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灭辽东——闲聊三国辽东公孙家族之五
（紧接上期）
上期聊到魏军成天泡在水里，也不让出击，将士苦不堪言。一个叫陈圭的司马忍不住去问司马懿：“当年攻上庸平孟达之叛时，八路并进，昼夜不停，半月就攻下上庸，杀了孟达。这次远道而来却缓慢而攻，我感到很困惑。”
司马懿知道不光陈圭一个人，军中大部分将领可能都有这个困惑，于是做了耐心的解释，说：“孟达人少，城中粮食足够吃上一年，我军将士比他多四倍但粮食却不够一月之用，以一月图一年，怎么能不猛打快攻呢？以四击一，就算伤亡一半，也要这么做。之所以不计死伤，是与粮食竞争。
如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下雨又不损害我军实力，雨中进攻也没什么效果。我最担心的是敌人逃跑（跑入深山老林的话，不要说消灭，连找都不容易找到）。眼下敌人粮食要完了，但我军的包围圈还没合拢，此时去抢他的牛马，抄袭他打柴的士兵，只能驱使他们逃跑。
兵者诡道，要善于因事应变。敌人就是凭借人多，又在下雨，所以即使饥饿困守，也不愿逃跑。我军应当表示出无能，以此来麻痹稳住敌人。追求蝇头小利把敌人吓跑，不是好办法。”此时朝廷也接到雨大敌强的情报，有不少人请求召还司马懿。曹睿不肯，认为：“司马懿临危应变，生擒公孙渊指日可待。”
三十多天后，雨停水退。魏军也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开始使用各种办法昼夜强攻：修土山，竖箭楼，以连弩猛射；架起发石机，用大石头猛轰；挖地道攻城；用冲车冲城……
城内粮食用尽，死的人越来越多。公孙渊的将军杨祚等人忍受不住了，率部投降。
八月的一天夜晚，一颗流星从城西南向东北划过，坠落在梁水（一名东梁河，又名大梁水，即今太子河，流经辽宁省东南部）附近。这本来是自然现象，但当时的人却把这看作是大凶之兆，城内守军更加恐惧。
公孙渊被围时又想起孙权，想以其为救命稻草，派使者向孙权再次称臣，请求孙权派兵援救。吴国有人主张杀掉辽东使者，太子中庶子羊衟反对，认为这是逞匹夫之怒而放弃了霸王之计。他建议厚待使者，派奇兵北上潜伏，如果公孙渊胜了，我军是有恩于辽东，我们的义举就会四处传播；如果双方战事胶着，我军可以借机攻打附近防守空虚的郡县，将当地百姓迁徙到吴国。
孙权觉得这主意不错，问羊衜谁可领兵前往，羊衜毛遂自荐，又推荐了宣信校尉郑胄和将军孙怡。孙权大喜，当即批准羊衜所请，并写信给公孙渊，说自己已经派出大军前来援助，还假惺惺地告诫公孙渊说司马懿太厉害，一定要小心。
（三国有两个叫羊衜的人，另一个是魏国上党太守羊衜，是司马师的舅舅，羊祜和司马师第三任妻子羊徽瑜的父亲。羊徽瑜的生母是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姐妹。关系有点复杂吧？哈哈。其实每个朝代的有权有势者都在上层那些圈子里，混来混去的都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大耳朵老百姓掺和不进去的，别一天天瞎操心）
远水解不了近渴。面对魏军猛烈的攻城，公孙渊也害怕，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司马懿营中谈判，请求司马懿解围，答应君臣面缚而降。
司马懿拒不接受，斩杀使者，给公孙渊发去一份檄文，说：“昔日楚和郑是并列国家，郑伯尚且肉袒牵羊而迎楚军。我为皇帝大臣，位在上公，而王建等人却要我解围退兵，如楚郑一样同列相待。二人年老糊涂，必是传话不符原意，我已经帮你将他们斩首。若还有话要说，可再派年轻明白事理的人来。”
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来请求定日期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打仗有五要素：一能战当战，二不能战当守，三不能守当走，剩下的两个就只有投降与死。公孙渊如果不肯把自己绑了来请罪，就是决心寻死了，不须送什么人质。”
从流星落下那天算起，十六天后，襄平城破。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率领几百骑兵从城东南突围而出。魏军紧追不放，在梁水河边流星落地之处将公孙渊父子斩杀。
司马懿占领襄平城后，将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斩杀，收集尸体，筑造京观。（又叫“武军”，就是将敌军的尸体堆在道路两旁，盖土夯实，形成金字塔形的土堆。这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一个习惯，战捷陈尸，必筑京观。有两个作用，一是解决尸体存放的问题；二是炫耀战果，震慑异己。史书上经常有坑杀好多人的记载，不一定是挖坑掩埋，大多数是盖土夯实。古时“阬”“坑”通假。白起坑赵军四十万，哪得挖多大个坑啊）
将公孙渊所任公卿以下官员一律斩首；杀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最后城中只剩下四万户家庭，合计人口三十多万。
