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保安不让我进小区

从未有过这么长的春节假期，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恐慌、愤懑与封闭使得这也完全不像个假期了。因为各省、各市、各区县、乃至各小区各公司的政策都不尽相同，原本顺畅运行的社会结构好像在每一个环节都发生着卡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返程的路，比回家的路还要更难。

 回不去的房子 

刘阳回北京回得很早，因为内蒙家中的口罩所剩无几，北京住处尚有些库存。在这段口罩极其珍稀的时期，他早早登上回北京的飞机，行李箱里装了满满当当的食物，母亲年年如常的关照在今年尤其分量十足，就为了让他尽量减少外食。

飞机深夜降落在机场，刘阳辗转回到小区时已是凌晨。他拎着行李箱急于回到住处休息一下，结果被保安拦下，声称外来的租户一律不得进入小区，可以自行在外找宾馆隔离十四天。

刘阳此前未收到任何通知，感到非常不忿，站在小区门口与保安僵持不下，其间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子通行无阻地驶入小区，保安理所当然地表示，那是业主，所以可以回家。

最后是保安队长出面摆平了此事，他要求刘阳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又再次声明，今天太晚了才放他回家，但明天，很有可能要求他搬走。

刘阳意识到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他急需休息，没有再争辩。回家上电梯的时候，他看到电梯里贴上了告示，要求外来人员在家自我隔离十四天。

“觉得很魔幻……登记信息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核实，其实也没有办法确保是否真的有按照规定隔离。但外来的租户又被堵在门口不让进，那贴在电梯里的告示究竟是给谁看的呢？”

第二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通知，要求在加强出入管理的同时，要保障小区居民或租户能够正常出入。

刘阳因此在住处合情合理地留了下来，而不至于露宿街头。母亲硬塞给他的那些食物发挥了重大作用，半个月里他走出门口的次数屈指可数。极其偶尔地，他会去小区门口收个快递，小区门口时常堵着因为各种原因进不来的车和人。

阿芋过年回家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自己返程的路需要经历这么多波折。

她在香港工作，港府三番五次召开记者会颁布新规定。口岸零零散散地被关闭，航班不定期地被取消，每一项新规定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阿芋都无从知晓，只能一边揣测一边把返程的机票退改了足有三次。终于要出发的当天，她接到房东的电话。

房东委婉地表示，希望她回港之后暂时不要回到房间。房东拿的是旅馆牌照，声称自己也是怕惹来麻烦。

香港街头戴口罩的行人

新闻图

“我能理解他的顾虑，于是答应了，自己另外找了旅馆自我隔离。入住的时候发现旅馆只需要确认信息和测量体温就好，并没有针对大陆游客的禁令”。阿芋意识到房东说的可能只是托词，某种程度上，他担心的并不是政策上的麻烦，而是“大陆人”的微妙身份可能带来的未知的“麻烦”。

但房东似乎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也主动提出了免去阿芋这段期间的房租。住在宾馆期间，阿芋绝少出门，有时候看到外面的香港，本地人也有很多不戴口罩或只把口罩当作装饰的，街上仍然有不少行人，看起来似乎也没有那么恐慌。

只有她无法回到住处。

 封闭时期的漂流 

马千早早回到北京，因为房子租约即将到期，他需要找到下一个落脚的地方。房东并不肯在他迁出的时间点上让步，但中介公司却又迟迟没能复工，他成了这两个重要环节的夹心层，最后留给他找房看房的时间非常紧迫。

在这个时候的搬迁显得尤其吃力。有的小区已经严令禁止了外来人口的进入，有的小区稍通人情，但仍然有复杂的出入证制度。马千既非业主也非租客，整个看房过程里不知道费去多少口舌。

他对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起某次看房的经历：他不得已要从一道鲜有人至的侧门偷偷溜进去。小区地势复杂，导航失灵，北京冬天寒冷，他一栋一栋楼地绕，硬是不敢问人——担心引起居民的怀疑和恐慌，甚至是举报。有零散的路人经过时，他立刻在楼栋门口站定，做出左右张望等待快递的样子（“像做贼一样”）。千辛万苦终于与中介汇合后，中介却也没能搞定出入证，以至于他最后无功而返。

马千对这次失败的看房经历耿耿于怀，但中介自然也有苦衷。智旻这些日子从窗户往外看，小区门口似乎总是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争执，严重时甚至会发展到肢体上的冲突。智旻了解到的信息是，小区严格的管控已经使得许多快递员、外卖小哥、中介等等需要奔波的群体无法正常工作了。

