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性侵到推动立法，一位23岁亚裔女孩的漫长“战争” | Aotuwomen 第十九期

知晓我姓名

一开始，你很难把张小夏和“埃米莉·多依”联系在一起。

去年秋天，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张小夏坦言自己“忙疯了”。采访、策展和新书撰写挤满了这个20多岁的自由撰稿人的时间表，几乎插不进一晚上的休息区块。但她乐在其中，形容写作“就像是把种子撒在风中，你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落地生根，但它们是有用处的”。

2019年，因为出版非虚构书籍《知晓我姓名》，张小夏被《时代》杂志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灰黑色的封面中央，她叉腰挺立，自信微笑，一袭红衣甜美而勇敢，如同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木兰。

她确实踏入过战场，充满凌辱、揣测、诱骗——一场15个月的漫长庭审，排山倒海的公众质疑，和足以撕裂人生的斯坦福之夜。

撰稿：K

编辑：K

01

成为“埃米莉·多伊”

2015年1月17日，圣诞节假期刚刚结束，旧金山温暖干燥。夜晚十一点，她倒在斯坦福校园一处不起眼的垃圾桶的后面，黑色紧身裙被推到腰上，内衣散落，头发里插满松针。

案发现场的垃圾箱

时间稍稍倒回一点，她还记得，晚餐有西蓝花和藜麦，冰箱里有豆浆和青柠汁，她套上裙子和燕麦色羊毛开衫，陪着放假回家的妹妹去斯坦福大学参加Party，喝了些红梅果汁。如果一切正常，她会在第二天将这些细枝末节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是，这些日常片段会在日后像切开的柠檬一样，一点一点，被警察署、法院和律师反复榨取，直到两年以后。

她被性侵了。

在《知晓我姓名》一书中，张小夏（英文名：香奈儿·米勒）以及其细腻的文笔再现了这场意外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按照警方的建议，她以“埃米莉·多伊”的化名登上了本地新闻，在发酵的报道中被抹去了一切个人信息。受害者不是那个居住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做饭一流的23岁女孩，一个羽毛球爱好者、亚裔家庭的大女儿，而是“埃米莉·多依”——一个纯粹扁平的“代号”。

与此相反，施害者布罗克·特纳却立体而生动，他是入选奥运会预选赛游泳选手，斯坦福大学优秀学生，学校管理层的保护对象。

性侵犯没有抹掉这些光环，在被捕不到24小时，他通过保释获得了自由。

一切都搞反了。

翻开报道，布罗克的大幅照片挤压着立场暧昧的新闻段落，内容从强奸罪“无缝衔接”到成绩优秀、前途大好。朋友们纷纷站出来，怀疑是误会，甚至是“埃米莉”别有用心——她喝醉了，失忆了，又在事后站了出来。

如果缺乏证据，你很有可能是诬告。如果公开，你会影响到他的未来。如果大家只是玩玩，你不应该惩罚他......

扑面而来的“如果”拼成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将怀疑与苛责砸向埃米莉。没有更详实的证据、没有对于当晚更多细节披露，在连篇累牍的文字中，她所拥有的只有这几个字——“失去意识的醉女人”。

“如果一个女人喝多了，她不会被认真对待。但如果一个男人喝多了，人们会同情他。”她写道。

关于斯坦福大学性侵案的漫画。人们将怀疑投射给埃米莉，在施暴者身上寻找闪光点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斯坦福事件”的版本逐渐丰富。由于受害者匿名，仅仅掌握少量的信息，各大媒体炮制出带着既有见解的文章。另一端，由于张小夏的缺席，“埃米莉”沦为一个失声的靶子。

虽然难以置信，但性侵所衍生出的“罗生门”却顽强跨越地理与文化差异，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久前的“阿里事件”中，事件走向在各方陈词和公开报道中不断反转，甚至被解释成一场有预谋的陷害，最重要的证据是“当事人主动喝酒”“搂搂抱抱很正常”“主动打了电话”等证词。

和盗窃、诈骗等案件不同，性侵犯受害者通常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双重之困：被困在暴行的阴影中，持续吸收痛苦，以及被困在公众凝视中，被苛刻的标准衡量和计算是否无辜、足够单纯，才能换来一丝理解与支持。

