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系列——熊继柏谈怎么学中医？
第109期
每天一期，弘扬中医
导读：熊老十六岁开始行医，从事中医临床五十余年，中医高等教育三十多年。对于中医从什么书入门学起，师承派和学院派各自优劣，老先生以朴实的语言讲解，给予年轻医生和中医爱好者诸多启示，也让更多人思考如何在学院派的时代洪流中学习和传承中医。
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
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
第一，读的是原著，没有水分，至少没有现在的书这么多水分。我不是读的现在的书，我读的是原著，这是第一。现在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是人为的错误，人为的复杂。
第二，我读中医书，并且读得比较熟。恐怕大部分人虽然读是读过，但没有读得这么深，读得这么熟，尤其是现在科班出身的，尽管对某一门很熟，比如讲《金匮》的对《金匮》不是很熟，讲《伤寒》的对《伤寒》不熟。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
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
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就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
“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对《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
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
当然全部中医学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样读书是不可能的。
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悟性；
第二即使有这个记忆力，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能像我这样不要命地去读书，去搞临床实践。因为我有一个环境所迫，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
我学医时吃什么？吃红薯。我睡什么？一床棉絮，既没有被套，也没有床单。那个时候都是两个同学一起睡，一个出盖被，一个出垫被，但是谁都不愿意和我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没盖的，二没垫的，一床破棉絮，并且还有几个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这么睡觉，
哪像现在的年青人生活这么幸福。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后来当医生的时候我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经常在月光下看书。
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成功，要两点。
第一，要聪明；
第二，要勤奋。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发狠，不要命地去干。你说现在的聪明人多不多？像现在的硕士、博士，哪一个不聪明啊？但是你能下这个狠功夫吗？这一点很难。
有人问我：“您到底读了多少书啊？”我给大家交个底，其实并没有读很多书，只是我读得比较熟，读得比较细，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临床经验比较老到.
我记得初当医生时，在我们山区遇到了一个病人，他的脑袋肿大，脖子也肿得和脑袋一般粗，又红又肿，又痒又痛，又发烧。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有人请出诊看病我很高兴，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很自信地判断是“大头瘟”，于是很有把握地开了个“普济消毒饮”。
哪晓得病人吃了三付药，一点都没好，于是我又给他改了个“防风通圣散”，心想这个病人又痒又痛又发烧，不是风火吗？防风通圣散既消风又泻火，应该会好。结果又没好，我就傻眼了，顿时方寸大乱，跑了三十里山路去找我的老师。
我老师当时八九十岁了，正在家里抽一个大烟斗，我进门后很恭敬地叫师傅，老师见了我就说：“你来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说：“是的。”于是把情况告诉了老师，然后问：“您看怎么办呢？”师傅慢条斯理地给了我三个字：“翻书去。”
我这来回六十里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书去”这三个字有好处啊。
回去后我一通宵都在翻书，还要思考，这样得来的知识比老师讲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后来基本上不再去问老师了，因为问他也就是这三个字，不骂人就算不错了。现在，有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翻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