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一）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殿前香客没云涛。一尺离天天愈遥。
便信虚空落金简，何需福地会仙桥。
挑灯借火宁无语，绝顶凭台惑最高。
莫问千年奥区事，帝儒僧道共嘈嘈。
这首诗，说的是衡山的事。
我是个喜欢写些打油诗的人，去一个地方，多少会折腾点什么出来。何况去的是那个有名的南岳衡山，又是我上的第一个岳，有句话叫做：“入名山，不敢空回”。
实际上，衡山在五岳里甚至在名山里是相对来比较没有特色的一座，而在此之前，我总以自己书读得还比较少为由放弃过很多入名山或其他著名景点的机会，生怕自己折腾不出什么玩意儿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觉得自己可以到处走一走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两件事情，在我看来，后者更为重要，但前者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起码在时序上要靠前许多。
当然，这首诗其实很烂，在我所写过的诗中完全排不上号，也绝对会严重低于我未写成部分的平均水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我写这首的时候水平还很烂，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根本达不到某种要求，何况这首还没使出当时的浑身解数；第二，我写的这篇东西大抵是王大娘的裹脚布，臭长臭长的，我自己都不确定它啥时候完工、会不会完工，而我对自己行万里路折腾点什么的水准进步预期却是信心满满。
自然也有一些在写的过程就看到一部分的朋友认为这首诗背后似乎带有一些隐语，很有可能是想额外表达点什么，似乎符合我那些年经常说的卷心菜的特色，每逢这个时候，我总是故作高深的微笑不语。
这绝对是个好办法。
去衡山的那天，我是乘着车趁着雨上的山，下车后随随便便一口气就绝了顶，雨虽然住了，却遍是大雾，人满为患，也没得到什么特别了不起的风色。于是上车往山下走，回到位于衡山半山腰的交通枢纽半山亭和磨镜台一带，一派好秋模样，但人还是多，于是按计划去了那个并不起眼的福严寺。
从我看到的情况，福严寺那庙不大，模样也不是很气派，甚为难得的是人影子也见不着几个。但人不可貌相，庙自然也不可貌相，就这个庙，宋朝以前居然大名鼎鼎，那个时候它名叫般若寺，是号称“六朝古刹、七祖道场”之“天下法院”，实在了不得得一塌糊涂，（当然，这样了不起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实在是多了去了，能讲出点了不起的原因似乎更重要。所以我经常在去一些地方的时候，就和当地的朋友们讲：你负责带我去地儿，我负责给你讲故事。）
毫无疑问，但凡这样的去处，按惯例总是可以好生转转也就是游览一番。但我那天到底细细游览了什么后来居然不大记得起来了，似乎当时在扩建还是维修什么又赶上停工的日子，很多正常的庙宇体例的东西似乎根本就没印象了，但又依稀记得某几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因此上，我当时在庙里转的时候肯定是想到了点什么，然后发了会呆，大概是那时突然有个念头想编个故事骗人，觉得很好玩。
我当时设计了这么一个卧佛问答的场景。
重庆大足有个宝顶，宝顶山上有之卧佛，长过十丈竟无足，人云足在山中，或云佛脚无边。我自是不肯信的，正好有空，遂梦中传佛而讯。
问曰：
老兄非是苦心人。
可惜被人拉作神。
八万四千传世法，
缘何死不保全身。
答曰：
七步莲花误作尊。
一班迂腐入禅门。
死前吾已知无裔，
欲断诸人抱脚跟。
又质曰：
佛法度成千古冤。
丛林奉久半胡言。
骗人钱物金身壮，
尔是人间祸害源。
佛遗一偈化身而逃：
我不骗人人骗人。
何曾如是问谁闻。
一囊自找开心法，
早被老夫埋进坟。
这是一种极好的状态，古往今来，构成一切文明或者文化的那些玩意儿，起初不都是因为好玩而想干点什么么？
于是编个骗人故事这件事情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哪怕我矫情的自认为这个决定并无文明或者文化的动力。
我当时还顺口以一种押韵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艺术地表达着某种情绪，换句话讲，也就是口占了一绝或者叫信口打了个油：
千年三教地，
一日两重天。
般若罕人迹，
闲闲许乱弹。
有人说了，怎么听着有点象鼓书？
鼓书就鼓书吧，实际上，通常情况下的鼓书是作为一种通俗艺术形式存在的，比我们这些年经常碰到的某些必修课要有趣一些，何况你不需要任何的推词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提前退出而不必担心要点名纳入年终考核甚至影响奖金、等级什么的。
实际上，我本就觉得鼓书这种说法其实蛮好，完全符合我一贯以来胆大、恶俗和贪玩的个性，不负我使用多年的“心闲常谤佛，天冷偶烧梅”签名档。
当然，我个人自然也更愿意称之为小说，反正我小时候听过的鼓书其实都来源于小说。
刚才说到的签名档，实际是来源于我三十岁左右时候写的一首自慨诗里面的一副对子，那诗这样的：
平生求一趣，遇事懒深追。
不肯从诗教，无缘占笔魁。
心闲常谤佛，天冷偶烧梅。
颇喜床中卧，呼茶儿鼎杯。
鼓书，一般开头都要拽几下，显得有学问，（实际上，任何一种表达，只能是慢慢加深，过程中显得越来越有学问，我也不能例外）；鼓书，一般说的都是有趣的故事，（为了有趣，我在骗人过程中，会不断否定之前所说的一些观点，）按照惯例会有个主人公。开场唱词之后，我们把慧思这个曾经名动天下的主人公揪了出来。
声声般若法无边。
七十二峰都信禅。
不是当年轻掷钵，
天台和尚尽成仙。
一、岳
中午时分，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雨停了，山顶上的雾气随着高度的降低，也慢慢消散了，不由让人有些想伸伸懒腰。
半山亭本来就是个热闹的地方，何况正是十一长假期间，似乎那些个风景点和不是风景点的地方，除了人头还是人头，连伸伸懒腰的地方也不曾给我预留，于是继续走。
车子拐了个弯，走向一条看似安静的山间小路，然后很快就下到了我讲的这个故事里最核心的舞台。那里果然安静和清冷得厉害。原来，热闹和清冷之间，包括许多截然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不过只需要转个弯甚至转个身而已。
