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农书编纂出版考论

中国古代对于科技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历来不是很重视。一个对比鲜明的例证就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科技类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并不在焚烧范围之内，但绝少流传至今；相反，那些本在禁锢之列的所谓“圣经贤传”，人们总是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藏在山洞里，或砌在墙壁里，或干脆记在脑子里）保留下来，使之发扬光大。因此，元初马端临发出了“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1]的感慨。从现存文献和书目记载来看，医书和农书是中国古代科技出版的两大主要类型。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对农业格外重视，因此在农书的编纂出版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  元代农书编纂出版兴起的社会背景蒙元起于漠北，初入中原之际，只谙弓马，未遑农事。蒙古族在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仅对汉民族施以疯狂杀戮，还将农民强行逐出农田，使之成为“驱口”（奴隶），同时把成片的良田变成牧场，强行推行牧区的生产方式。这种严重违背社会生产规律的做法，造成北方地区农业凋敝，田园荒芜，饿殍千里。另一方面，蒙元帝国在一系列疯狂的扩张和征伐中,对军粮的需求极大，如忽必烈征南宋，调集30万蒙古军和80万汉军[2]，以每人每日1斤粮食计算，每年约需粮食400万石。而据《元史·食货志》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3]可见，忽必烈征宋时期的军粮几乎占到岁入粮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此情势下，蒙元军队也不得不效法南宋，实行屯田制。农业凋敝直接威胁到元朝的统治，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4]在王鹗、姚枢、许衡、张德辉、高天锡、张文谦等潜邸汉儒的影响下，忽必烈接受了以儒治国、重视农桑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兴农的措施：一是在中央设司农司，向地方派遣劝农使。司农司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初名劝农司，后改称务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其最高行政长官大司农，“秩正二品。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5]其实早在司农司设立之前，元政府就已开始向地方派遣劝农使，如甲寅年（1254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6]。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1261年）以姚枢为大司农，“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粘合从中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膺武、忙古带为邢洺、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7]劝农使的职责就是负责督查地方农事，劝课农桑。另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写农书，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检查劝课农桑的成绩，编造农桑文册等。二是颁布劝课农桑的法令，减免佃农的田租地税。忽必烈一贯重视劝课农桑，如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诏新立条格，其中一条就是“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8]。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9]。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10]。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闰六月，“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11]。遇有灾荒之年，忽必烈也采取过减免租税的政策，以利恢复农业生产。据《元史·食货志四·赈恤》统计，从忽必烈在位的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共减免全国各地差税、包银、丝线计20次，如中统元年“世祖以各处被灾，验实减免科差”[12]，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13]。

