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东北是制毒基地，华北也遭到毒化
鸦片对于中国近代而言，是最能够挑动我们的敏感神经的一样东西。
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人率先使用鸦片撬开中国国门。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趁此时机，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鸦片渗透。作为日本侵略者最先涉足的中国领土——东北，就成为日本首先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地区。
一、“毒”来已久
为什么是东北？
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与东北自身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东北地区是中国著名的沃土，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高。东北地区东出日本，南傍朝鲜，北扼黑龙江，西控蒙古，仍是中国要冲之地。
1905年，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在东北的特权由日本接手，日本终于如愿以偿的独自侵占中国东北利益。
除了军事战争手段外，使用鸦片进行毒化，就成为日本进一步侵占东北的重要手段，目的是为了摧毁东北经济环境以及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瓦解东北军民的抵抗意志。在日本的一手操控下，以东北旅顺、大连为中心，辽东半岛很快成为日本对中国内陆贩毒的大本营。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制毒贩毒基地？
东北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复杂，尽管清朝中期为了保证自己的“龙兴之地”不受侵扰，曾禁止关内汉族向东北迁移，但仍有大量流民迁往东北。清晚期索性开放禁令，又使得大量汉族人口进入东北，和东北地区原有的满族、蒙古族等共同生活。
再加上近代以来，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纷纷赚取东北权益，使得东北的社会情况愈加复杂。这就使得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东北地方政府，都无力对东北进行有效控制。
另外由于东北的气候环境影响，东北人民历来有吸烟的习惯，因为烟草可以有效帮助当地人民御寒以及驱除病虫害，再加上东北土地肥沃，适宜烟草种植，日本侵略者利用这种社会条件，将鸦片包装成“新鲜烟草”，逐渐在东北泛滥开来。
但是自1840年以来，全中国都晓得了鸦片的危害，东北地区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鸦片泛滥的情况呢？
主要还是因为鸦片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在清政府倒台后，北洋军阀确立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尽管当时的中国对鸦片的禁令由来已久，但军阀割据一方，连中央政令都可以置若罔闻，更何况怎么能管得了自己种什么？于是军阀们普遍对禁令阳奉阴违，大量种植和销售鸦片，吸取大量资金。
如奉系军阀就会给当地商家颁发“印花”，无论什么货物，只要贴上这个东西那就是合法商品，鸦片自然也不例外。
不仅光明正大地买，还堂而皇之地种。在中东铁路沿线分布着约十万多亩的罂粟田，连军队勒索百姓都不要钱财，而多要鸦片，部队士兵更是人手一包鸦片。
对于日本而言，在遭遇了1929年经济危机和干旱霜冻灾害后，日本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大量人口饿死、病死。日本为了走出困境，就将目光投向这个低投入高回报的鸦片项目上来。在东北之前，日本已经在台湾进行了实验，成功总结出一套推行鸦片政策的经验。
况且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近16亿开销中有一半都是向英美借贷而来，为了还清巨额债务，进一步扩大陆军海军建设，为侵略行动提供物质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就采取了所谓的“以毒养战”策略。
二、军阀遗毒
1921年，张作霖主政的东北开始广泛种植鸦片，从张作霖扶持下，汲金纯成为热河第三任都统，鸦片的种植与泛滥也逐渐开始。汲金纯上任伊始就下令废除禁烟令，下令热河全区皆要种植鸦片，给出的理由也十分荒唐，他竟然声称种植鸦片可以让热河民众的贫困生活得到很好的改善。
民众生活好没好不知道，汲金纯以及东北当局的财政状况倒是得到极大的“改善”。汲金纯一改过往按照土地等级征收不同税额的规定，不论土地等级，一律只收取大洋六元，这就大大降低了鸦片种植的门槛，所征收的烟地税也成倍上涨。