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那个中午，慧思和尚也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到那个当时还不知名的小山凹。
那还是在南朝陈光大二年也就是公元五百六十八年，也是个秋天，大致跟我去南山的日子差不多，山上也下过雨，也是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的弥天大雾。
那路自然不是现在的混凝土路面，其实，准确点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路。只是慧思和尚走得有些累了，后面跟的人又比较多，不方便坐下来休息，正支撑间，转过身来一眼看中了那个山凹，于是带着众人走了过去。
路很难走，慧思手里只拿着个锡杖，正好当拐棍用，后面挑着扛着东西的人就狼狈了许多。
慧思是一个月以前来到衡山脚下的。
这座山当时还不象后来那么有名，汉武帝最早封禅的五岳中就没有这个衡山。
关于五岳的这个岳字，可是大有来历。小时侯读书的时候，对这个岳字的用法就感觉比较奇怪，后来，一个村里的老学究查阅了无数的资料，让我长了不少学问。
岳，正体字也就是通常说的繁体字写作“嶽”，《说文》是一本号称有学问人看着糊弄人的书，它这么说的：“岳，从山,狱声。古文从山,象高形,今作岳”。原来这个岳是个会意字，以山为意,以狱为音，其古字形象两座高大的山峰，本义就是指高大的山。当然，这个高大却看人们怎么去看了，比如，不少江南人就认为净高一百公尺以上的山就高大得一塌糊涂，自然也可以岳一把。
当然，还有别的说法，比如这个《礼记·王制》又这么糊弄：“岳者，何岳之，为言诵也，诵功德也，必先于此”。 汉武帝时候，天下大治，皇帝自我感觉良好，（一般来说，当皇帝的自我感觉都良好，甚至当了什么头目或者名流的人，自我感觉也一样的良好，包括后来的慧思和尚，还有我这个有学问的讲故事的人，）就不辞辛苦，巡视天下，封禅祭天，显示其文治武功。于是，他首创五岳封禅制度，当时的五岳是：东岱、南霍、西华、北恒、中泰室。
这个南霍，也称衡山，可能指的是整个大别山，中心则是离我老家不远处的安徽霍山县小天柱峰，当然也有人说只是潜山的天柱山。现在大家所说的南岳衡山，其实是隋文帝后来改封的。这个慧思和尚当然不知道。
所以，这个岳字，有时就特指名山“五岳”了。
当然，历史上还有“四岳”这个说法，最早唐虞四岳，后才有五岳之名。这个在后面还要说的。
关于四岳到五岳的变迁问题，我已经把这个议题提交到中国历史文化办公室（副部级单位）了，目前，正在组建一个三千人的类似搞夏商周断代史的那么个班子研究这个问题，经费基本落实，有望在五十年后或者是上级组织需要时得出权威的结论。
再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有的时候，岳就成了泰山的专用名词。后来，甚至岳父也被称为泰山了。
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一步步变迁过来的，所以，有学问的人一般都会背诵很多东西，深层次的研究的话，《康熙字典》中的每个字都可以让许多人一辈子也吃不完。有个叫WTO的玩意儿，说是什么大市场，依我看来，当时哭着喊着要加入WTO完全属于捧着金饭碗行乞，这个《康熙字典》就是天下最大的市场，评估价值要比《红楼梦》要高无数倍。
打个比方，霍山县就缺少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如果他们充分利用汉武帝的伟大封禅，提出让南岳回归霍山的口号，不管结果如何，霍山肯定就会成为世人注目的中心点，其经济状况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通常，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眼球经济。
而这方面，安庆人显然要进步一些，他们就找个几个文人，其中还包括后面要提到的做了安庆女婿的我那个本家也就是一个姓余的文人，那批人引经据典，狠狠地把潜山的天柱山吹嘘了一把，也不顾那经典引据得张冠李戴，乱七八糟，弄得大家以为只有他们才古南岳过，反叫正宗的古南岳中心搞得跟偷娶的小妾一般，说话都不敢大声。
（实际上，我对这个潜山天柱山评价极高，甚至认为它是名山中的名山。）
刚才说过，汉武帝封的南岳极有可能指的是今天整个的大别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潜山县也罢，霍山县也罢，甚至我的老家英山县，都是汉武帝的南岳霍山或者南岳衡山也就是那只所谓朱雀的一个部分。朱雀是个什么玩意的鸟，我们后面要说，这里就不多扯了，（但我在地图上看大别山，怎么看都感觉这家伙更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或蝙蝠，）大抵潜山县霍山县那里是鸟喙鸟头，而耸起来的背尖却在我家边上的天堂寨一带，至于紧接甚至包括桐柏山在内河南、湖北境内那两片庞大的翅膀则不需太多的眼力就可以在地图上看到。
实际上，从霍字的意思里，也能证明许多东西。
霍字最早的意思就是鸟飞的声音。当然，后来也有些变化。按照道家的说法，南方属火，那个霍字，基本就是火焰的意思，火焰的形状基本上是四周高，中间低。而《尔雅》中直接就这么说：大山宫小山，霍。（后人还专门有个注：宫，谓围绕之。）这些意思和南岳似乎都有扯不清的关系，所以，那个并不高大的霍山自然就是古南岳中心了。
（可惜，后来的这个只叫衡山的南岳，中心要比周边要高出不少，失去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特性。）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实在是个无比光辉的论断。中国的古人实在伟大，他们提出的东西，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的历史考验，依然正确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只需要读完那些指定的书，用的时候又能找到出处，便是天下一等鸿儒和一代能臣了。
实际上，中国叫霍山的地方还有，比如广东就有一座海拔五百来公尺的霍山，那座丹霞地貌的小霍山也算是广东七大名山之一了。当然，另一个最有名的在山西，那便是中镇霍山。
在中国名山建制中，虽不能与五岳齐名、但也相差不太远的还有个五镇的说法，即东镇山东沂山、西镇陕西吴山、南镇浙江会稽山、北镇辽宁医巫闾山、中镇山西霍山。中镇霍山位于临汾霍州、洪洞和古县三市县交界位置，处于整个太岳山脉的南端。