在昨天（2月15日）北京发布明确的“返京人员需隔离十四天”通知之前，有些小区已经提前实行了这样政策，其中也包括智旻的小区。某天开始，小区四围都拉起了栅栏式的活动门，门前有保安居委把守。进出需要出入证，但外来人口返京需要自我隔离十四天以后才能办理出入证，没有人例外。

智旻倒是对这种封闭生活适应得不错。她有大量的线上生活，并不感到孤独；她做新媒体工作，在家独自写稿的效率反而更高；写稿之余她像大多数人一样潜心厨房自得其乐——唯一的问题是无法出门去菜场或超市，每天在线上比对价格选购食材都要占用她的不少时间。但无论如何，她的生活都还算是比较正常地维系了下去。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她也为那些在门口诉苦、请求甚至发生冲突的人感到了一些愤怒。“虽然可以理解是防疫的需要，但是有时候在执行上太一刀切了。我的生活是没受什么影响，但真的可以理解，他们（指那些无法线上办公的住户）要怎么办呢，难道完全不让他们生活了吗？”

在旧租约到期前的最后一天，马千搬家了。中介曾经提醒过他要有心理准备——曾有小区无论如何不让外来车辆驶入，以至于整个搬家过程都需要租户自己一手一脚地搬抬。好在马千的搬迁过程还算顺利，下大雪的日子里，他终于结束了疫情期间的短暂漂流。但回到正常的生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

 身份，作为一个难题 

刘阳不断用“魔幻”两个字来形容最近的一系列遭遇。某次他去取快递，遇到一个女生租户情绪几乎有些崩溃地对门口的保安控诉，大意是，你们要求我做的隔离、办的出入证，我都已经配合了，为什么现在还是不允许我正常出入？

没有人给到她确切的回复，只是用语言攻击她。其间一位居委工作人员掏出了手机，还动员所有人都拿手机对女孩拍摄，嘴里不清不楚地说着，这样的人就是不太规矩。

刘阳不了解“这样的人”和“规矩”分别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可以用偷拍这种方式来羞辱一个已经配合了工作的住户。他能理解防疫的需求，但有些事情似乎难以解释。他去办出入证，只给他一张，而业主默认就是两张；他进不去小区的那天晚上，那辆同样外地来的却通行无阻的车，以及保安那句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业主”。

他不能理解这些管控区分的似乎只是业主与租户，而非是否来自疫区，或是否呈现了病征。这种形式的管控真的有效吗？或是，我们非得如此吗？

阿芋亦有这种异乡客的难题，她漂在香港，时间线越推近现在，越感到身份的焦虑，这甚至令她患上严重的情绪病。

她自小已是香港文化的爱好者，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并不似大多数大陆港漂一样有融入的困难。哪怕在去年最动荡的一段时间，她都希望自己能尽可能理性地思考和讨论此事，而非陷入任何一种互相攻击的情绪之中。但本次疫情的爆发，似乎又为香港境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添了柴火。

无论是刷新网页，还是和身边香港同事聊天，她都能听到非常多情绪化的、歧视性的言论。大家不避讳她，可能有时候都已经忘了这个融入得很好的女生来自大陆。但她知道自己的来处，她为这种越来越深的隔阂与撕裂感到沮丧。她觉得身边的人对于疫情的警惕完全不足，却又因病毒的原因怀有巨大的政治性的偏见与仇恨。她感到荒谬，却也无奈。这种情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交替上演。

“但其实如果现在我身边有严重疫区来的人，可能也会心里打个问号吧，即使我知道这样不好。”她想了想又说，“我也在反思这一点，试着去理解更多的人。但其实稍有理性的人都不应该因此伤害他人吧。毕竟病毒是从不在乎人类的政党、民族和立场的。”

身份的问题似乎随时都如影随形，有些身份注定无法在严酷却又总有疏漏的管控之中得到妥善的安置。看房的马千、带看房的中介、需要出门送货的快递员……在一些冷硬的规定和举措之间，还有成千上万人找不到他们该有的位置。

此前，种种“硬核”防疫被全网盛赞，或许确实有效，但现在想想，那些带有恐吓、诅咒性质的标语，挖坑、断桥的绝不通融；自疫情爆发以来，对于湖北人的歧视言论从未间断，这些真的值得鼓掌吗？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不会是倒霉的那个，我们总以为只要逼退了“其他人”，我们自己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可是真的如此吗？

这场灾难对我们的健康、经济、社会文化都造成了重创，同时，也让人变得脆弱、自我、充满攻击，微小的权力可以成为伤害凌驾他人的武器，甚至不需要权力，仇恨和冷漠本身就足够伤人。更何况，许多人性的暗处被恐惧放大到了极致。“他们”不会总是“他们”，返程的路，可能对我们都一样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