元代农民耕作图三是建立村社组织，兴修水利，奖励屯垦。元初北方的贫苦农户为生产互助自发结成“锄社”。在此基础上，忽必烈于至元七年（1270年）颁布《劝农立社事理》，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14]，有社长组织村民修河治渠，务勤农桑，不致惰废。至元年间，先后开挖胶东河、神山河、会通河、通惠河，疏浚了包括黄河在内的几十条故旧河道。忽必烈在位时多次颁布奖励垦荒的诏旨，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15]；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诏令“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征租”[16]；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17]。

王祯《农书》所绘连机碓受汉文化的影响，忽必烈意识到，要发展农业生产，最根本的还是要传播农业生产知识，让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而欲达此目的，除了编纂出版农书外，别无他途。早在蒙古灭金之时，忽必烈就采纳汉化契丹族人耶律楚才的建议，于1236年在燕京设编修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置经籍所[18]，起用汉族知识分子编纂出版书籍。忽必烈即位后，即推行“汉法”，于至元四年（1267年）改编修所为宏文院，至元六年（1269年）将经籍所迁至京师，并入宏文院。至元十年（1273年）十一月，“大保大司农司奏过事内一件：'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19]兴文署设有署令、署丞，下又设校理、楷书、掌记等，雕字匠四十名，印匠十六名。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忽必烈采纳元代大儒许衡的建议，将杭州南宋国子监雕刻的书籍版片运至京师，归入兴文署。兴文署也成为元代中央官刻的主要机构。世祖忽必烈以后的其他元代皇帝，也大都重视农业，如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文宗图贴睦尔等，都多次颁布农业方面的诏令，或诏敦谕劝课农桑，或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或禁侵扰农桑者，或举谙知农事者，或颁行农书于天下。甚至末代皇帝元顺帝，也曾于至正二年（1342年）“二月壬寅[朔]，颁《农桑辑要》”，于至正八年（1348年）四月诏“守令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20]。正是在这样一种长期重视农业的社会氛围下，农书的编纂出版成为元代出版史上的一大特色。2  元代农书编纂出版的种类和数量有元一代不足百年，期间究竟编纂出版了多少种农书？目前各家说法不一：（1）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元代农书8种，但其中的《四时类要》与唐韩鄂《四时纂要》的内容相合，今人多以此书为金代人以《四时纂要》为蓝本改编而成，故实际只有7种；（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五章“辽金元图书编撰”列出元代农书14种；（3）吴平、钱荣贵《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六章“元代的编辑思想”统计元代农书22种；（4）农史学家王毓瑚所编《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著录元代农书24种，但其中的《种蒔直说》《韩氏直说》《农桑要旨》《农桑直说》，据元初编纂的《农桑辑要》和后来王祯《农书》的多次引用情况推定成书年代为金代或元初。该书目在收书标准上较《中国古农书考》有所扩大，兽医类书籍如《痊骥集》《治马牛驼骡等经》等也被归入农书之列；（5）毛雝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1924年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本）除收录时令、水利、物产、作物、园艺、蚕桑之类的传统农书外，进一步把灾荒、博物、农产制造、农业经济、家庭经济类的书籍归入农书之列，加上总记和杂类，共计13类36种；（6）目前收录元代农书最多的书目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分正编和副编，均分为综合性、时令占候、农田水利、农具、土壤耕作、大田作物、园艺作物、竹木茶、植物保护、畜牧兽医、蚕桑、水产、食品与加工、物产、农政农经、救荒赈灾及其他类。正编收录元代农书32种[21]，副编列《中国农业古籍佚目》《中国台湾省收藏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日本收藏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和《美国收藏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除去与正编重复的外，收录元代农书6种，合计38种。

元代的引水翻车为什么各家统计的元代农书数量不一致？除学者们所见文献多少有别之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人们对于农书范围的界定不一致；二是对于跨朝代的农书处理不一致，比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的农书的认定问题；三是存在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情况，导致重复计算或漏算；四是作者佚名或假托署名，导致成书年代难以认定。笔者认为，专谈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的书籍都应归入农书之列，不仅包括农、林、牧、副、渔等自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也包括田制赋税、救荒赈灾等社会科学的书籍；对于跨朝代的农书，如能考证出具体的成书年代，则各归其朝代。