1926年，张作霖的亲信汤玉麟接手热河，继续推行鸦片政策。汤玉麟的手段较汲金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先在表面恢复了禁烟令，任命汤佐荣为热河禁烟总局总办，并出台了一大批文件规定和处罚制度。但实际上这都是走走过场，这些文件章程反而让官方的鸦片走私更加畅通无阻。
在禁烟的烟雾弹下，汤玉麟还强迫农民大规模种植鸦片，并以禁烟条令为依据向，种植鸦片的农民处以“烟地罚金”，相当于变相收取了鸦片种植税，由此带来的巨大利润全部填入奉系军阀的军队开销之中。
除了罚金外，还有烟地特别印花税、出境税等，名目众多，金额巨大。之后汤玉麟以热河兴业银行为工具，通过该行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分行大规模收购和贩卖鸦片，从中获取了极高利润。
上梁不正下梁歪，热河各级官员也默许鸦片走私的泛滥。察哈尔、绥远，甚至北京、天津都能看到热河出产的鸦片。根据资料，仅在1930年到1933年的三年间，围场一个县就向外流通了359万两鸦片。这种大规模流动只要有禁烟总局的认证便可畅通无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3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日本为了全方位的控制东北，瓦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在东北推行大规模毒化政策。
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联合制定了十分细致的鸦片政策，其中参与决策的无不是臭名昭著的战犯，如伪满政府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岗村宁次等。具体计划的实施由曾任日本神户税务署长的难波经一主持。
难波经一从佳木斯和华北地区收购鸦片50万两，又从伊朗进口鸦片200万两，提供给东北各级鸦片销售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还以舆论攻势，大肆宣传吸食鸦片的合理性，麻痹欺骗大众吸食和种植鸦片。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公开宣称，鸦片是伪满洲国民众最喜爱的东西。为了满足这种“喜爱”，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出台了多个政策，并建立了多个售卖场所。
三、毒化东北
1933年初，日本兵出热河，意欲进占中国华北地区。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放弃了华北地区的防御体系，日本得以更方便地从东北向华北输出鸦片，鸦片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先遣队”。日本南满洲制造株式会社就曾将大量海洛因输送到冀东地区，进而延伸至整个华北。
关东军也十分支持这种“以毒养战”的恶毒策略，鸦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有很大一部分是补贴入了关东军军费，关东军的天津驻屯军甚至直接参与贩毒。关东军第二科参谋田中隆吉曾在公开场合透露，关东军在平津地区的采购包括鸦片。日本在策划内蒙独立时，也将鸦片和罂粟输出作为首要措施。
日军占领热河后，还接管了汤玉麟在承德建造的海洛因工厂，由浪人阪田诚盛负责，他为此专门采购了多辆美国卡车，将工厂中制出的毒品分销平津地区，关东军宪兵负责保护运输安全。
1935年，在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作为日本贩毒的保护伞。昌黎一地就有贩毒场所213家，唐山、山海关、滦县、开平等地更是泛滥成灾，唐山一地就有467家烟馆和海洛因馆。据估天津市就有12万人吸毒，占全市所有人口的十分之一。
国际社会也曾谴责日本这种行径，但日本置若罔闻，甚至不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日伪政府还向民间提供罂粟良种和贷款业务，如果种得多，还会奖励棉布等日用品，这导致东北地区的鸦片种植区，从热河逐渐扩展到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
截至“七七事变”前，日本通过鸦片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大部都用于军费开支。1937年伪满政府颁布《麻药法》，进一步完善了日本对东北的毒化政策，将海洛因、吗啡等全部收归专卖，更好的控制制度贩毒这一邪恶的产业链，这让日本所生产的“白面”在华北东北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九成以上。
大量的制销毒品严重违背了《海牙禁烟公约》和《日内瓦禁烟协定》。1937年国际联盟派遣专门小组调查中国鸦片问题。在5月份举行的第22次国际联盟鸦片毒品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代表对日本进行施压，要求日本遏制毒品泛滥的趋势。
