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每个村庄或乡镇，总有一两位老先生因为有学识、有涵养而在当地德高望重。每逢红白喜事，他们必然担当执笔写对联的重任；村里如需决断要事，族人必定要结队前去征询他们意见；后辈的识文断字、文化水平，也多数要靠他们来传授教导。
就像《白鹿原》里的朱先生，他在白鹿村能重编县志、能化解纠纷、能销毁罂粟，在本地备受尊敬和崇拜。
▲电视剧《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典型的乡贤形象。
最近几年，“乡贤”这个称呼被不断重提，呼唤乡贤传统回归中国乡村的声音也自上而下地不断响起。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颁布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追溯其源头，不可不提《吕氏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其作者吕大钧，正是横渠先生张载的大弟子。吕大钧将张载的礼入教化和躬行礼教延伸到实践中，作为乡村管理制度的核心主旨，使得关学重礼贵教、经世致用思想在《乡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如果说张载先生的“有为四句”是对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砥砺与鞭策，《吕氏乡约》则是张载思想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指导和规范。而张载与吕大钧这一对师徒之间的故事，也自成一段佳话。他们既彼此映照又相互守望，为文化的传与承，创造了更多可能。吕大钧拜张载为师，在当时的北宋文化界是一个颇为轰动的热门事件。那一年，不仅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高中进士的榜单上更可谓群星闪耀，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等对北宋乃至后来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的名字，均赫然在列。吕大钧也在那一年的榜单之上。也就是说，张载与吕大钧原本是同年登科的年兄弟关系。论年纪，张载生于1020年，中进士时已近38岁，更像个大器晚成的中年大叔。而吕大钧生于1029年（也有资料显示为1030年），27岁高中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
▲吕大钧像。
不过，此时的张载，其实已经是个建立了自己学说体系的思想家了。他在21岁得到范仲淹指点，由喜好谈兵转而专攻《中庸》，后又遍读佛学、道家之书，对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学说早已融会贯通，进而内化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因缘际会之下，吕大钧与张载得以相识。几次谈论后，吕大钧对张载的学问和人品十分推崇，于是，他不顾年兄弟关系，毅然决定要拜张载为师，执弟子礼。后来，吕大钧的兄长吕大忠及弟弟吕大临也投拜在张载门下。年兄弟变成师徒，这件事并不多见。所以吕大钧的举动，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再加上陕西蓝田吕氏本就是关中望族，吕氏几兄弟先后拜师，着实引起了不少关注。吃瓜群众们在津津乐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外，也对张载的学说产生了格外的关注，随后竟开始有人陆续前来投拜张载。吕大钧为人"质厚刚正"，所以被看做是张载门下的“子路”。他重视实践，推崇“得于身践而心解”。师从张载研习经典，他不仅潜心玩味其理，更追求在实践中透彻了悟。对于张载的点滴指点，他都做到了"守其师说而践履之"，比如“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张载主张“以礼为教”，吕大钧便在为父亲操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严格依照儒家礼制，抛弃野俗陋习。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还是吕大钧率乡人缔乡约，以乡约正乡俗，将改善风俗的行为进一步制度化，订立《吕氏乡约》，创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村制度。
▲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
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均融入张载学说，制定了《吕氏乡约》（又称《蓝田乡约》，简称《乡约》），与兄长吕大忠、弟弟吕大临在本乡蓝田推演。同为张载的亲炙弟子、当时关学的核心人物，吕氏三兄弟所推行的《乡约》，也便自然而然体现了关学重礼贵教、经世致用的思想。它改变了以往“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将过去仅行于士大夫以上的礼制，借《吕氏乡约》推广于普通百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由乡约和乡仪两部分组成，还设立了相应的组织和落实机制。其中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在这四大事项中，又有许多具体的细目。可以说，《乡约》不仅是地方自治的制度，也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吕氏乡约》诸条款，与张载早年为官时的一系列做法和主张堪称一脉相承。嘉佑二年进士登第后，张载曾先后担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担任云岩县令时，张载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体现在《吕氏乡约》中，即为“德业相劝”。张载还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而这，也分明就是《吕氏乡约》中的“礼俗相交”。《吕氏乡约》在蓝田等地推行，令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对此，张载亦曾经深表欣赏：“秦俗之化，和叔（吕大钧的字）有力。”吕氏兄弟与张载之间，始终过从甚厚。吕大忠、吕大钧之弟吕大临还与张载的侄女结了婚，可以说是亲上加亲。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受召回京任职，而上奏举荐的，也正是蓝田吕氏四贤之一的吕大防时任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可惜这次重新出仕也坎坷多艰，张载的众多主张并未得到有力支持，加之病重，不久张载便提出辞职归乡。行至临潼时，于住宿的客栈与世长辞，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吕大钧、吕希哲、苏昞等弟子问讯，连夜哭奔临潼，为张载置办棺椁，并扶柩送回先生故土。张载去世后，吕氏兄弟转投程颢、程颐门下，研究“洛学”。这是否对先师张载的背叛？当然不是。相反，他们并未放弃关学基本，一直是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与传承人。有二程的表述为证：“与叔（吕大临字“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意思是，“吕大临这个人呀，对横渠先生的学说持守牢固，只有横渠没有说的他才接受我的观点，如果横渠先生说过了，他怎样都不改变。”回顾这段名师与高足之间的交往故事，让人感动的不仅是张载与吕氏兄弟作为师徒的深情厚谊感动，更为古代学人身上的严谨治学、勤奋精进的精神所触动。《吕氏乡约》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与支持的结晶。直到近现代乃至今日，这部杰作仍影响深远。近代曾国藩在《家训》里曾引用《吕氏乡约》之“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等劝诫二子；康有为在《桂学答问》中亦告诫弟子：会讲“宜以《蓝田吕氏乡约》为法”；“五四”以后梁漱溟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也受到《吕氏乡约》的较大影响。它甚至还深深启发了作家陈忠实的创作。小说《白鹿原》里有这样的描述，“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混的背读《乡约》的声音”，此处的《乡约》，就是以《吕氏乡约》为蓝本。陈忠实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创作的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因为他甚至不惜篇幅，把《吕氏乡约》的前几条照抄到了《白鹿原》里。时至今日，在“乡贤传统”被不断重提的同时，《吕氏乡约》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成为重新树立乡贤传统的珍贵文化资源。这对关学的振兴无疑也是利好之事。从《吕氏乡约》而深入张载思想，从而使关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更深入的研究，或是一条可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