十块钱。即便贵，即便书里的照片糊得跟打了马赛克似的，但那会儿也爱不释手，毕竟当时对北京城墙与城门的基本知识都是从这本书来的。现在好了，后浪2017年在这本书版权公开之后率先出了中译新版，装帧精美照片清晰，赶上网店活动，价钱也不过五六十块，十几年过去了加量不加价，绝对物超所值。
今天再翻开这本书，喜仁龙对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精心调研，细密绘图以及溢于言表的怜爱与赞美还是让人很感动。对美好的东西，感受到它的美并把它当做研究对象进行实地勘探，把它的那种美好准确地描述出来，这实在不是一般的爱好者所能做到的。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北京真爱粉，同样是北京研究的行家，侯仁之在第一次读到喜仁龙这本书的时候会手不释卷，通宵读完，并升起一种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感。
不过这一次，除了赞叹，我还关注到了一种时差，这种时差与现代化的推展密切相关。它出现在侯仁之八十年代写的中译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序言当中，侯仁之感慨梁思成提出的城墙保护设想的落空，喜仁龙镜头里壮美的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它也出现在喜仁龙笔下对民国以后热衷于新式建筑方法的惋惜：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对砖和水泥的狂热追逐在民国之后像疫病一样传播开来。由于“华丽的中央王国”变身为“人民的国家”，旧文明的艺术花朵以极快的速度枯萎了。
这话把“民国”换成“改革开放”，就成了我小时候最常听到的说辞。有趣的是现代化的时差在这里让二十年代的喜仁龙与八十年代的侯仁之（以及此后越来越多的人们）产生了错位的共鸣。二十年代喜仁龙的背后是现代化躁动推进，古老文明与城市更新迭代的欧洲，民国政府引以为傲的诸多改良与革新，只会令他感到厌倦，唤起自身所正在经历的现代化的焦虑。而塑料感、水泥感、脚手架、编织袋遍地的改开新时期，文化古城的“老北京”焦虑也更加浓烈。
1993年12月，侯仁之先生
在金中都建城八百四十年纪念会上作报告。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如何重建‘老北京’”，如果在二十年代喜仁龙已经在为“老北京”的消失而痛心的了，那么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老北京”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可以说它是被建构起来的，是想象中的，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但同时“如何重建‘老北京’”隐含的并不是如何回到某个恐怕并不真的存在过的过去，而是如何开创一个与当下走向所不同的未来，一个充满变数的“新北京”。
如果我们把对“老北京”的执念当做一种现代化的应激反应，那么这种应激反应也会所促使整个机体做出调整，调整后的结果未必会更好，比如前门大街的改造，但也或许不会更糟，比如三山五园的重新规划，又或许悬而未决，福祸难料，比如中央政务区的旧城保护新政策。
“三山五园”全盛时期功能圈层示意图
但无论怎样，这种对现代化、对未来所隐含的不确定、不满足、不信任，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是躲藏在现代化时差中的“老北京”的可爱之处。倘若有一天它真的死了，那么杀死这个可爱的老北京的，不会是“新北京”，而是不由分说、不容置疑、以此为准，哪怕这个以此为准是以标准的“老北京”为准。
今晚二条
中国之大，只有青海宁夏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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