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 趋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之二）
与时偕行 趋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之二）
与时偕行 趋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
原创 黄黎星 乾坤大义黄黎星博士的易学天地
【说明】十六年前，2004年春，暂别长安山，远赴珞珈山，进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中国哲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自知绠短汲深，当效九三乾爻。两年多时间里，撰写发表论文十余篇，本文其一也。今年逾知命，检视旧作，感慨系之！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易》理喻示：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如何把握时机，如何适时变通，尚需自省！拙文探析相关《易》理，或可提供垂注本号之博雅君子以哲理启示。拙文发表于《周易研究》2004年第四期，当时博后办要求署名单位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现贴于公众号，作者单位仍依其旧。
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
黄黎星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本文围绕着《周易》经传中关于“时”的观念问题进行辨析，综合考察了易学史上对“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和义理思考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并分析了《周易》“时”之观念的现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周易，时，象数，义理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4)04-0015-10
（续前篇）
二、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重视，历代易家均有所认识，但在具体的把握与运用上，却有进路、取向的不同。与易学研究的整体上有着“象数”与“义理”两种不同的侧重点一样，历代易家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阐发，也可大致地分为“象数模拟”及“义理思考”两种形态。本节先论“象数模拟”之形态。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两汉易学乃是代表。汉代是象数易学大昌的时期，汉代《周易》象数学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所创立的易学条例也至为繁杂，其中对后代最有影响的重要易说易例，约有“卦气”说的盛行、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方式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体、爻辰等具体条例的应用。在这些庞杂的形式与内容中，绝大多数与“时”之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文明相适应，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创制、发展，体现了先民们高度的思想智慧。《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洪范》云：“四曰协用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都体现了对天文历法的高度重视。《逸周书·周月》中对年岁、季节、月份、节气的记载，表明了沿用至今的农历(夏历)很早就已经趋于成熟。①汉易的“卦气”说，即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汉易“卦气”说以气（气为周天流行的自然之气，为化生万物之根本）为本，取《周易》六十四卦与一年十二月的气候相配合。其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分主春、夏、秋、冬四季，其各爻则主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以合周天之数；又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立辟卦主十二月，其各爻则主七十二候。十二辟卦象征“君”，余卦象征“臣”；四正卦象征“方伯”，值日各卦依次配以“公”、“辟”、“侯”、“大夫”、“卿”之名义，反复不已。于是，一年四季二至二分，风雨寒暑变迁流转，均以应合卦爻为节度。“卦气”说旧传乃出于西汉《易》家孟喜，而后至京房（指“后京房”，即焦赣之弟子，下同）更倡其说，余绪尚延及汉末魏晋，郑玄、虞翻、崔憬等家诸《易》说，都保留了以“卦气”说注《易》之例(详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论)。从相关资料来看，“卦气”说用以占验的目的性是明显的。据学者研究，孟喜的“卦气”说受到《礼记·月令》的影响[7]，《礼记·月令》是关于天子因时行礼施政的记载，可见“卦气”说用以占验又显然与社会政治内容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卦气”说以对《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独特理解，建构起一整套象数模式，力图达到对宇宙自然乃至社会人生的规律性的把握，自有其思想文化史及古代科技史的价值。
西汉易家京房是构建易学象数体系的重要人物。在京氏所创易例中，“八宫卦例”与“八卦六位”是两大核心，而“八宫卦例”中的“世卦起月例'(又称“世月”、“世建”)，乃用“八宫卦”分值十二月，其法与“卦气”说又不同；“八卦六位”则以五行、干支配人“八纯卦”，并推广于六十四卦，目的是用以占验。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又新创“爻辰”条例，其例取《乾》、《坤》二卦之十二爻，配地支之十二辰，又与古代音乐之十二律相配值，且与二十八宿、二十四气相配值。东汉末的虞翻，是将汉易象数体系推至顶峰的易学家，他在继承前人易说易例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卦变”、“爻变”条例，不仅囊括了前人涉及过的领域，更开创了自成理绪的崭新的体式，而他援引《周易参同契》之说（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则是采京房之说）所立之“纳甲”说，乃以天干十数纳配于八卦中以相比附。凡此种种，都是将《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与天地自然“时”之运行、“时”之征候进行勾联，以建立起相应的象数模式的努力。当然，汉易象数体系中，还包含着关于方位(空间)的因素与观念，且与“时”之因素与观念也有所联系，也值得注意。
至于宋代易学的新象数学——“图书之学”，也有涉及到《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但与汉易略有不同，它表现为与宋儒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相资为用的倾向。宋代学者致力于对《周易》“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北宋邵雍。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四库提要》论日：“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8]邵雍之说，立足于《易》之“数”，虽然他建构的以“《易》数”论史的体系确有为了思维的方便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缺点，但透过这种形式，它“也确实蕴含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贯穿着一种把天地人三才统而思之的太极整体观，充分表现了邵雍力图建构体系以解释人类全部经验的宏伟的气魄胆识和探索精神”[9]。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汉易之说也好，宋儒之说也好，都多多少少地与卜筮占验有关，大抵立足于《周易》的卦爻之象、阴阳之数，结合《周易》“时”、“变”的要素，通过推衍象数本旨而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治文化的实际。其中自有杂芜与偏谬，然而，作为一种把握自然、社会的努力，其思想取向也不可简单排斥、轻易否定，特别是作为思想文化史上的现象，其深沉内蕴仍有值得钩沉与挖掘的价值。清代学者惠栋，毕生精研汉易象数学，他在《易汉学》一书中抒论道：“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可见，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亦寓有创制者的深意。知此可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