此时日本也需要控制鸦片泛滥，因为日本不仅想要侵略中国，对苏联也拟定了军事计划，这就需要日本将东北打造成为一个东亚大陆的桥头堡，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这就要求东北建设大量的军事和民用措施。
但东北由于长期受到鸦片毒害，劳动力水平已经大大折损，所以日本在不影响鸦片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开始部分禁止鸦片。
为此伪满洲政府总务厅长星野直树召开会议，成立了所谓的“鸦片禁断委员会”，满系官员倒是很积极地想断绝鸦片供应，但遭到日系官员拒绝，很明显是别有用心。1937年10月，伪满政府颁布《禁断鸦片方策纲要》，声称十年内完全取缔鸦片，《盛京时报》也开始宣传禁烟戒毒。
明面上的贩卖不行，那么走私就成为主要途径，由于市面上的鸦片供不应求，走私价格也被抬得非常高，这对中国社会的民间财富无疑是又一次巨大掠夺。
四、恶劣影响
日伪政权的十年禁烟，仅仅四年就戛然而止，因为太平洋战场的开启让日本面临着更为艰难的经济和军事形势，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更大规模的战争中。于是日伪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时经济体制，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
这时候的日本连表面功夫都不再做，撤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开始公开鼓励鸦片种植和走私，即使不能从东北补充劳动力，起码也能减轻日本对东北统治压力，从而能够抽出更多力量支援各大战场。
1942年至1943年，日本和伪政府双方代表召开了“大东亚鸦片工作会议”，想要整合日本占领区的毒品生产和销售，东北除了要“自给自足”外，还要向外输送大量鸦片。过往的禁烟伪装被彻底抛弃，还张贴告示鼓励种植鸦片。
除此之外还大幅提升鸦片收购价格，原先鸦片价格无论等级都是每两2元，如今提升至每两4元，这不仅恢复了禁断鸦片之前的种植面积，还大大增加了鸦片产量。为了迎合中国市场，日本还把制造出来的鸦片根据质量好坏，命名为“福膏”、“禄膏”、“寿膏”。
这种公开纵毒的行为让东北烟民数量与日俱增，东三省仅登记在册的鸦片吸食者就有100余万人，未登记在册的未成年人有50万，另外还有120万吸食者潜伏在普通民众中。也就是说，此时的鸦片吸食者将近300万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前的十余倍。
为了保证鸦片收入，日本还对鸦片走私予以严肃打击，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进行鸦片走私的大都在政府中担任一定职位，缉私人员也会被拉拢腐蚀，打击走私也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最后，无论是伪满政府还是日本关东军，纷纷直接加入其中，收购黑市鸦片向华北地区出售。
无论禁止与否，这都是日本“以毒养战”政策的不同反应，禁止是为了垄断利益，松禁是为了赚取更多利益。
除了经销，日本帝国主义还鼓励东北的鸦片种植，在1942年，所谓的十年禁断停止后，东北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恢复至禁断之前的水平。伪满洲政府以每百公顷3万元的补贴吸引东北民众种植罂粟。截至1945年，伪满洲国的罂粟种植面积高达千万亩，总产量更是到了惊人的3亿两。
自1905年，日本在辽东地区建立殖民统治后，毒化政策便贯穿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长期的毒化政策让东北遍地罂粟、处处烟馆，整个东北社会呈现出一副死气沉沉的面貌。在伪满政权存在期间，东北新增的鸦片吸食者多达250多万，极大损害了东北民众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素质，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东亚病夫”的印象。
鸦片的泛滥导致东北地区的劳动力流失严重，因为大量种植鸦片，东北的农村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东北地区的生产能力大大降低。
与鸦片有关的苛捐杂税是的1020%，加重了东北民众的生活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也并不乐观。毒瘾太深者为了吸食鸦片，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甚至不惜挖坟掘墓，卖妻弃子，卖父母为奴，甚至让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屈身妓院。
日本帝国主义使用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手段对中国实施侵略，至今还不正视错误，永远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原谅。
我们只有铭记历史，时刻敲响禁毒的警钟，才能再次避免成为所谓的“东亚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