中镇霍山曾有总领海内名山、一岳独尊的说法，这个可能是其太岳或者太岳山的来历，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这个霍山当初的风光我们已经不知，只是知道那里可能是远古最重要的祭祀瘗玉之地，文献中记述有关霍泰山内容最早者目前所知是《尚书·禹贡》的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这里所谓岳阳，无疑即是指今天霍山以南临汾盆地一带地方）。
说到这个太岳，其实也蛮有意思，这个太字，其实就是大的意思，但人们认为光用一个大还不足充分表达的时候，就加一点用了这个太字，也通用泰字。所以，太岳、霍太山、霍泰山说的都是这座山。
（实际上，武当山也被称为太岳过，但那是另外一种故事，不过是明朝永乐帝朱棣作的一场秀，和岳文化的发展沿革没有必然联系。）
最普遍的一种传说是五帝之一的颛顼画九州岛，每州均有一座名山为镇。霍山属冀州，故为冀州之镇，位居九镇之首。后来尧都平阳，以霍山为中岳，因此霍山又名太岳山、霍太（或泰）山，位列五岳之尊。大禹以及夏王朝和这座山也有极深的渊源。商汤建都于亳（今商丘或者郑州），统治中心移往河南，故霍山改称中镇。当然，对这个说法，我在相当程度上是存疑的。
我一直认为在大禹的夏王朝或者之前不久的某个时候，霍山就是正当名分的南岳，或者，当时它也叫衡山。
此外，我还一直就有个想法：这座霍山开始也许就叫太山或者泰山？直到中原文明的祖先走到海边，发现了更为雄伟奇骏的现在的泰山（也叫太山）。
也许，岳文化就是从这座山开始的？或者当时这个唯一的岳还包括吕梁和太行形成的一个庞大山系？
虽然我老家一带一直宣称是皋陶这个法律始祖的故里，甚至还搞出了皋陶的墓，但我更倾向一点的还是皋陶故里这个称号由山西霍山边上的洪洞独占。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说的。）
说到洪洞，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最有名的县级单位了，而我认为实际就是。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四年以后的洪洞，实际上包括之前两个著名的县：洪洞和赵城。洪洞据说得名于洪崖古洞（这个比较不靠谱）；赵城是周朝造父的封地，他的后辈赵简子的食邑也在这里，故得名。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名人都在这里活动过，光是挑一些著名的，随便数数就一大堆：
伏羲画八卦是在洪洞卦底村，（这个比较可疑，毕竟人家更有可能活动在黄河的那一边）；女娲补天就在洪洞侯村，至今还留有女娲墓、娲皇庙和补天石，（商纣王从朝歌过去拜祭却也是千辛万苦的，还因此搞丢了皇位）；黄帝后裔据说住在洪洞公孙堡（这个也有点玄）；而皋陶更有可能是洪洞士师村人。
住在洪洞大贤山的巢父，据说最先拒绝接受尧的禅让；另外一个叫许由的家伙，后来也得到了尧拟禅让的待遇，他觉得是一种侮辱，就跑到九琪山的水边洗耳朵，却被巢父讽刺贪图虚名，而把牛牵到上游喝水，以防许由侮辱了牛，留下了饮犊上流这个颇有病态意识的成语故事和用他俩的合称巢许或者巢由作为隐者的代名词；但最高领导总是有人愿意当的，在洪洞历山耕种的舜，终于被尧访走了。（三个帝位候选人，两个居然在洪洞……）
封在赵城的造父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驾驶员，他驾着他的八匹马，晚上把周穆王送到昆仑山西王母那里幽会，大清早还带着人家杀回中原主持平叛或者东西战争，（这事尤其玄，所以后来的人说那八匹比火车还快的马实际就是某种飞行器，完全可以和美国的莱特兄弟竞争一下飞机的发明权的）。最高领导身边的人得到封地的赏赐造父肯定是想到了，（驾驶员得好处这事实在是比较普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后辈成为仅次于最高领导的诸侯，搞出了战国七雄里故事最多的赵国，（读战国故事的人一不小心就把赵当成主场了）；更不可能想到的则是据说出生在洪洞罗云村的更远一点的后代赵匡胤、赵光义最后直接当上了最高领导，成为宋朝的头两个皇帝。
而春秋时期晋国那位据说是音乐鼻祖的历史上最伟大音乐家瞎子师旷则生在洪洞，葬在洪洞，史书中记载他一曲《清角》造成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故（这个词也因此而来）。由于当时的音乐家是要参与国政发表重要意见的，而这个博学多闻的家伙（所以有人说他的眼睛是后来自己剜的），最早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所以大家认为的亚圣孟子却称师旷为亚圣），在晋国政治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哪怕是这样的人物，还是因为不招领导待见，没什么了不起的后代，终于被儒家一定程度放弃，只好去做了顺风耳的原型，还被算命瞎子们拖去干了他们的祖师爷。
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帝国实际是在这里发的家，打着给隋炀帝报仇旗号（奇怪吧，但基本上是真的）的李渊、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在霍山一带经过艰苦鏖战，破霍邑，斩宋老生，而后一路顺风占取长安，继而有大唐；当今政权也跟这里多少有些关系，几乎所有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当时都在洪洞总部居住工作过一段时间，连那首大名鼎鼎的《游击队歌》都产自洪洞（果然不负师旷家乡美誉），那个时期，原本式微的八路军发展壮大速度惊人。
这个地方名人太多，汉文帝的妈薄姬（连吕后都能搞定的人物当然是个大大的狠角色）都排不上号，樊哙、徐晃之流被忽略也很正常，（这两人名气够大，但知道他们两位一个生在这里，一个死在这里的就几乎没有几个人了），更别说不经常被人提起的一些，比如贺贫的叔向、理学的范郭鼎、护经的力空、带阎锡山搞辛亥革命的温寿权这等小人物了。
但有一个更小的人物，还是个弱女子，就因为在洪洞打了场官司，居然名扬天下，也给洪洞增加了不少人气，而这个不知道是姓周还是姓郑、有着玉堂春花名的妓女通常情况下叫苏三。
当然，最能够让洪洞让人惦记的却是大槐树，据说，无数没有苏三有名的普通人，作为移民从那里走出去。他们的后代把洪洞和大槐树作为他们的根，经常要回来寻根祭祖的。
我去洪洞，时间极为仓促，只是作为社员参加中镇诗社的活动。那是个重阳节，一帮写诗的老老少少有三四十人之多，活动期间一齐游览霍山胜景，并且要写作业，规定必须步杜牧的一首登高诗。
