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金石名人——叶昌炽
叶昌炽(1849一1917)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字颂鲁，别字治庸，号鞠裳，也写作鞠常，晚年取庄子“缘督以为经”之义，自号缘督庐主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是第一位确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少时就读正谊书院，为冯桂芬入室弟子。叶昌炽小学根底厚,潜心古籍,尤致力于金石学,与缪荃孙等人并为晚清金石的代表人物。
叶昌炽学识渊博，无书不读，尤精于金石、版本目录，对敦煌出土史料亦有深研，叶昌炽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藏书纪事诗》、《语石》、《缘督庐日记》则载有大量的学术活动,包括了搜访碑刻的详细情况。
甘肃●古籍
甘肃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孕育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甘肃在先秦时期即为雍梁之地。
汉唐时期,随着不断的开发,农业与畜牧业发达,甘肃已经成为国家依赖的基本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世闻名的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横贯境内,商业发达,城镇经济繁荣;东西交流频繁,文化荟萃,独具特色的陇右文化灿烂一时;民族、宗教的走廊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不仅使甘肃拥有数量繁多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遗址,也造就了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碑刻艺术。
宋元时期,随着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由西向东向南转移,甘肃经济文化发展逐渐落后,形成了地处僻远的局面。受此影响,甘肃金石学的研究亦不发达,历来金石著述的记载也都极为简略。据张维统计的历代金石著作对陇右地区碑刻的记载情况:
欧阳修《集古录》记载陇右1碑
郑樵《通志.金石略》记载4碑
王象之《舆地碑目》记载15碑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记载25碑
王昶的《金石萃编》记载45碑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载50余碑
至宣统年间所修的《甘肃通志》已收录106碑,是当时收录甘肃地区最多的。
在叶昌炽展开对甘肃金石研究之前,甘肃金石学的研究是极为薄弱,限制着人们对甘肃古代社会研究全面、深入的展开。叶昌炽对甘肃金石学的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
叶昌炽在甘肃的四年为宦生涯,对早已向往陇右之地的碑刻搜集与研究的塔来说,是学术经历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甘肃学政这一职位也是学术价值远大于政治价值。他积极搜罗各地的碑刻,成了叶昌炽在陇右生活的浓笔重彩,访碑拓碑也成为他本职工作之外最为重要的事情。
在《缘督庐日记》中,叶昌炽大篇幅地记载了沿途所见的碑刻、庙宇、道观等的保存状况和形制,即便是极不起眼的修路碑上的文字,他都会停舆（yú车马之意）扪读,释其文字并详记于日记中。
身为学政的叶昌炽,前往甘肃各地视学,成为他搜集金石碑刻的主要手段。叶昌炽所得的大部分拓本都是在州府及周边地区搜集而来。城隍庙、寺院、道观、山间,但凡有碑刻的地方,他无所不至。闲暇之余,叶昌炽便浏览方志并根据其记载外出访碑。
起初,由于没有合适的打碑人,叶昌炽及随行所访得的碑刻,通常会交由当地的官员代为觅工,其中叶昌炽最为满意的当数成县岳广文拓到的三块碑,即:北宋的《政和五年重修利泽庙碑》、南宋的《乾道王子直题名》和《嘉定八年孚泽庙赐额碑》。此三碑在被叶昌炽奉为圭臬（guī niè言论或事当成自己的准则）的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中皆没有收录。
但是由于当时的甘肃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金石学远远不如中原及东部地区发达,也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碑帖交易市场,因此打碑人这一职业并没有普及开,所以叶昌炽沿途所见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碑刻,往往因为这一原因而告罢。因此,1905年之前,叶昌炽在巡考过程中搜访到的金石资料,除交由地方官员代劳的小部分外,很大一部分失之交臂。