公孙渊造反时，将军纶直、贾范等曾经苦谏，公孙渊将这二人杀掉。司马懿释放了被公孙渊关押的公孙恭，安葬纶直、贾范等人，并厚待他们的子女，同时赦免其他被公孙渊胁迫诱导的人。允许滞留辽东的中原人自愿返回故乡。
公孙恭执掌辽东时，为取得魏国的信任，把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人质送往洛阳（公孙恭无后）。公孙渊谋反前，公孙晃多次提醒曹睿公孙渊有谋反之心，请曹睿讨伐公孙渊。
曹睿讨伐公孙渊时将公孙晃及家人捉拿关押。平定公孙渊后，曹睿考虑到公孙晃对魏国的恭顺和曾经提醒过公孙渊谋反的表现，没有将公孙晃公开斩杀，就在狱中执行，派人命令公孙晃及其妻儿吞金自杀。
廷尉高柔反对杀公孙晃，认为公孙晃曾经举报过公孙渊，应当将功折罪，宽大处理。这是书生之见。曹睿杀公孙晃并非其犯了该杀的罪，而是因为他是公孙家族的人。如果不杀他，让其有机会重返辽东，就有可能会东山再起，再次割据辽东。当初公孙晃在公孙渊没有造反之前，极力要曹睿征讨公孙渊，就有取而代之的心思在其中。
239年三月，吴国舰队才赶到辽东。公孙渊已于去年被杀，此时曹睿刚死，齐王曹芳继位，魏国上下正忙于新旧交接，辽东防守薄弱，有可乘之机。
羊衜决定登陆偷袭，率军攻打魏国海防城堡牧羊城（今辽宁旅顺内），击败魏国守将张持、高虑，然后分兵四处掳掠，俘获大批人口，满载百姓和各种战利品凯旋，也算是为孙权出了一口恶气。这是后话。
割据辽东五十年的公孙家族政权至此灰飞烟灭。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评价公孙家族呢？
应该是有功有过。
先说其功。公孙度、公孙恭、公孙康时期的辽东是有功的——保境安民，开疆拓土。
一、在汉末天下动荡不安的战乱环境里，各地割据政权蜂起，并互相攻伐，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状。公孙家族割据辽东，因远离中原，相对和平稳定，成为当时难得的净土之一，收容了许多前来避难的士人（如王烈、管宁、邴原、刘政、太史慈等）百姓。
汉末像辽东这样相对和平稳定的割据地区还有三个：荆州刘表、交州士燮、益州刘璋（包括汉中张鲁）。其中最难得的是荆州刘表。
荆州地处四争之地，刘表单骑入荆州，楞是在战乱之中将其建成了一个沃野千里，带甲十万，安宁富庶的乐土，终其一生，无论是袁术、曹操，还是江东孙氏父子，都没能染指荆州。保护了数百万黎民百姓，无数优秀人才，真是太难得了，难怪死后仍然受到荆州百姓的追思怀念。（这也是个被人误解颇深的人）
辽东、交州、益州都是因为地理因素才得以安稳。这三个地方都远离中原，缺乏战略价值，不是各路诸侯争夺的要地。
二、不光阻击了高句丽对东北地区的领土蚕食，还开疆拓土，建立了带方郡，并最终得到朝廷确认，纳入汉朝领土。
再说其过。公孙渊时期的辽东是有过的——背叛、分裂。
上期说过，公孙渊时，魏国已经定型，实力强大，而辽东的实力并没有明显增长，公孙渊接受曹睿的封赐，为魏国的车骑将军、辽东太守。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魏国镇守一地的方面大员，而不是独立王国，但他却不安分守己，背叛朝廷，勾结东吴，图谋不轨，一直发展到自立为王，公然与朝廷为敌。最终也因为这种不自量力的分裂行为导致灭亡。
也许有人会说，蜀汉和吴国不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蜀汉刘备始终宣称的是要恢复汉室，并且一直以汉室继承人自居，从来没有接受过曹丕的封赐，没有臣服过曹丕。
吴国孙权倒是臣服过曹丕，并且接受了曹丕吴王的封赐，这是曹丕自己种下的苦果。当初封孙权为吴王时，刘晔就反对，认为最多只能提高孙权的将军号，封个十万户侯就行了。因为“侯”与当地百姓之间没有君臣名分。而封为王的话，与天子只差一点，容易混淆，并且使其与民有了君臣名分，就不好办了。曹丕不听，非要封孙权为王。
按照汉时规制，为王者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在自己王国内设置行政、军政机构，就是常说的独立王国。曹操成为魏王后，就在汉朝内建立了自己的魏王国。孙权为吴王，当然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吴王国。所以，即使孙权不称帝，也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公孙渊没有这个资格，他的燕王名头最初是孙权封赐的，魏国不会承认，他自己也没要，将印绶上交给了魏国。后来的燕王名头是他自立的，没有任何意义。他合法的最高政治地位是魏国的大司马、乐浪公，也没到王的层次。
现在有人为吸取眼球，说什么三国不是三国，而是四国，因为辽东公孙家族割据政权一直存在。这纯属瞎说，辽东政权始终是个地方割据政权，尽管也像帝王一样祭祀天地，设置百官，但都是自娱自乐，从法理上都叫僭越。
曹睿灭公孙渊，将北方四郡重新纳入中原帝国版土，意义十分巨大，惠及至今。当时高句丽崛起，也在蚕食北方领土，如果让高句丽抢先灭了公孙渊，占据东北，将是对魏国极大的威胁，并且其领土归属问题恐怕会影响到今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