（所谓步韵，就是在韵脚那里用别人诗里的原字，但其他地方不得相同，而且结构、句式、词性等原诗差得越大越好。这是诗人们经常玩的一个体现功力的游戏。但我经常看到的当代步韵作品，大多是原诗同一个模子套出来的东西，用撞车这样的词都不足表现它们之间的近似，只能说与时俱进的节能减排得合乘一辆车了，总是摇头叹息不已。）
我们当天转的地方，除了中镇诗庄（诗社产业，有不少诗人偷摘了周边地里的果子，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可以号称拥有果子的产权）外，还去了兴唐寺、中镇庙、广胜寺，看了大槐树和号称苏三的监狱，自然还在弃车爬了一段石蹬和栈道后再坐车登了霍山顶。
登位以后的李世民自然非常怀念在霍山的如烟岁月，于是敕建兴唐寺、中镇庙于霍山麓相距不远的地方，岁岁祭祀，历代相沿。当然，那次的中镇庙工程实际是重建，它前一次（也可能是首建，或者中镇庙这个名字是首建）建于隋开皇年间。
我们去的时候，这两座传说中的建筑早已倾圯败坏，（据说最后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场浩大运动中，但我有些怀疑不仅仅是那样），只遗留下一些隐隐约约的痕迹与遗址。
如果没有当地诗人的指引，兴唐寺我肯定找不到，因为那里实际上已经是一块种庄稼或者菜的地了（实在没有去注意到底种的什么），地头散埋着一些辨认不清的碎碑残砖，大抵当时是把那些可能是文物的东西弄去做了干砌块石岸坡的原材料。
中镇庙的情况显然要好许多，在它的原址，居然还有一幢房子、一座亭子和一块石碑。虽然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那幢和其他民房或者当年生产队保管室没任何实质性差异的砖瓦平房与本应气势恢宏的中镇庙有什么联系，那座明显尚未完全竣工的亭子也无丝毫古典气息，但亭子里好歹有一块大明洪武帝朱元璋留下的关于五岳、五镇定制的大石碑还可以证明点什么。
据说，很多人到这里都有一种沉重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并痛心疾首。对此，我倒颇有些不以为然。
当然，这种时候，我总要表达点什么。（文化艺术大致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人说，文化、艺术就是一种表达。）
七律—过兴唐寺中镇庙
洪洞奥域几千秋，岳镇迁延未使愁。
瘠地何疑唐气象，平房尽印霍风流。
文明成片烟终灭，经济登台事始谋。
莫羡苏三槐侧狱，伏窑盈野即金瓯。
（我第一次念这首东西给别人听的时候，人家居然把伏字理解成伏羲，而那窑字也自然就成了尧了，实在有趣。）
文化这种东西，看着挺纯洁，实际上和金钱完全不能分开，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完全靠经济的支撑，而发展文化的目的往往只在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浅显易懂的口号就是为了提醒当今那些读书不多但还多少保持一些纯洁的官员的。
洪洞这个地方，文化的卖点实在太多，大槐树、苏三群众基础好，更吸引眼球；上古系列的大家都不清楚，更容易发掘。相比较而言，目前搞其他的文化确实有一些费力费钱还不讨好的嫌疑。
（五镇比五岳名气上差出那么多来，主要原因就是五镇的老大这边不怎么作为，而其他四镇，领头的身份又不大够。）
当然，我也相信，随着洪洞经济的发展，这些文化也会逐渐上台进而逐渐婀娜多姿。所以，看着那布满霍山及其周围的矿洞窑口和垃圾堆，我觉得，它们一定能够缀上文化碎片间的豁口。
当然，什么都不做也挺好，文化这个东西，说起来似乎了不得，实际也没什么，本来就是用来碎成片、化成灰甚至连灰烬也无须留下的。
兴唐寺、中镇庙和广胜寺（和中镇庙、兴唐寺几乎什么都没留下相比，更早的广胜寺反而是几乎什么都留下了，还有不少气象）这些地方，都没让我找到写作业的念头。
当登上了霍山主峰，站到海拔两千三百四十六公尺的老爷岭（中镇峰的俗称）上三县界碑（想来早先是四县）边，我却大为兴奋。
实际上，在这个想来应该很有名的山顶上，除了那块界碑，只有一个没有丝毫历史感的电视信号站，颇有些荒凉，同行中有不少人有些失望。
而在这个看不到山脚下那些窑口的地方，山势如飞的感觉极其浓郁，而两边太行、吕梁夹道相迎，四周环绕，让我很有些想追究霍字和衡字的来历，这也是我坚持这个霍山就是早先南岳也叫衡山的重要理由。
作业嘛，我自然能够很顺利地在山顶完成了：
七律—丁亥九日霍山登高同用小杜九日齐山登高韵
唤得山飞我未飞。横肩太吕力犹微。
遥思英霍因名合，同属皋陶不许归。
四下红林浮灼火，十分爽气着寒晖。
峰巅久立贪汾墨，收拾秋云数振衣。
实际上，我一度是极不愿意步韵的（当然后来又经常步了），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搞步韵，所以心有不甘，就又搞了一首，算是自己步了自己一首，大抵有负负得正的意思：
欲临绝顶意先飞。但遣霜光越紫微。
三晋氤氲双掌拢，千秋汗漫一时归。
地依魏骨形何峻，天注唐风色未晖。
黄叶藏云鸣鸟惜，山魂水魄摄为衣。
扯远了。
慧思在那个秋天来到了衡山脚下，当时，太阳很好，远远看去，峰形如鸟，红叶满山，煞是精彩。慧思有些青光眼，在他看来，这衡山俨然就是一只将飞的朱雀。
我去湖南衡山的时候，下着小雨，天色阴沉，坐在车子里，还有些冷的感觉，对于衡岳到底是什么模样，确实没有看清。走的时候，天气晴朗了不少，但还是雾兮兮的，什么形状也没看见。
当时还没去山西的我还单纯得有些惆怅，但后来问过不少去过衡山的人，大家居然都异口同声说没看见那只鸟。
唐朝有个叫韩愈的著名人士，他的境况跟我们不大一样，当年韩愈上衡山，也如我所遇到的雨天，云雾弥天，几不可见。韩愈贪恋山色，以不信神佛著称的他居然也一路跪拜祈得云开，居然也如了愿，据说还看见了那只朱鸟。后有好事者建了个开云亭以记此事。
前面说过，我是很有些学问的，韩愈这事情不论其真伪，存在此说道我却是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站在山头口占了一绝：
祝融峰顶上高台。
白雾狂风带雨来。
我与山灵皆惜羽，
韩公去后少云开。
我们知道，山都是有灵性的，有灵性的东西可能自然就有些人的习性。没出名之前，这衡山自然就把自己全部展现给世人，封了岳，级别上去了，一般人想看明白自然也没那么容易，光有韩愈的文才大概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要有韩愈那样的官衔。
