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动人的中国史》之第十四章：文景二帝之治绩
中国人民经过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长期战乱，以及秦始皇帝外征异族，内兴土木的劳扰，秦末豪杰争头号，汉初诸王叛变等故事，实在弄和十分疲乏苦痛，正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了。在这个时代的要求之下，就产生了汉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宽厚的政治。
文帝刘恒是刘邦的儿子，本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刘邦的妻吕后死了，刘恒便被迎立为皇帝。他为人谦恭节俭，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主。在位二十三年，一切衣食住行等需用，都不喜浮华，从来没有轻易虚耗过一文钱。
有一次，他想筑造一座露台，请匠人估计，工料约需费百金。他就此作罢，说道：“百金之数，是中等人十家的资产啦，我何必花了筑一座露亭呢？”他日常穿的，不过是一种黑色的粗布袍。他最爱宠的慎夫人，也穿得十分朴素。他宫中的布置陈设，十分节约，帐幔等物，都不用锦织的，日常生活节俭到如此，在皇帝之中，要算难能可贵的了！
汉文帝露台惜费
他对于政治也是一切都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张。汉朝建立以来二十余年，政治设施大都因袭秦朝的旧章，有的嫌他太苛细，便将就简易些，没有别起炉灶的必要。
这时候，秩序已经大定，贾谊就劝他：“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把秦朝统一的规模树立起来；他却以为“不必多此一举”。
功臣及同姓诸王有骄横喜欢捣乱的，他也往往宽容他们，不主张严惩处分。匈奴屡次侵扰边境，他始终取防御主义，不愿劳师动众的去征伐。他的独生子景帝刘启继立，也很能够照着这种主张行事。所以前后三十四年，中国社会表面上很有些太平景象；历史上对于文景帝的政策，也很多赞美。
文景二帝的政策，具体说来，可用两句话来包括，就是灭田赋和轻刑罚。古代井田制度之下征取人民的田赋，大概是以千分之一为标准。刘邦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灭田赋，取十五分之一。文帝十二年，竟下诏全免人民的田赋，到景帝三年才使人民纳田赋的半数，即又减为取三十分之一，共间共十三年，没有收取过人民的田赋，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仅有一次的事。
至于刑罚，中国古代本分为“墨”、“劓”、“刖”、“宫”、“大辟”五等。秦时用刑更加苛刻了，有“磔”、“抽齐”、“铁烹”、“车裂”、“腰斩”、“夷三族”、“具五刑”等名目，实在还没有摆脱野蛮时代的遗风。
文帝时，有一个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例当刑，解到京师长安去执行。这淳于意没有儿子，单生五个女儿。起程的时候，女儿们哭哭啼啼，都来相送。淳于意看了很气愤的骂道：“生女不生田，急来无用处”。幼女缇萦听了，十分悲苦，便跟着父亲，同到长安，上书奏文帝道：“我的父亲在齐国做官，大家都称道很廉洁公平的。现在不知道为何事犯了法，判决受刑。我想一个人死了，便不能再生，肢体残缺了也无法恢复原形，虽能此后改过自新，已经没有办法的了。因此我愿反入官府，充当奴婢，赎父亲的刑罪，使得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文帝看了，觉得缇萦的话很可怜，也很有道理，用下诏把“黥”“ ”“刖”三种肉刑废除，以“髡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以“笞五百”代“刖”刑。这是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事。
遣倖谢相：大臣邓通因被汉文帝宠爱，无视朝廷礼法，被发现，汉文帝没有护短，将邓通送去接受惩罚。
景帝时，又把笞数减少，第一次减“苔三百”为“笞二百”，“笞五百”为“笞三百”。第二次于减“笞二百”为“笞一百”，“笞三百”为“笞二百”。又把笞法改善，起先笞背，受笞的往往致命；景帝六年改为笞臀，一手笞毕，不许换人；笞的刑具也规定式样，免得行时，有轻有重。这轻刑罚的动机，是缇萦引起来的，所以缇萦也算得我国历史上一个可以纪念的人物哪！
为种减田赋轻刑罚的政策，在中国政治上算为一种仁政，能实行这种仁政的，便是好皇帝。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消极无为的办法，对于人民生计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或者反便宜了商卖豪强。只因在皇帝的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政治设施发自深宫，上惠不通，就是有好大喜功的皇帝，要推行些对于人民生计社会秩序有益的政策，其结果往往反弄得人民愈加痛苦，秩序愈加纷乱，倒不如一事不做，不致惹出是非来比较稳妥。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为做皇帝的不二法。这种消极无为的办法，便成为最能博得后世称美的仁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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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结论，并非故意把这种仁政说坏；要知道施行这种仁政的结果，当时的一般人民，实在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只是便宜了有特殊势力的少数人；尤其实行减田赋的结果更明显。
原来从井田制度废止以后，田地变为私有的财产，多被富豪收买了去，造在一种“不耕田食”的大地主。农民要耕田，便不得不向地方去租，地主把田出租，便要向农民收租，于是农民便不得不受地主们的剥削了。我国的礼教，虽一向提倡宽厚仁爱，但是地主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却自古以来就很苛酷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耕种，收获了十分米谷，地方便要取五分作为田租，甚至于水旱灾荒，都不肯克已一点。所以占着全社会大多数的农民，自古以来，就贫无立锥。逢到灾荒，不消说是更无生路，就是丰年，靠着收获的十分之五，支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也要移东补西的调度，方才可以挣扎得不饿不寒。他们手头活动的金钱，原是有限，新谷登场，不得不贱价卖出，应付日前的使用；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米粮贵了，却要重价买来糊口。这岂不是农民受了地方剥削之灾，还要受豪商的剥削么？
农民这样的痛苦，国家自当设法救济。文帝、景帝的减免田赋，表面上未始不是一种救恤农民的克已办法，但是试问农民受得到实惠吗？农民耕种的是地主的田地，缴纳的是地主的田租。国家减免的是地主应纳的田赋，农民一点也没有受到利益。的以苟悦说：“国家所施的恩惠，过于三代；农民所受的剥削过于秦朝。这是国家的恩惠没有直接使人民受到利益，而被豪强的地主们中间战尽了便宜。”这话说的实情。这样看来，来田赋的仁政，实在是帮助地主的发展，与大多数人民的生计，不见有丝毫的利益，而且还有流弊。
至于轻刑罚，虽不比减田赋的有流弊发生，实在也不过是一时的仁政。只要看景帝之后，汉武帝时代，又用苛酷的刑罚，便可见一般了。不过文帝明令废除肉刑，不能不说他改良中国刑法破天荒的举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