如不能，可沿用前代书目或工具书的认定方式；同书异名或同名异书的农书，应尽量比较原书内容予以核实；对于作者佚名或假托署名等情况，可参照前人发表的考据性成果。照此思路，笔者在综合上述各家书目以及清黄虞稷《千倾堂书目》、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的基础上，查阙补漏，去其重复，实得元代农书61种，并按其内容将其归为综合类、时令占候类、农田水利类、食品加工类等11类（见表1）。表1元代农书统计表类别和数量书名卷数作者成书时间综合类（14种） 《农桑要旨》已佚不详金代或元初《农桑直说》已佚不详金代或元初《士农必用》已佚不详金代或元初《韩氏直说》已佚不详金代或元初《务本新书》不详不详元初《务本直言》[22]3卷，已佚脩廷直[23]元初《农桑辑要》7卷司农司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杂令》已佚司农司至元二十八年（1301年）《真腊风土记》[24]1卷周达观至大四年（1311年）《农书》36卷，或22卷王祯约大德四年（1300年）《农桑衣食撮要》[25]2卷鲁明善延祐元年（1314年）《山居四要》4卷汪如懋至正二十年（1360年）《居家必用事类全集》10集无名氏（一说李梓）元代《农桑撮要》7卷罗文振元代时令占候类（5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1卷吴澄元代《农家谚》1卷不详[26]元代《田家五行》3卷娄元礼[27]元末明初《田家五行纪历撮要》1卷娄元礼元末明初《田家五行拾遗》（又名《田家五行志》《吴下田家志》）1卷陆泳元末明初农田水利类（7种）《河源志》1卷潘昂霄延祐二年（1315年）《河防通议》2卷沙克什元代《河防记》（又名《至正河防记》）1卷欧阳玄元代《治河图略》1卷王喜元代《浙西水利议答录》10卷任仁发元代《三湖水利本末》2卷陈恬等元代《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2卷陈恬元代食品加工类（12种）《本草歌括》 8卷胡仕可元贞元年（1295年）《日用本草》8卷吴瑞天历年间《饮膳正要》3卷和斯辉（蒙古族，也译为忽思慧）天历三年（1330年）《本草衍义补遗》 1卷朱震亨至正七年（1347年）《食物本草》22卷李果元代《饮食须知》 8卷贾铭元代《馔史》1卷佚名元代《云林堂饮食制度集》1卷倪瓒元代《酒小史》1卷宋伯仁元代《北山酒经》3卷朱肱元代《酒乘》1卷韦孟元代《易牙遗意》2卷韩弈元末园艺作物类（8种）《种艺必用补遗》不分卷张福元初《竹谱详录》 7卷李衎大德三年（1299年）《苧麻图谱》 不详王槙元代《续竹谱》1卷刘美之元代《打枣谱》1卷柳贯元代《种果疏》1卷俞宗本元末《种蔬疏》  1卷俞宗本元末《种药疏》1卷俞宗本元末农业经济类（5种）《辽史·食货志》2卷脱脱等至正四年（1344年）《金史·食货志》5卷脱脱等至正四年（1344年）《宋史·食货志》14卷脱脱等至正五年（1345年）《延祐四明志·赋役》17卷袁桷元代《至正条格·赋役》23卷官撰元顺帝时期畜牧兽医类（3种）《马经通玄方论》[28]6卷卞宝[29]元代《田牧志》1卷俞宗本元末《安骥药方》1卷不详不详，有元监本蚕桑类（2种）《栽桑图说》5卷苗好谦延祐五年（1318年）《蚕政辑要》1卷司农司元代赈灾救荒类（2种）《救荒活民类要》不分卷张光大约至治元年（1321年）《拯荒事略》 1卷欧阳玄元代农田耕作类（1种）《种蒔直说》已佚不详金末元初其他（2种）《农务集》[30]3卷，或1卷王祯元代《诗集传名物钞》8卷许谦元代需说明的是，之前有些元末明初的农书经常被一些书目列入元代，此次经查核成书年代为明代的，不再收录。如俞贞木[31]的《种树书》，成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刘绩的《霏雪录》，据书中有“洪武乙亥冬”语，知成书在入明以后；瞿佑《四时宜忌》，成书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这些都不宜再列为元代农书。

王祯及其《农书》3  元代农书编纂出版的特点分析通过对元代出版史料和存世农书的考察，可发现元代农书的编纂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官方背景的编纂主体。元代有不少综合性农书是由官方主持编纂的，如司农司主持编纂的《农桑辑要》《农桑杂令》。有些即便是私纂的，也或多或少具有官方背景，如撰成《栽桑图说》的苗好谦，其身份是司农丞；王祯、鲁明善都是在县级地方官的任上，完成了《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的编纂；像汪汝懋，曾任国史编修，后来弃官研究农学，写成《山居四要》。如前文所言，相对所谓的“圣经贤传”而言，农书不受以举业为中心的普通知识分子重视，但又关系国计民生，因此只能通过官方的途径，才可能普及推广。而对于私纂者而言，他们大多是基层小吏，在元代当时的政治生态中，仕途上升空间极其有限。这些怀着治世理想的知识分子，只好转而投入到农书的编纂当中，藉此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文化入侵的情况下，编纂农书也是保留固有农耕文化的一种方式。除鲁明善是维吾尔族外，元代农书的编纂者大多是汉族知识分子。