（这个也有例外，比如刚谈到的那次登山西霍山时候，我就认为自己可能是看到了那只传说中的朱雀鸟。）
其实，后来我还遇到比这次更惨的情况。
刚刚提到的天堂寨，旧名云山，亦称多云山（也有说那是另外一座山的），大别山主峰（或者叫主峰之一），也就是刚才谈到的古南岳或者说是某一时期衡山、霍山的主峰，位于今湖北罗田、英山与安徽金寨交界，海拔一千七百二十九点一三公尺，江淮两河分水岭，身跨华东、中原两区，也是个很不得了的地方。
我的老家就在英山境内，离天堂寨不过八十里，本该老早就去转转，可小时侯没学问，搞不清楚名山的魅力；等学问了一些的时候，就一直找不出时间去。直到去衡山之后四五年了，才在一次回老家过年的当口，抽了个腊月二十九，携夫人在一个朋友的向导下，去了一趟，走的是一条非旅游线路，平时可能只有当地农民偶尔经过。
那天的天气开始还可以，似乎前几天刚下过雪，还没怎么化完，整个山里大概就我们三个人，纯净清新，感觉还不错；中间一段和我去衡山差不多，雾兮兮的什么也看不到，但还是准备登顶；快到顶的时候，干脆来了场雨，把我们浇成落汤鸡，终于铩羽而归，跑回山下农家猛烤柴火大吃野猪肉。
不过，因为自己还不是什么官，或者说比韩愈那样的官阶还差了两个十万八千里不止，心态还是很不错的，艺术的时候还给自己找了个大大的台阶：
白茅紫灌路难寻。憩向林间听鸟吟。
松挂滴融双足雪，坡横腐积百年针。
江淮失影红尘远，风雨辍途朱雀深。
恐是云山系游子，存由相约复登临。
（当然，后来我还是找了个时间登了第二次，比较顺利就爬到顶了。但说实在话，真没找到鸟的感觉，所以在鸟问题上也就没多少特别的感觉了—当然其他感觉自然是有的。毕竟，人的感觉很多时候比什么都要重要）
说到官，慧思年轻时候就差一点做了官。
慧思原本姓李，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也就是今天河南上蔡县人，是个官吏之后，也一直想跟祖上一样作个大官，于是读书。慧思天赋极高，聪明伶俐，教过他的老师都说：此子人中龙凤，万里挑一，必成大器。
可是，他们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慧思长得太过英俊，甚至可以说漂亮了。我们知道，不论男女，人只要长得太漂亮，想做点什么容易，但想通过寂寞的修炼作出点大成绩却是难上加难，一千四百多年后，俄国就有个漂亮女子叫库尔尼科娃的，就是因为长相漂亮得一塌糊涂（似乎也有人不大同意，尤其是在我们国内），很是火了好些年，凭好的天赋，网球却打得不如应该的好了。
慧思精通四书五经、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其实，当时的流行语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我们就与时俱进的这样说）等等，加上深受少女追星族和少妇追星族的喜爱，总被人拉去搞一些文艺晚会之类的慈善事业，于是，谈古论今、写词填曲、吟诗作画、唱歌跳舞、弄玉吹箫、下棋玩牌、骑马算卦、拈花惹草等耍酷业务也精通得厉害。
当时，南豫李公子这个名号叫得甚为响亮，每次出场引起的女性尖叫声几乎惊动了半个南豫州，最后，弄得整个南豫的李姓公子们郁闷不已，纷纷让家人称呼自己的时候把名字也带上，就跟岳字的变化一样，李公子本来指姓李的男性青年，后来就变成有钱的姓李的男性青年，最后成了后来叫慧思的那个有钱的姓李的男性青年。
著名的帅哥李公子最终还是没有从读书中出人头地，别说大儒，连个儒士跟班的身份也没混上，也就没做成官。
慧思很是伤心，决定想点别的办法。
曾经有个时候，北朝佛教盛行，各路皇帝就喜欢和尚，连带大小官员一并喜欢，最后发展到甚至公堂审案也要看原被告谁念阿弥陀佛的密度更高而决定胜败的地步（其实，这个习惯后来也一直保留着，不过念的东西不大一样，有的时候似乎比北朝还要厉害得多）。然后，南朝也这么干，甚至更严格一些。据我所知，当时的和尚都是有级别的，有身份或者有名（实际上，有身份和有名多数情况下基本是一个意思）的和尚都有官府颁发的证书，里面连什么级别、享受什么待遇都标注得一清二楚。比较厉害的和尚往往都要挂上十几个乃至上百个协会的理事顾问之类的头衔，很多和尚干脆把修行的地方搬到了公堂对面的胡同里，门口还树个灯箱广告，上面用大篆或者隶书体写上类似“※※大禅师，副处级，著名业余讼者”的字样。
当然，那时的灯箱广告用的是油灯，灯光效果要差一些，（级别高的和尚用的油灯会多一两盏，灯箱也要大一些，不然，那些级别和头衔就没地方写了，）其余的东西和一千多年后没什么大的区别。
其实，很多东西都这样，除了看起来更舒服，用起来更方便，我们在这一千多年甚至远至近三千年里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进步。
和尚的级别问题，古来就有，现在也保留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者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北京坐小公共从昌平进市里的时候，就遇到一老一壮两个和尚。
当时，我在车上打瞌睡，恍恍惚惚听见年轻的和尚对年老的和尚说：…他不过就是一个刚提起来的正处级，还没几天，就不把大师您放在眼里了，大师您毕竟是副局级，按照现在社会上的说法，这都是高干了……。
老和尚看来是得道了的：都是出家人，吃点小亏不算什么，我总不能自降身份跟他计较吧。当然，这局面总不能听而任之，这样好了，你联系一下，找几个人，跟有关方面反映一下，群众的呼声他们还是会重视的……。
看到我的嘴角有些笑容，那和尚住口了。而当时完全不知世情的我却一直止不住笑，摸了支笔，艺术表达了一回：
小亏有甚不平衡。
局级休同处级争。
跋扈问他能几日，
僧家也讲听呼声。
反正慧思后来就当了和尚，级别也还不低，去衡山的时候，已经享受正处级的待遇了。
后来的佛家典籍里，对慧思当副处级和尚以前特别是出家以前的故事一般都没有太多涉及，好象慧思天生就是个和尚干部。这个可能跟衡山一样，级别上去了，想看清楚就不容易了。
据天台宗文籍记载，慧思十五岁就当了和尚，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入嵩山少林寺（也有说慧文不在那里的），从二祖慧文学习，得受观心之法，后因北方战乱至当时南岳（大别山）境内之莫山（今河南光山）设坛，心传著名的智者大师，五十四岁去衡山开盘若寺，六十三岁圆寂。
那么，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去作我说的那些事情了。
对于这点，我一直对天台宗的这些典籍表示质疑，一度也准备随时接受天台或者其它佛家以及佛学界的人士和我争论这个问题。当然，争论的结果并不重要，只要引起争论就够了。这个也是眼球经济。