因此《缘督庐日记》便成为叶昌炽弥补诸多失之交臂之碑的最好方法,也是我们了解100多年前甘肃碑刻保存状况的最好资料。为了改变“度陇访碑,苦无良匠,失之交臂者屡矣”的局面,1905年3月间叶昌炽聘得一陕西的碑估李某随行拓碑,以及略通碑刻文字之学的徐廷桢承差随行助为搜讨。自此,叶昌炽搜集碑刻的速度骤然加快,数量剧增。3月30日,李某拓得宋崇宁钟,叶昌炽欣喜之余赋诗一首以作纪念:“崇宁钟字出般倕,此外难寻一宋碑。1905年,打碑人李某与徐廷桢随叶昌炽的视学路线拓碑,主要是在阶州直隶州(今武都市)、秦州直隶州(今天水市)、庆阳府(今庆阳市)、平凉崆峒山等地,以庆阳、阶州及阶州下辖安化镇三地所得拓本最多,其中又以宋碑居多,间有金刻和元刻。叶昌炽在甘肃搜集的碑刻资料,丰富了他碑刻学的研究内容。
昌炽在《语石》中对甘肃的碑刻情况进行了概述,也载录了他搜集到的石刻拓本,主要有:汉《李翕颂》《西狭颂》《耿勋碑》;北魏《嵩显寺碑》;北周《宇文建造象》;唐《吴道子画观音像》《哥舒翰纪功碑》《重修佛堂记》《李大宾造像》《凉州司马造像》《李君莫高窟旧龛碑》《唐都督杨公碑》《归义节度使索公碑》;宋《道德经幢》《陶谷碑》《五仙洞记》《广化寺记》《回山王母宫颂》《山谷云亭宴集诗》《龙池湫潭庙碑》《吴公世功保蜀忠德铭》《淳熙十年祥渊庙碑》《重修赤砂祥渊庙记》《庆元四年牒》《淳熙十年牒》;西夏《感通塔碑》《黑河建桥祭神敕》《黑水龙神庙敕》;元《至元封敕》《至大诏书》《莫高窟造像》《文昌殿记》《皇庆寺碑》等。
叶昌炽在《语石》中记载的是比较著名和有代表性的碑刻,对诸多普通碑刻并无记载收录。没有记载的部分,则可以在《缘督庐日记》中了解到它们的具体情况。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记录而《语石》中没有的碑刻,主要有:《乾道王子直题名》《政和五年重修利泽庙碑》《嘉定八年孚泽庙赐额碑》《景德残碑》《敕封显圣王庙碑》《建中靖国经幢》《监官镇重修真武殿记》《太平兴国中建崇宁进香记》《祥渊庙惠泽昭应侯加封碑》《宁州真宁县承天观碑》《万寿山褒城县主管劝农营田事碑》《铁碑》《刺虎碑》《石佛寺造像》《延祐二年祈祷甘泽记》《佑德观道德经幢》二座、《普照寺明石幢》两座、《庆元路兵马都总管题名记》《庆阳府厅记》《正宁承天观碑》《文庙元大德诏书碑》《湫龙神庙宁州牛公新衙记》《嘉祐张题名》《范文正狄梁公庙碑》(原石已失,光绪中新刻)、《元贞镇海寺碑》《新修显圣庙碑》、秦州麦积崖十种、回山王母宫宋人题名十余通、元碑八通等等。另有其他视学途中遇到碑刻,如修路碑、修桥碑、清代人歌功颂德之碑和题名、题壁,叶昌炽在日记中都略作记叙,但没有摹拓,主要是因为这些碑刻很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碑刻,在当时看来价值不高。
叶昌炽的金石学成就主要在“石”上,“金”则较少,集中体现在《语石》最后的《隋唐以下金文二则》部分,叶昌炽以极为简短的篇幅介绍了他搜集到的拓本,以钟铭为主,其中有九通是在甘肃期间拓得。在《缘督庐日记》中记载有更为翔实的信息,整理如下:
为1904年视学甘州时,在山丹县城内拓得雷坛寺古钟,字如酒杯,阳文反刻,在钟腹,无年月,笔势雄伟。文为:“沙洲都督索允奉为法界众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钟一口”,叶昌炽据此断定其年代为唐初,这是叶昌炽在甘肃访得的钟铭中年代最古的。
巩昌府城内之宋崇宁钟,1905年拓得,环刻“皇帝圣寿万岁,重臣千秋,法轮常转,国泰民安”十八大字,下题“大宋丙戌岁崇宁正月”,皆阳文。并有阴阳文诸多题名。
1904年叶昌炽在署府东侧的普照寺即大佛寺拓得的金泰和二年铸铜幢,内有题名。
平凉府城内关帝庙的宋天圣七年钟,于1905年拓得。
1905年得于会宁县城内之宋钟,
1905年得于泾州回山宫的金大安钟,
1905年在平凉崆峒山宝乘寺拓得的金大安钟
1905年庆阳城内拓得,一通是存于兴教寺的广教院钟款,咸平三年庚子岁正月,真书,阳文,钟主题名七行,阴文;另一通是在慈云寺的广济院钟款,泰和元年岁次十月,住持沙门广满造,一面为忠武校尉彭原县都监刘大年等题名。全本皆真书阳文,唯一面有梵文数字。
甘肃●古籍
叶昌炽对甘肃金石学的研究,可谓用力精勤。柯昌泗说:“访碑之勤,自来度陇者莫与伦比。”
以上提及部分碑刻已收录于《中国金石总录》中，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访问我们的网站：www.ch5000.com.cn。
以上部分资料来源于：甘肃社会科学期刊 >2010年2期 > 叶昌炽与甘肃金石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