《黑箱：日本之耻》讲述了一名日本记者被性侵后漫长的申诉之路

在2019年4月出版的《黑箱：日本之耻》一书所描述，作者伊藤诗织在受到性侵，并在起诉无果后召开发布会，因为没有穿黑色的衬衫，没有系起来所有的衬衫扣，就被公众批评“荡妇”。

在取证技术与庭审程序日臻完善的今天，我们似乎被卡在了起点——在“完美”未抵达之前，“受害”二字尚没有资格申辩。

02

漫漫申诉路

故事开始于一声小小的“是”。

性侵事件发生后，警察询问张小夏是否考虑起诉。不起诉？是否意味着布罗克逃离法网。起诉？意味着她要再次被打开，忍受无休止的盘问质疑，在性侵的阴影中度过22岁、23岁、24岁......

只是当时张小夏并不知道，她决定起诉。

2015年秋天，张小夏以证人的身份参与第一场听证会。此时，距离事发已过去八个月，她把“埃米莉”锁进精神深处的房间里，假装完整地继续生活，学着控制表情、学习法庭术语、熟悉取证材料，在笔录文件和邮件中重返现场，一次又一次，“直到撑回家，重新散落，滚到角落里”。

与此同时，诉讼程序进展缓慢，陪审团选拔一拖再拖，律师和检察官调往新的部门，取证推倒重来。没有人在意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只有不耐烦和冷漠。

在更庞杂与权威的司法体系中，一切属于个体的情绪是抹平的，悲剧只是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存在。

法庭狭小黑暗，弥漫着潮湿发霉的木头气味，法官高高在上。张小夏穿过听众席，意识到，面对司法体系，她的敌人不再是布罗克，而是曾给过她公正期许的审判程序。

在酒精和惊恐的双重作用下，她失去了当晚的记忆，以至于法庭对于案件的判断，只能从取证材料中拼凑而出。这给了律师极大的“发挥空间”，他以细枝末节的问题技巧刻意引导，利用这段被“抽走”的时间，改写成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受害者是一个喜欢犯傻，喜欢喝酒交际的姑娘，并暗示她参加过很多派对，这仅仅是一场两厢情愿的游戏。

翻开关于性侵的报道和当事者证词，表述精准无误，但当人们拒绝以男性视角去旁观时，会惊讶地发现，“侵犯”最可怕之处，正在于其暧昧模糊——如何判断当事人的意愿？你会发现，在“同意”和“强烈拒绝”的广阔过渡地带，挤满了“沉默的大多数”。

数据表明，大多强奸案都是熟人犯罪、利用职权优势犯罪，在身体和身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女性很难明确表达出“强烈拒绝”。

司法系统的立场，在罗翔教授《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一书中如此表述：“司法系统对于性侵犯的被害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他们害怕女性撒谎、报复而使男性受到冤枉。”

而事实呢？

根据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组织“强奸、虐待和乱伦国家网络”（RAINN）估计，每1000件性侵案中，四分之三的受害者选择不报警，995名罪犯获得自由。根据《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大学生在遭遇性侵犯后选择报案的率不足4%，社会平均报案率不足10%。

是谁塑造了沉默的大多数？

“像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连向眼前那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蓄势发起挑战，似乎都是不被允许的。”在《黑箱：日本之耻》一书中，伊藤织诗曾如此写道。

初审判决中，布罗克3项罪名成立，面临最高14年的惩罚。但此时的案件广为人知，批评家指责检察官在讨好女权系统，布罗克的支持者站出来声讨，在校方、法庭、媒体逐一出面，文字和事实破碎肢解，又重新捏出“真相”，最终主导了审判走向。

施害者布罗克的报道。张小夏写道，除了罪行本身，类似案件最令人悲伤之处在于受害者开始相信她自身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法庭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宣判布罗克的刑期——六个月（实际服刑三个月）。

“当我读到缓刑监督官的报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被愤怒吞噬，最终平静下来，没入深深的悲伤。”持续一年多漫长而艰难的诉讼之路，以象征性的惩罚草草画上句号。