元代农学家鲁明善（维吾尔族）雕塑第二，切合实用的编纂目的。传统农业社会，吃饭和穿衣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格外重视，使得农书的编纂尤为切合实用，即以劝课农桑、推广农作物种植和蚕桑技术为目的。因此，元代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科性农书，基本上都是围绕“衣食”展开的，很少有花谱、茶谱一类的观赏性或消遣性图书。即便提及一些可供观赏的植物，也多强调它的实用价值，比如菊花，《务本新书》特别指出其作用是“苗作菜食，花入药用”[32]。而从当时出版的一些农书的书名来看，也反映了编者希望人们尽快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迫切心情，如“务本”、“必用”、“直说”、“直言”、“要旨”、“类要”、“辑要”、“撮要”等。这与传统经史的编纂相比，在观念上是大不相同的。第三，采摭群书的编纂方法。元代农书普遍卷数很少，但就是这有限的内容，也大部分是从前代群书采摭而来。以元代三大农书为例：司农司《农桑辑要》，乃“编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批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33]而成，共摘引前代农书13种，包括《齐民要术》《图经本草》《四时类要》《岁时广记》《博闻录》《种蒔直说》《务本新书》《蚕经》《士农必用》《韩氏直说》《桑蚕直说》《农桑要旨》《野语》。全书572条科技资料，新添的只有38条。而且引用前代农书时，都逐条注明来源。从宝应刘氏所藏元刻本的照片来看，直接引用的书，书名采用黑底白字标出；间接引用的书，如《齐民要术》中的《汜胜之书》《四名月令》等，则不用黑底白字印刷，仅在“某某书曰”上加圈表示另起一段；王祯《农书》除引用《逸周书》《白虎通》《诗经》《周礼》《左传》等经史类文献之外，还大量引用《陈旉农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韩氏直说》《汜胜之书》《种蒔直说》《师旷占术》《农桑要旨》《士农必用》《淮南王蚕经》《陶朱公养鱼经》《农桑辑要》《（唐）本草注》《本草衍义》《四时类要》的内容；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书名中“撮要”二字，表明该书的内容来自他书，事实上也的确是作者想把《农桑辑要》的内容加以精简，只不过文字更通俗易懂一些。其中有许多材料，是从《齐民要术》和《陈旉农书》直接或间接摘录过来的。元代的其他农书也有这个特点，像柳贯的《打枣谱》，以“事”为题，从《埤雅》《诗经》《孟子》《养生论》《潘岳赋》《唐本（草）注》等11种前代书籍中辑出有关枣的内容。第四，农事分类或月令体的编纂体例。从编纂体例来看，元代农书大致可以分为按农事分类编排和月令体两大类型，因为这两类体例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多数综合性和专科性农书采取按农事分类的编纂体例，如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全书七卷，分为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禽鱼等，内容相关者则合为一卷；专科性农书，如饮食类农书《易牙遗意》，上卷分酿造、脯鲊、蔬菜三类；下卷分笼造、炉造、糕饵、汤饼、斋食等九类。所谓月令体，即按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顺序记载农事安排，如作物的种植、家禽的饲养、农产品的储藏和加工等。这种体例始于先秦的“夏小正”和《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其后有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元代农书如《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撮要》《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均属这种体例。另外，元代农书编纂也有将农事分类与月令体结合在一起的，如汪汝懋《山居四要》先分摄生、养生、卫生、治生四大类，再在治生之下，采用月令体，逐月记载治生之法。第五，图文互证的编纂形式。农书的读者对象为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了让他们能直观地理解文字内容，元代农书多在正文中配以插图。如王祯《农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九年（1530年）山东布政使司刻本（见图1），与元刻祖本最为接近。该版本的《农桑通诀》前“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配有5幅插图；《谷谱》之前也有3幅插图；特别是《农器图谱》，分为田制、耒耜、钁臿等二十门，为各种生产器械（具）绘制图306幅，图文对照，便于读者按照图纸制作和应用。再如王喜的《治河图略》，“其书首列六图，图末各系以说，而附所为《治河方略》及《历代决河总论》二篇于后”[34]。其他如苗好谦的《栽桑图说》、王槙的《苧麻图谱》等，也都配有插图。

图1 明嘉靖刻本王祯《农书》“农器图谱”插图从出版的角度看，元代官编农书的刻印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印数惊人，据原版重印较为频繁。从已知的几部农书的出版情况来看，刻印数量非常可观。如《农桑辑要》在元代至少刻印过八次：第一次刻印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此据王磐原序“至元癸酉岁季秋中旬日”可知；第二次刻印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据胡道静先生推测，这是对至元十年刻本的修订本，印数为一千部。该本小字刻印，钱曾《读书敏求记》有著录；第三次刻印于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当时的元仁宗嫌小字本“字样不好”，乃诏令江浙省臣端楷书写，印数为一千五百部；第四次为延祐三年（1316年），又在杭州就原版添印一千五百部，据上海图书馆藏元延祐刻后至元五年（1339）重印本《农桑辑要》所载《中书省致江浙行省印造〈农桑辑要〉咨文》称：“照得先于延祐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准中书省咨：该奏过事内一件，印造农书一千五百部行。