因为可能是看到了那只朱鸟，慧思决定在衡山开辟道场。
南部大山，以衡山为宗。专说衡山的《总胜集》记载：衡山之脉，发源于岷山，由蜀入黔，迢递九疑，联络五岭，为南方之干，自骑田岭入楚，盘行八百里。
衡山七十二峰，散布衡阳、衡山、衡东、长沙、湘潭诸县。南面就是著名的大雁回头的衡阳回雁峰，北面是长沙对面的岳麓山。
我所到的衡山，实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通常所说的衡山，也只有衡山中很小的一部分。这点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比如前面说到的古南岳，人们就喜欢把它急剧的缩小，估计安徽的霍山县和潜山县就可能哪天为了哪个天柱山是正宗的古南岳争论得头破血流。
这种热闹似乎大家都喜欢看的，也有不少人喜欢去参与。
衡山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出家人和文人这些个教派的人喜欢去的地方。
当然，皇帝也喜欢去。据有关记载，我们这个民族公认最早的老大黄帝轩辕氏或者有熊族族长的那个家伙就特别想去，于是派遣了善于杀人放火的祝融前去开道，祝融很快就占据了衡山，准备迎接黄帝大驾光临。
不过，我一直认为，祝融去的时候，那山绝对不叫衡山，极有可能也不叫南山，甚至到慧思去的时候，这里仍然可能不叫衡山。但为了表述方便，在我的这篇东西里，我们假定这山一开始就叫衡山，（类似的假定还有很多，比如级别）。
但由于当时正继承炎帝神农遗志研究医术，准备全面开创中医这个伟大的事业，（当然，也有说是研究成仙路数的，他那鼎可能是一个化学实验的容器），研究了几十年，抽不开身子，就把祝融留在了衡山，到死也没有去成衡山。祝融等着心里焦急，老去衡山主峰眺望有无黄帝本人或者蚩尤余孽的踪迹，后来干脆就住到山顶上去了。时间久了，就在湖南一带很放了几把火，给当时的湖南人民带来了不少的文明之光。
一般来说，文明总是与战争和火联系在一起的。
祝融死后，葬于主峰，峰以人名，这通常就是祝融峰的来历。
而黄帝和炎帝研究的中医，也流传至今。
黄帝是讲究自身修炼的，《黄帝内经》就是这样一本书，里面甚至都有通过房事达到修炼目的的窍门，被道家发展为修炼成仙的大法门，以至于后来的君主都习惯娶许多大大小小的老婆，生命不止，房事不已，再后来，那些有权甚至有钱的人家也纷纷模仿起君主起来。不过，那本可能根本就跟黄帝无关的《黄帝内经》及其它道家文献，实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搞懂的，真正通过这件事情得到好处的可能只有据说活了八百岁、娶了无数老婆的彭祖，可人家那个所谓药疗、食疗、人疗（就是大家感兴趣这事）三个层次的进补体系和天天锻炼身体、独门秘术以及武术修炼的组合方案绝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和尖端科技，绝非普通人能够涉足的。很多人因基础不好或者修炼不得法，反而早死了不少年。
所以说，好的东西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去享受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艺术表达一回了：
黄帝奇经诀未遗。
天教彭祖寿如龟。
后来术者非人瑞，
觉误娇娘已恨迟。
早一些的炎帝烈山氏神农却是讲究用物调理和进补的，他亲尝百草而开药业先河。
说到人瑞。所谓人瑞，不过是某些方面特殊一些的人。据说，神农就是这样一个人瑞，他的肚子是用透明的皮作的，跟一个化学实验瓶一样，他那肚子，不光可以抗腐蚀，不至于吃了点草药就穿肠破肚，还可以看见药物在肚子里的反应，五脏六腑的表现都可以真实记录下来，折腾点氢气、氮气，产生点固体、液体，都清楚明白，实在是功效非凡；记载或者图画中的神农甚至还长着个牛头，有角，遇到吃了毒药疼得难受的时候，完全就可以用角去抵抵山石发泄一下而不至于造成大的损害。而共工这个有力气的人瑞却没有长角，他和祝融（和前面说到的那个祝融可能是同一个人，更有可能不是）打仗输了，心里难受起来的时候，也想用某个部位抵抵啥，但他只能用身子去撞山头，结果一不小心把不周山给撞倒了，给世间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自从神农发明医药以后，他的子民们就一直不敢忘了吃药的大事，我身边的人们每天的话题有相当部分都是说到药的话题，报纸电视里的广告有六成以上是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药物或者另外一些功能等同药物的东西，似乎只有这东西才是人们最不可缺少的，于是，人们见面打招呼也问的是：今天你吃药了么？有诗为证：
尝过千山十万株。
几根衰草便成巫。
烟传愈盛青囊事，
今尚相询吃药无。
从某个角度讲，是黄帝而不是老庄开创了道教，这样，道教在衡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虞舜帝姚重华是个勤奋的人，整天不好好干正经工作还到处找人禅让的尧帝伊祁放勋在位时候，在四岳的推荐下，他就是类似摄政王的角色（这个和前面说洪洞时候有些矛盾，但矛盾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巡行四方，平定天下。在袭了帝位并处理完天下大事后，舜似乎也想出门转转，就跑得老远到了衡山，并在这里会天下诸侯，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大会，可惜我在衡山的时间不长，没有去找遗址，不然，我国的历史研究又将有重大的突破。
（由于尧早年先后被封于陶、唐，所以我们经常以陶唐代替他那外族风情的名字，而舜则早先是有虞氏的头，以封地姚为姓，但我们习惯称之为虞舜。尧的唐和舜的虞连起来，就成了唐虞，再把大禹加起来，则合称唐虞三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时代，但我知道，这实际上是为了衬托其他的伟大时代而设立的靶子。）
衡山大会之后，舜继续南巡，结果死在苍梧，然后就是那对著名的姐妹在洞庭湖一带用眼泪培育了许多斑竹。
我们这个时代，也曾经和正在培养着一批斑竹，不过不是用眼泪，而是通过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那里面开了许多茶馆之类的东西，那个茶馆就叫论坛，里面最勤快、最可怜巴巴的那个人一般就是斑竹。（所谓斑竹，不过是版主的谐音称呼，其实大抵也算个官的，只是没有级别，大部分也没有俸禄。）比如我说的这个故事，肯定会送到某些论坛去展销，要是丢进某个诗词方面的论坛，斑竹就有些难办了：这个东西算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片段，已经多次在那些论坛里展销了，那些斑竹们似乎还是有一些办法的。）
