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避诛戮？

隋朝之时，曾经发生过一起千人冤案：某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案，隋炀帝命令於士澄追捕嫌犯。结果，被发现并予以逮捕，通过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自己是盗贼的超过了两千人。隋炀帝下令将这两千人在同一天全部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经过调查发现，这其中有六七人案发时原本就关押在别的地方，盗窃案发生后才放出来，是因为屈打成招的。进一步的推究显示，这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当时的行踪不甚清楚；官吏中有认识这些人的，证明其中四个不是盗贼。然而，因为隋炀帝斩立决的命令已经下达，所以，有关部门最终没有把真相上报，而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了。

这个发生在隋朝的重大冤案，是隋朝被唐朝取而代之以后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与一班臣子谈论隋朝统治的得失的时候，由魏征提及的（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魏征为什么要重提这一经年往事？大概与他对隋朝的滥刑深恶痛绝，希望唐太宗的治下能够少一些这样的冤假错案，政治清明、百姓幸福有关。而从这件发生在隋朝的重大冤案中，唐太宗得出了另外的感悟：“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唐太宗与隋炀帝就历史评价而言，显然不是在一个等次上——前者是公认的明君，而后者则是公认的昏君、暴君。而有统计表明，唐贞观四年，全国判决死罪的只有29人也是很好的证明。但是，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是帝王。既然同是帝王，那么，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存在相通的地方，比如说，都希望自己屁股下的龙椅能够坐得更稳、更长远一些。又比如说，如果国家治理出了问题乃至大问题，他们有可能更多地从臣子们的身上去寻找原因——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而就隋朝发生的这桩千人冤案来说，隋炀帝无疑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他十分昏聩闭目塞听与自以为是，一桩盗窃案怎么会株连这许多人？如果不是他平时独断专横，听不得人的不同意见，那么，负责刑狱的大理丞张元济等，又怎么可能已经基本弄明了真相，却没有将真相如实上报？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有一定的甚至十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或者说，能够冒死向皇上进谏的人可能也有，但绝对不会很多，更多人的一定是在对于自身安全来说，并不会有太多的危险的情况下，方才可能进谏。因此，对于居于高位的人来说，如果你真希望你的属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至敢于向你提出批评意见，最为重要的是，你该具有宽广的胸怀、非比寻常的气度，亦即俗话所说的“容人之量”。当然，就唐太宗李世民来说，他这方面做得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他的身边才会拥有如魏征、杜如晦、王珪等一众“谏臣”。然而，想要更多的臣子都能进尽忠言，开明与民主乃是前提条件。

换句话说，对于“谏臣”们来说，假如他们遇上的是“明君”，那么，是根本无需“不避诛戮”冒死进谏的；向皇上进谏之前，先给自己准备好棺材，乃是多余的。而假如他们碰上的是昏君，那么，即便是你让他们敞开心扉知无不言，他们也很有可能如张元济们一样，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也未必会向你吐露。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已摸透了你的脾气，早就知道了假如“谏言”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不敢呀。所以，创造一个无需臣子们“不避诛戮”，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表达的环境，比起简单地要求臣子们“不避诛戮”显然更加重要。而就这一点来说，唐太宗李世民做得是很不错的，堪称为政者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