据杭州路申：印造装褙、打角定备，差宣使布伯管押赴中书省交割去讫”；第五次为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丞相暨大司农臣协谋奏旨，复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沾赐者，悉与之”[35]；第六次为明宗天历二年（1329年），又在杭州就原版印刷了三千部。《咨文》称：“天历二年，江浙行省又行印造到《农桑辑要》三千部、《栽桑图》三百部”；第七次为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再印一千五百部。《咨文》云：“从至元二十三年逐旋印了八千五百部，给散了来。如今辏一万册交印造，与他一千五百部，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奉此，于至顺三年二十一日行下大司农司经历司依例施行” [36]；第八次，元惠宗后至元五年（1339年）再次据延祐元年版片重印，具体印数不详，今上海图书馆藏本《农桑辑要》就是这个版本的实物（见图2）。

图2 元延祐元年（1314年）刻、后至元五年（1339年）重印本《农桑辑要》（上海图书馆藏）由上可知，《农桑辑要》自延祐元年（1314年）改为大字端楷雕版后，之后的五次出版都是据该底版重印，而不是重新镂版。推其原因，《农桑辑要》作为一部得到过忽必烈诏准，并由司农司主持编纂的农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后世不敢擅改其内容和版式。另外，其本身刊印质量颇高，没有必要重新刊板。该书自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到至顺三年（1332年）的46年间，共印刷了一万部，加上后至元五年的重印，已在万部以上，堪称古代印数最多的图书。须指出的是，之前曹之先生统计《农桑辑要》在元代共刻印了2.5万部[37]，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咨文》中“从至元二十三年逐旋印了八千五百部”，指的是从至元二十三年到至顺三年重印之前，累计印刷了八千五百部，而不是指至元二十三年这一年就印刷了八千五百部。尽管如此，这在雕版印刷时代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印数，要知道，古代刻本的印数超过一百部就很了不起了。除《农桑辑要》外，其他如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张光大《救荒活名类要》、苗好谦《栽桑图说》等，印数也不少，如延祐五年（1318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间。”[38]第二，元代官编农书常下江浙行省雕版印造。元代政府素有将官修书下江浙行省雕版印造的做法，如至正年间，中书省曾奉旨将脱脱等编修的《宋史》《辽史》和《金史》三部正史下江浙行省刊板。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录有至正六年（1346年）中书省的一则牒文，详载了刊印《宋史》的经过。为保证刻印质量，元中书省特委派翰林编修张翥、国子助教吴当二人，随同书稿一同前往杭州，以便随时纠正工匠的讹误。这与今天的出版社派编辑下印刷厂的做法颇为类似。而在此之前的延祐元年刻本《农桑辑要》也是下江浙行省镂版的，版片当也保存在杭州，因为据《咨文》载，延祐三年、天历二年的重印都是在杭州完成的，天历二年与《农桑辑要》一同印造的还有苗好谦的《栽桑图》。元代农书之所以选择在杭州刻印，一方面是主要是因为因为江浙行省财力雄厚，二是因为这里是南宋故都，向来良工辈出、纸墨精良，刻印质量有保障。4 结语总体来说，元代农书的编纂出版表现出了开明的气度、科学的态度、宏大的气魄。在对待前代农学研究成果时，元人不墨守成规，摒弃华夷之见，凡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均采取“拿来主义”，很好地总结和继承了前代的农学遗产。而对于前代农书中“宜”、“忌”之类的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则尽力删削，如南宋陈旉《农书》中有《祈报篇》，宣扬的是祭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农桑辑要》在引用该书时，特别指出“不可委屈从之”，而应“以时其泽，为上策也”。在官方的有力支持下，元代农书动辄上万部的出版规模，在传统的雕版印刷时代是十分罕见的。元代农书在农业生产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农桑辑要》曾于至元、延祐、至治、天历、至顺、后至元年间多次颁行天下，当时的劝农使在全国各地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书。该书甚至流传到了朝鲜，为周边国家的农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王祯《农书》记载元代农具105种，相对于汉代汜胜之《汜胜之书》记载10余种农具，以及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30多种农具，种类大为增加。这些新制农具广泛采用了机械原理，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因此种种，农书的编纂出版在元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注释及参考文献：[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4·经籍考总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03．[2] 鲁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6．[3] 宋濂．元史·卷93·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2360．[4] 宋濂．