继续说衡山。实际上，第一个去衡山的君主可能是是大禹姒文命，这个人是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的祖师爷，当时，他正开创着这个行业，干着他一辈子里最被后人夸耀的事情：治水。
鲧当时是个诸侯，鲧和共工（与祝融的问题一样，这个和前面说到的共工可能是、更可能不是同一个人）、饯兜和三苗一起号称虞唐四岳，当初把舜推上摄政王的就是他们，结果他们四个都被舜给灭了。
我们又一次见到了这个著名的岳字。前面卖了个关子，其实，传说中的虞唐四岳不过是尧的领地周围守着四座山头的山大王。他们开始是自立门户的，后来看到尧的势力渐大，便投靠过来。由于当时还没有城墙之类的军事防御建筑，小山包、小河沟就是当时最厉害的防御保证，尧看他们地形熟悉，就让他们帮着守守外围，效果似乎也确实不错。于是，到最后，他们四个被尧封为级别很高的大山神，也就是岳，成了世袭的一个封疆大吏型的官职。
据说，每座山都有山神这个职务，不过是级别不同而已。
以尧舜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准来讲，治理洪水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其实，就算是今天，就算是我们这些拥有高科技、大机械的治水人，都不用公元一千八百七十年那样万年一遇长江流量超过十一万（方/秒）的大水，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长江才六万个流量，都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千万人夜不成眠了。
当号称是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了的时候（当然，由于治水者后来地位的关系，史书中必须记载那就是最大的洪水），舜已经摄政得一塌糊涂，基本把尧晾在一边，正考虑怎么下手灭鲧他们几个，当然就把治水的任务交给鲧，鲧干得尽心尽力，见大水不停上涨就派人四处封堵，据说还用了个叫息壤的宝贝，搁哪里哪里就起个土坝，但效果似乎不佳，大水还是照淹不误。
其间，尧薨，传位摄政王舜，后世称为“禅让”。
舜上了台，自然就要烧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就冲着鲧来了，治水无功的鲧只好乖乖让前摄政王找到了个杀头的理由。当然，其它的三个岳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最追捧禅让这件事情的儒家当家典籍《尚书》里都这样记载：“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饯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这里面的血腥味是不需要太多的脑浆子就可以读出来的。而其它的一些不那么被儒家采信的书里，更是记载着舜把尧囚禁起来，甚至不让尧和儿子丹朱见面的记录，基本就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政变了。
一夜之间，堂堂的四岳就成了四罪，落差确实有些大，帝王楷模的舜这么干了，历代君主自然是要好好学习的，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当官也因此就成了高危职业。
所以，当我在历史书上看到大奸大恶之徒或者几近完人的官员事迹，总是一概打个七折之后再去判断真伪，也完全能够接受许多早年志趣相投的好朋友日后分道扬镳生死相搏的惨烈，这正是因为他们心心相惜。
舜杀了鲧以后，担心鲧的儿子大禹报仇，就让治理洪水这个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子承父业了。
大禹的年岁已经不小了，但一直接不了班，鲧死了，他其实有些暗暗高兴，本想作个老老实实的山大王，拿几个薪水收点租子混混日子就算了，谁知道被派上这么个差使，心里虽然不平，但想到父亲的遭遇，自然也不敢反抗，只好答应下来，据说还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军令状。
大禹知道治水的难度，就把期限要得长长的，算下来，工程期限到的时候，舜应该都薨了。具体期限是多少我也没有考证出来，只是知道光一个勘察地形和方案论证就要了十几年时间。这个和我参加过的三峡工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工程修建不过需要十几年时间，勘察论证却搞了六七十年。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我们这个国度是比较善于拖拉的，就连我写的这篇东西，估计到截稿也得折腾个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的，实际上，写倒花不了什么时间，可那份胡琢磨和没时间胡琢磨的间歇却是大费功夫。）
大禹带了几个人，勘察水势和地形，踏遍九州岛，好生旅游考察了一番，一直没有回家，后世传说有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其实，我知道的情况是，他倒是想回家，只是担心万一回家被舜知道了，他的山寨就有保不住的危险。
据说是为了考察洞庭湖一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地形，大禹上了衡山（也有说去的是山西的霍山；甚至不光他，连祝融都只在山西混）。下山的时候，大禹手里拿着一本金页银线的书，封面有类似“天生大禹治水，神付金简玉书”这样的字样，号称上面写着治水的秘诀，不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把戏他以后还玩过一次，似乎更成功一些）。后来把大禹得书的那个山峰叫做金简峰。
于是，大禹率天下水工，历时九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岛，终使洪水消退。
大禹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身边还一定有个象后世传说的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大军师，只不过当时不叫军师而叫巫师。
