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o & González：内战中动员与恐袭的逻辑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Polo, Sara M. T., and Belén González. 2020. "The Power to Res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Civil Wa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13): 2029–60. doi: 10.1177/0010414020912264.

作者简介：Sara M. T. Polo，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政府系讲师；Belén González，德国吕讷堡大学全球与地区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现有大量的研究认为，恐怖主义行为在国家内战中应该是相当“有效"的获胜或搅局的手段。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内战期间只有少量的团体使用了恐怖主义行为，许多团体则根本避免使用恐怖主义。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怖主义的使用手段也变得大不相同。作者提出，在充分考量了优缺点以及短期动态影响后，恐怖主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动员策略。他们认为，为了最大化本方的获胜可能，武力优/劣势以及民众动员的需求决定了叛军领导者是否会诉诸恐怖主义。当恐怖主义行为可以引起政府当局不加区分的压制，或者可以通过和特定社会群体对抗来激化叛军选民时，其便能够显著动员支持。战场上的失利会增加叛军集结平民支持的需求，所以实施恐怖袭击的时机把握也往往会受到影响。

一、简介

在2017年，十大恐怖组织制造了总计4282起恐怖主义袭击，占据了全年恐怖主义袭击次数的40%和死亡人数的68%（17915人死亡）。这十大恐怖组织中的九个都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所在国的内战。这也让各国的内战成为了全球恐怖袭击的首要来源（Findley & Young, 2012）。很多学者称，反叛团体在国家内部冲突中使用恐怖主义会"很有效"（e.g., Kydd & Walter, 2006; Pape, 2003）。比如，恐怖主义行为可能增加反叛团体坐上谈判桌或是取得政府让步的可能性，且有助于向其受众宣传团体的理念。然而，仔细研究了叛乱组织在国内冲突中对恐怖主义手段的使用后，作者发现：尽管个别反叛团体发动了数量众多的武装袭击，但在1970年到2011年间活跃的所有叛乱团体中，将近一半从未诉诸恐怖主义。此外，在使用恐怖主义的团体中，恐怖主义袭击的使用时机也有很大差异。图1选择了四个反叛组织作为样本，描绘了这四个组织在过去的八年中使用的恐怖袭击次数与年份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恐怖主义攻击并不常见，而是集中在某些特定时刻，在其他时间则几乎没有。作者于是提问：如果恐怖主义真的如学者们想的那样有效，为什么并没有被更加频繁地使用？那些使用了恐怖袭击的团体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使用的团体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图1样本分别为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胡塞武装（Ansar Allah），和信德得什自由军（Sindhu Desh Liberation Army）。

作者尝试对如上问题作出回答，他们认为，完全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恐怖主义是叛军实现近期目标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有效工具，而赢得本地民众的支持则是反叛组织的首要近期目标。然而，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也充满了风险。政府有可能对叛军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而这样的打击往往对叛军团体来说是致命的（Carter, 2016），且可能伴随巨大的政治损失，例如失去平民支持。作者考量了这两点风险，提出在两种情况下恐怖主义可以有效地动员平民。在叛乱团体与一个经常压迫国内民众的政府作对时，恐怖主义袭击可以刺激当局作出不理智的决定，并且让其为自己所用以收拢民心。此外，当叛乱团体的核心信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有强烈的敌意时，针对那些社会群体的恐怖袭击也可以激化他们的支持。至于叛乱团体何时进行恐怖袭击，本文认为：只有在叛军组织无法承受其他行动的成本时才会诉诸恐怖行为。比如，在正面战场上输掉关键战役后，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资源损失（如占领区域面积），叛军团体可能使用恐怖袭击来扭转气势。作者同时点出，以上考量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叛军团体认为恐怖主义袭击不会在自己的支持者中引起不满，否则无论战场输赢，叛军团体都不会进行恐怖袭击。

这篇研究同时也揭露了深陷国内武装冲突的政府当局面临的困境：那些能够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动员战略的叛乱组织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战胜，因为在正面战场上击败这些团体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那增加了其发动恐怖袭击的动机。

二、研究方法

首先，作者使用UCDP-GED（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社会冲突数据项目）分析了大量记录在册的冲突事件的样本，以得知在什么情况下反叛团体决定发动恐怖袭击，以及这些决定与正面战场的劣势是否有关。其次，作者还对“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袭击策略进行了定量研究，来窥见这些恐怖袭击与调动内部民众支持率的关系。这两项研究的结果均支持作者先前的结论。

作者通过UCDP-GED选取了1989-2009年间地处中东、亚洲和非洲的总共205个反叛团体，并且将研究单位 （Unit of Observation）设定为反叛团体-冲突-月 （Group-Conflict-Month）。对于恐怖主义袭击的定义，作者阐明为：意图在于威慑、胁迫特定人群的有意的武力使用，具备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性的目的，且性质相较合理的战争行为要更加恶劣。根据这个定义，作者排除了反叛组织对政府军队军人的武力行为，仅视针对平民的攻击为恐怖袭击。

