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纷争之迷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纷争之迷
原文 / Isaac Silver
翻译 / 李明予
原载3月19日《雅各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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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
叶强（John Bruce Yeh），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单簧管长达四十二年，任单簧管副首席及降E调单簧管独奏。2008年至2011年，曾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
叶强（John Bruce Yeh）
陈友明（Youming Chen），2015年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中提琴。
陈友明（Youming Chen）
克拉拉·塔卡拉贝（Clara Takarabe），二十多年来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任中提琴手，为常任中提琴替补。
克拉拉·塔卡拉贝（Clara Takarabe）
在长达数月的争论后，3月11日，芝加哥交响乐团乐师们的合同到期了，由于不满意新的合同条款，全体乐师次日起决定罢工，并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交响乐中心大楼外示威。
作为美国最优秀的乐师群体，他们应该不会轻易走极端。笔者采访了三位能够代表大多数芝加哥交响乐团乐师意见的罢工者，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次罢工，对古典音乐界的劳工抗争，他们又作何感受呢？
问：你们都是怎样走上专业音乐道路的？
叶强
我原本计划像父母那样从事科学工作，但我从小就热爱音乐。我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预科学生时，参加了阿斯彭音乐节，然后就决定转学到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和管弦乐。乔治·索尔蒂先生给了我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工作的机会，这个机会千载难逢，1977年我决定从茱莉亚音乐学院退学，加入了芝加哥交响乐团。
陈友明
我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中提琴，这种乐器的声音最接近人声。中提琴虽然不像小提琴、长笛、小号那样声音清亮，但也能演奏丰富的旋律，要是没有中提琴的声音，乐队的声音会稍显乏味。
我是因为家庭原因才开始音乐生涯的，那时我已经快博士生毕业了，但我的妻子怀上了双胞胎。我当时吓坏了，心想自己怎么能同时培育两个孩子呢？这可是要交两份大学的费用啊。
所以，我参加了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试奏，想获得较高的薪水。多亏朋友们和老师们的帮助，我成功通过了。
克拉拉·塔卡拉贝
我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拉中提琴，担任替补。我从小就开始学音乐，那时就知道自己肯定能成为一名乐师。
我出生在洛杉矶，那里有很多前苏联移民，营造了良好的音乐氛围。和叶强一样，我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过社会学和哲学。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学习古代哲学、政治学、古代战争史等。
大四的时候，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我接到邀请参加斯特拉迪瓦里学会的比赛，当时有芝加哥交响乐团有几位乐师在场，他们鼓励我第二年参加替补试奏，我去了，而且成功入选。
问：作为一名专业乐师，你们的工作是什么状态？
叶强
为了让乐团的演奏效果尽善尽美，我们都需要在家里单独练习，然后聚在一起每周排练三四次，每次2个半小时。一般情况下，每周还有四场特定音乐会的排练。
一直保持这种强度的演奏，压力其实很大，但回报也很丰厚。“高峰期”的时候，这种高强度工作会持续大约三十五周，只是偶尔能轻松一下。再接着，到了夏天，我们要在芝加哥郊区的拉维尼亚节上演奏六个星期。
陈友明
虽然大多数人觉得一场音乐会时间很短，但就是这么几小时，有一百人多人同时在做同一件事，就像它的名字——“交响乐”，要求短时间内一百多人声音同步，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圆满演出。不仅如此，所有乐师都会在家里练习、在路上练习，仔细思考该怎么演奏，如何配合他人的节奏。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音乐会还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乐师因为长期演奏乐器，长久保持某种姿势，还得不到休息而落下病根。其他交响乐团会做“流行”或“家庭”音乐会，让乐师们放松一下，因为这些音乐会要求不那么严谨，大家不那么费劲，但我们芝加哥交响乐团却很少做这样的事，毕竟乐团有自己的格调和套路。
克拉拉·塔卡拉贝
乐师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保持动作精准、要自我观察、要不断练习。我们就像运动员一样，演奏乐器时要调动和精准控制全身的力量。演奏乐器会让人身心俱疲，就算技术娴熟、姿势正确，许多乐师也会在音乐会结束后感到身体不适。
观众们听音乐会是一种悠闲的享受，可能觉得我们在演奏时也这么闲适，其实我们都很紧张并努力地表现。
问：这场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场争论不休的事件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叶强
主要原因是管理层要终止固定养老金福利，改成定额储蓄。过去五十年，我们都有固定养老金，大家也都愿意效力于乐团，乐团的演奏水准维持在很高水平。现在取消固定养老金，未免太过分。