元史·卷93·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2354．[5] 宋濂．元史·卷87·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2188．[6] 宋濂．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60．[7] 宋濂．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73．[8] 宋濂．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98．[9] 宋濂．元史·卷6·世祖本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122．[10] 宋濂．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2．[11] 宋濂．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4．[12] 宋濂．元史·卷96·食货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2472．[13] 宋濂．元史·卷205·卢世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4568．[14] 元典章·卷23·户部九·劝农立社事理[M]．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72．[15] 宋濂．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6：308．[16] 宋濂．元史·卷16·世祖本纪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9．[17] 宋濂．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6．[18] 宋濂．元史·卷146·耶律楚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59．[19] 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31．[20] 宋濂．元史·卷41·顺帝本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882．[21]《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误将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和《养民月宜》著录为两书，实同书异名；又误将欧阳玄《至正河防记》和欧阳元《河防记》著录为两书，实为一书。康熙间因避玄烨讳，将欧阳玄改为欧阳元；又误将陈恬、陈晏如分别署名的《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著录为两书，实为一书。作者元人陈恬，字晏如。笔者统计时已去其重。[22]《务本直言》疑与《务本新书》同书异名，惜两书均已亡佚，无从核验。[23] 明朱睦㮮《万卷堂书目》著录为“脩廷直”，而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为“脩廷益”，因明代距元代更近，今采前说。[24]《真腊风土记》内容涉及真腊国（今柬埔寨境内）的耕种、出产、蔬菜、酝酿、桑蚕、器用等方面。[25]《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撮要》，明人后又将其篡改为《养民月宜》一卷，不署撰人，与罗文振七卷本《农桑撮要》同名异书。另据王毓瑚考证，《千顷堂书目》将该书题为《农桑机要》，《补元史艺文志》题为《农案机要》，皆系讹误。[26] 旧题“汉崔寔撰”，此书在元朝以前不见记载，疑是元人假托。[27] 国家图书馆藏有《田家五行》明刻大字本，题“田舍子娄元礼鹤天述”。而清《古今图书集成》所载陈氏《续书目》中著录有《田家五行》，注文称“明陆泳撰”。今从前说。[28]《马经通玄方论》又名《司牧马经痊骥通玄论》，明永乐大典收录本书二卷，更名为《痊骥集》。[29] 卞宝曾任职管勾，故人称卞管勾。[30]《农务集》体裁为诗文集，但诗文的内容均与农业有关。[31] 旧题唐郭橐驼，一说俞宗本。[32] 大司农司编；马宗申译注．农桑辑要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5．[33] 王磐．农桑辑要序[M]//农桑辑要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81．[34]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859．[35] 毕沅．续资治通鉴·元纪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07．[36] 胡道静．述上海图书馆所藏元刊大字报《农桑辑要》[C]//中国古代典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0．[37]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265．[38] 宋濂．元史·卷26·仁宗本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58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JZD042）的研究成果，原文发表于《出版科学》2021年第4期。责任编辑：张金果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转自“出版六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