作者对反叛组织的恐袭行为通过三个变量进行了量化以便研究。首先是某个特定组织是否在一个冲突月(conflict-month)中实行了恐怖袭击；其次是在该冲突月中实行恐怖袭击的次数；最后是在这个冲突月中的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人数。同时，由于作者假设政府当局的压迫行为也可能引来恐怖袭击形式的报复，作者也对政府压迫进行了量化。政府压迫被定义为当局侵犯民众（不一定是反抗组织的成员）的身体权利的频繁程度和严重程度。文章参考了政治压迫规模评分（Political Terror Scale）的5分评价系统，其中越高的分数代表越严重的政治压迫（Wood & Gibney, 2010）。根据之前对平民在战时的心理变化的研究（Lyall et al., 2013），作者认为当反叛团体的成员和特定种族、宗教组织有极强的、排他性的联系时，这些成员便抱有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敌意。同时，作者还根据UCDP-GED对反叛团体在特定战役中的死伤人数与团体总人数的比例判断了哪些战役的结果算是重大损失。

至于控制变量，由于反叛团体对政府军造成的伤害往往被当作军事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从而影响反叛团体的战略，作者保持对比样本中政府军的相对损失较为相似（Wood, 2014）。在同一个冲突事件中，不同反叛组织的组织架构可能也会影响其战略，所以作者将所有反叛组织分为权力集中制和宗派制两种制度进行变量控制(Abrahms & Potter, 2015)。最后，作者还控制了反叛组织是否收受外部资助作为变量（Högbladh et al., 2011）。

三、研究结论

先前作者已经假设，可以利用恐怖袭击来激起政府的严厉压迫，或者激化群体敌意的反叛组织可以从恐怖袭击中受益最大。作者还认为，在其他动员方案风险较为重大时，恐怖袭击在重大军事损失之后作为动员工具最为有效。因此，恐怖主义袭击的发生是由有效动员的条件与战场态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作者通过实验得知，大约46%的样本组织从未使用过恐怖主义袭击作为手段。此外，与直觉相悖的是，尽管恐怖袭击被认为是弱势一方的独门暗器，大约有53%的样本组织在正面战场上遭遇不利时没有选择诉诸恐怖主义。根据图2可知，只有在反叛组织遭受正面战场失利，同时国内民众遭受过大量政府当局的政治压迫（Political Terror Scale评分大于或等于4）或抱有强烈的群体敌意时，反叛组织才最有可能使用恐怖袭击。

表1 政府当局压迫、群体敌意和恐怖袭击发生次数的对比

表2则包含了作者设定的全部控制变量，例如政府军相对损失、压迫程度、组织架构等。综合来讲，反叛组织在受到压迫并且同时承受正面战场损失时，才更倾向于使用恐怖袭击。上述两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时，实验都没能展现有价值的相关性。值得一提的是，当反叛组织没有受到当局的压迫，而仅仅是在战场上被击败时，反叛组织反而更不倾向于使用恐怖袭击。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政府并未活跃地打击反对派时，反对派并不认为恐怖袭击会有向当局施压的效果。

表2 回归结果

图2是对反叛组织在不同情况下使用恐怖袭击的边际效应对比。每一幅图的横轴均代表正面战场上反叛军的相对损失。第一行的三个图片中的纵轴从左至右分别代表恐怖袭击出现可能性的变化、恐怖袭击次数（严重程度）的变化、伤亡人数的变化。第二行的三个图片中颜色深浅分别代表恐怖袭击出现的可能性、恐怖袭击次数（严重程度）、伤亡人数，其中颜色越深越严重。纵轴则代表了政府当局压迫程度的强弱（根据PTS评分），横轴依旧是战场上叛军的相对损失。从中作者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也就是政府当局的压迫行为和反叛组织进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正相关，而在叛军相对损失很轻时，则无论压迫程度都不容易出现恐怖袭击。

作者同样对ISIS的恐怖主义策略进行了研究。ISIS作为基地组织的直接后代，常常宣称自己代表逊尼派穆斯林，并且表现出对什叶派、库尔德人和基督徒的强烈敌意（e.g., Haykel, 2016; Weiss & Hassan, 2016）。ISIS的诞生也可以部分归咎于2012年伊拉克政府对逊尼派穆斯林的歧视性政策。这两个特性让ISIS成为了作者的一个相当恰当的研究对象。图3是ISIS在遭受到一次政府军的恐袭后的若干天内制造的数起恐怖袭击中死伤的平民数量，左侧为非逊尼派民众，右侧为逊尼派民众。可以看到，ISIS针对非逊尼派平民的打击力度要远大于对逊尼派的打击力度。作者认为，这个数据可以作证他们先前的实验结论。

四、结果反思

作者指出，一个另外的解释是，大量恐怖袭击的出现可能仅仅是因为在局势不利时叛军的领导失去了对下属的有力控制。然而作者认为，这和他们的实验结果相悖。如果这些恐怖袭击只是随机事件，那么组织理应为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付出政治代价。然而，很多恐怖组织有意地在很多情况下规避了对恐怖行为的使用，即便局势对他们并不有利。

作者的研究显示了将恐怖主义和内战的研究相结合的优势。将两种研究方向联系起来，可以提高学术界对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战术的理解，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叛军或许拥有比我们先前想象得更多的选择。它还能使我们系统性地解释恐怖主义袭击与地区冲突局势、叛乱团体特点和时机把握之间的关系。此外，作者对用特定政治条件和战场动态来解释恐怖主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补充，而现有研究大量地忽略了这种相互作用。

作者认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有希望的途径是分析内战中不同的暴力与非暴力战术之间的互补、替代和实践阶段之间的关系。此外，反叛团体通过恐怖主义动员支持的实际影响往往会超出地区限制。所以，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影响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编译：周舒杨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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