整个判决过程，布罗克的亲友没有道歉。

法律的权威在于平等与保护，媒体的责任在于监督与公开，但所有人的参与，最终造就了一个充满漏洞的体系。

03

知晓我姓名

受害者不是弱者，她们充满力量。

2019年，张小夏出版了自传体书籍《知晓我姓名》，一经面世便登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排行榜。

书中，她以温柔的想象和富有弹性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一条余波缓流的时空隧道。张小夏不仅以极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斯坦福之夜”后逐渐愈合的过程，还以冷静的视角，记录下仇视女性的屠杀、家庭暴力和更多隐而未发的性别战争。

透过晶莹剔透的词汇滤镜，读者沿着幽微蔓生的事件枝在低落、气愤与鼓舞人心的情绪中起伏，你惊讶于能构建如此强大的文字张力的作者，仅仅是那个喜欢“坐野餐长凳，吃花生酱三明治”的女孩。

香奈儿·米勒 摄影师：Mariah Tiffany

本书更珍贵的价值在于，作者并没有将自己圈闭在“受害者”的角色中，而是试图搭建一道桥梁，让施害者与受害者回到日常，彼此理解、救赎成长，让司法系统通过这道桥梁，抵达更公正广阔的空间——尽管它断掉了。她落入水中，没有被淹没，在社会压抑与苛责的浪潮中挣扎上浮，重新触碰到清醒的空气。

正如她所说，“虽然我不能挽救每一只小船，但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你能感受到一点点光，略微知道你不能被噤声，为正义得到伸张感到小小的满足，为我们取得的小小进展略受鼓舞。”

幸好，这不是故事的结局。

2016年6月3日，张小夏宣读了一份长达12页、共7316字的《被害者陈述书》。判决之后，她收到一位记者的电话，想要授权发表陈述。她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很快，这通电话改变了事件的走向。

陈述起先被发表在美国一个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上，20分钟内就有1.5万阅读，几个小时后，数字上升到80万，点击量持续攀升，百万、千万，又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甚至CNN电视台中，从纽约市长到美国副总统，从韩国到澳大利亚，每一条信息都将她推向另一个空间，在那里人们语言不通，经历各异，但感受从未如此之近。

她曾被困在“埃米莉”的设定里，被忽视、被矮化，受到律师的诘难，监督官的构陷，甚至无法得到法官的同理心。但通过持续的追问与抗争写作，她把自己从统计数据中夺了过来，鼓舞着更多被意外悲剧打开的身心，生发出修复愈合的能力。

那一刻，她成为张小夏。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曾对此案发声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向她去信。“在你身上，我看见不可征服的灵魂，我看见一个年轻女性难以置信的、不可限量的潜力，我看见未来的梦想就栖息在你的肩头。”

就像是一张纸，曾经被意外揉皱的生活，再一次以意外的方式展开了。张小夏意识到，作为一名亚裔女性，她已经习惯以注脚的方式成长，但让生命触底的经历，也可以硬化为地基，支撑她为沉默者打造一个空间，让案件材料下的血迹与伤痛去发声、释放力量，直到被倾听、被尊重，直到整个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进步。

一点又一点，改变真的发生了。

2017年，轰轰烈烈的#MeToo 运动席卷全球。性别平等组织 Fawcett Society 的调查表明，近七成人表示 #MeToo 让自己重新思考了性别暴力的含义。

斯坦福大学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抗议判决结果。

2018年，通过近9.5个本地签名的收集和提交，近20万人的投票，案件主审法官阿伦·珀斯基被罢免。他是加州近百年来第一位被选民罢免的法官。

美国泳协对布罗克·特纳终生禁赛。

经由本案，加州通过了两项新法案。一是将性器官的插入扩大为任何形式的、未经双方同意的性侵。二是当性侵受害者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反抗，其最低刑期也应当不少于3年。

当然，还有些微不足道的改变——在斯坦福校园中，事发之地的垃圾桶，已被换成了一个小小的喷泉。

太阳落山后，有一小串灯微微亮起。持续发光，对抗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