从某个角度说，是这些人创造了中国的早期历史。他们博学多才，掌握了黄帝创造的早期道教的许多把戏，大抵也就是今天的一些物理化学常识和心理学，他们找到了许多人瑞，把这些人瑞修饰成半神半人推上历史的前台，而他们则习惯在后面拉动着那些木偶半神身上的线。关于金简玉书，据我所知，这个便是巫师玩的把戏。
大禹由于是罪臣鲧的儿子，开始在水工中的威信不大高，再加上连年治水无所成就，人们不免失去了信心，这水自然是治不动的。
而当时的状况是，大水肆虐多年，早已没当初鲧时代的那股干劲了，不过是些陈年积水找不到出处罢了。
那个巫师和大禹一起考察天下水况，心里已经有底了，就利用黄帝向往的衡山和当时人们敬神的心理，把大禹这个人瑞送上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
疏通完水路，洪水自然消退，但巫师认为此时不能返回都城复命，就让大禹上书，要求继续治水，并拖拖拉拉、韬光养晦地修建一些防护工程，当然，主要的目的还是等待机会。
人在一辈子里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等待，但人们往往耐不住性子等待，失去了很多机会，大禹这个人瑞就善于等待，等待到舜在苍梧突然薨了，大禹“不得不”被禅让成君主（由于大禹和舜最后没有见上面，大禹手里也没有什么“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条子，中间隔的时间也够长，这个禅让的合法性比较令人起疑），他甚至还去衡山冷清宫拜祭了舜，大大歌颂了一番舜的功德，然后，铸了九个铜鼎就把禅让这事给镇住了，虽然并不顺利但最终还是把君主宝座传给了儿子启，建立了世袭制度（也有人说恢复了世袭制度），成了夏朝的创始人和延续数千年的血统论祖师爷，（如前所述，自然也有别的说法）。
一直以来就有人怀疑舜是否真的到过衡山并且死在苍梧，这个非常有道理。毕竟当时那一带还蛮荒得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在舜帝的势力范围内，可能已经快一百岁的舜老头怎么发神经都不会去那个地方巡狩和开会。
对于这个观点，我一直极度赞同，但同时也设想过这事情的可能性。借鉴尧的禅让故事，如果当时大禹的手下派兵押送或者追赶，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当然，真是这样，特别注意用词精到的历史上，也肯定不会直接出现流放呀或者追杀呀这样血腥调调的词句。
从大禹的角度来说，他最值得夸耀的事情恐怕应该是开创了夏（这事也有人存疑），当然，他一定不会那样说。
说到禅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景仰和自豪的事情。不过，我一直不以为然。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用一种叫扇面对七律的文体（所谓扇面对，就是在七律中，五、六两句分别和三、五两句对偶，而不是通常的四三、六五成对，当然，扇子的位置也可以不在那四句）艺术地表达过我的想法，并且利用了金庸名著《鹿鼎记》里偶像级主人公韦小宝发明的著名成语作为它的题目：
七律—咏史之鸟生鱼汤
深宫无助老陶唐，禅位重华摄政王。
虞辇遥催斑竹泪，四凶曾岳问仓惶。
禹碑广立离人血，三代同贤许激昂。
鼎佑安能更旧制，天教帝业禅成商。
这样的故事自然不会只有这一回，后来也时常发生，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他的谥号搞得一点都不含蓄，自然是因为把皇位献了出去）刘协就被迫向后来的魏文帝曹丕禅让。这个曹丕，搞得比古人还过分，记载中，尧和舜不过是三请三辞，他硬是辞了四回，直到可怜的刘协第五次下诏，做足了戏的他才号称勉为其难地接受。当然，接受以后，他自然不会那么收敛，搞了个规模宏大的禅让仪式，还修了一个受禅台，（那东西据说今天还在，就在许昌不远的地方）。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舜禹受禅，我今方知”的那句话怎么理解，恐怕是我们这些圈外人不好以己度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实际上连五十年都不到，曹丕的后人就把好不容易受禅而来的江山拱手禅让给了后来统一了天下的司马炎，情况居然也大体差不多，只是那个受禅台现在找不到了。
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崇尚上古的一个时期，自然也是禅让比较流行的一个时期，我查过历史典籍，流行得还相当频繁：
公元八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公元二百二十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公元二百六十五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公元四百二十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公元四百七十九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公元五百零二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公元五百五十七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公元五百八十一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在这中间，还有一些不成气候的禅让没列出来，我们后面还是要谈到的。）
我的一个朋友总是感慨现在没有了司马迁那样的史笔，对古代的史官风采甚为神往。不过，据我所知，历代的史官象传说中司马迁那样的（司马迁那支笔实际可能也不咋样）几乎是绝无仅有，他们笔下的历史比我所知道的要漂亮许多，很多事情他们的描述也堂皇了许多。当然，有些史官还是在字里行间留下了一点点蛛丝马迹，好让象我这样的家伙阅读，他们把这个手法叫做曲笔。
历史一直比史书复杂，或者说简单也可以。
我们历史上有名的史官故事还有什么太史简、董狐笔什么的，据我所知，实际情况和后来大家传说的很有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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