近些年，不仅我们的薪水比其他乐团低，连已有的待遇也不能维持了，这说明管理层不尊重我们的艺术水平。
陈友明
来芝加哥交响乐团之前，我曾在其他几家交响乐团工作，确实他们没有一家有退休福利。我那时做私教、给中学指导室内乐、还在乐团工作，同时打三份工压力很大。我和我的家人都拼命努力争取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找到一份工作会减轻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无非是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克拉拉·塔卡拉贝
主要问题是养老金争议，看到谈判桌上有自己的薪资和假期工资单时，我很吃惊。要知道，芝加哥交响乐团是著名乐团，这里的替补乐师和正式乐师的工资待遇是一样的。虽然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替补乐师的工资远低于正式乐师的，但既然替补乐师和终身荣誉乐师一样演奏，那么同工同酬也理所应当。现在，管理层制订了正式乐师和替补乐师的两级薪酬标准，在我看来，这种分歧是哲学层面的。
问：我听说乐师们对于罢工的投票结果基本一致，那么在罢工投票前，乐师们又有哪些相互沟通呢？
叶强
乐师们非常团结，沟通简洁明了。乐师谈判委员会不建议我们接受管理层目前制订的待遇，我们一致同意授权谈判委员会组织罢工。
陈友明
罢工前，我们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管理层达成了向媒体封锁消息的协议， 现在我们取消了这个协议，要告诉大众我们在争取什么。乐团的同仁都很重视这次罢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问：因为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地位，罢工事件在全球音乐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叶强
美国的交响乐团都在关注我们的事件，指望我们能在行业内推进公平薪资待遇和行业规范的重新建立。
陈友明
正如穆蒂大师所说，整个音乐界都在关注芝加哥发生的事情，我们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合同的乙方，而合同里我们的各项福利在不断减少，罢工的第一周，匹兹堡的同事慷慨地邀请我和他们一起演奏，世界各地的乐团也是如此。
成千上万来自国际交响乐界及歌剧界的同事们都在观察谈判走向，我们要面向新世界，而非拘泥于旧世界。
克拉拉·塔卡拉贝
一个乐团的劳资谈判合同会影响其他交响乐团的想法，他们会重新审视自己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总体来说，这件事与乐师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细节都息息相关。
我曾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明尼苏达交响乐团和达拉斯交响乐团工作过，见证过各家不同的劳资谈判合同，对时间和金钱的分配方式的各自不同。
问：这是自1991年以来芝加哥交响乐团最长的一次罢工，乐师加入谈判同盟后有什么变化吗？
叶强
1991年，因为管理层降低医保福利，我们不得不罢工，的确，后来乐师队伍发生了很多变动。
克拉拉·塔卡拉贝
产业界的罢工是比较多的，现在得研究音乐界的罢工历史了。
问：乐师属于劳工阶层吗？这算不算工潮呢？
叶强
是的，乐师属于劳工，因为我们都是美国劳联产联的成员，都是工薪阶层，理应得到劳工的待遇。
陈友明
我觉得任何一种劳动，无论是教育行业、汽车行业，做木工还是做音乐，都需要对劳动环境和待遇作出评估。
克拉拉·塔卡拉贝
虽然确有些乐师认为自己是劳工，参与的是工潮，但我认为有这种正确意识的乐师只是少数。 高等教育和音乐学院并没教会乐师们如何组织工潮，乐师对经济问题有时很缺乏应有的认知。
大多数乐师都只关注音乐，可能与社会大环境完全脱节，我们要改变这一现状。我曾建议一些当地的音乐学院设立劳动法的课程，但之前联系过的一位院长说学校有创业课程但没有劳工利益课程。我们在追求艺术的快乐、悠闲和名声问题时，都忽略了当下的现实问题。
问：指挥大师穆蒂把乐团称为“文化圣殿”，还把乐师称为世界文化大使，作为一名古典乐师，你们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叶强
穆蒂大师是对的，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娱乐，我们的艺术和文化丰富了芝加哥乃至世界各地的生活。
陈友明
交响乐团非常独特，汇聚了多元文化，大众们可能有所不知，就算是单一乐器也有多样风格。实际上，我们在互相影响，荟萃各种艺术风格。我以谦恭的态度，沿着前辈的方向，延续着古典音乐的传承。如果环境正常，我发挥正常，定能不孚众望，如果还能超常发挥，会非常开心。
克拉拉·塔卡拉贝
作为一位艺术家，一名乐师，我经常思考我们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如何融入社会。 为什么我们这么小众？ 我们又有什么用？ 会审美、有技能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一直保持这种音乐会文化形式吗？ 音乐会形式又是不是总能适合未来的乐师？ 乐师还能怎样参与社会活动？ 我个人并不以“高低”来区分文化，我根本不相信这种区别。
古典乐师的就业选择很有限，主要选择就是在交响乐团演奏。交响乐团的收入主要是赞助和票房收入，如何合理分配收入呢？
作为艺术家，我们努力工作，但我们生产的是无形产品，虽然乐师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懂经济和管理，我们既不参加管理资本，也不占有资本，既不是劳工，也不是资产阶级。
乐师们思考的基本是自己想成为怎样水平的乐师， 谁是自己的听众，怎么和听众们互动？我们需要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乐师们希望和需要音乐的人站在一起，希望参与社会变革，建立一个公正的乐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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