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严歌苓我从来不知道，心软是不是个毛病，是好毛病还是坏毛病。我小时外婆常说：“这孩子心软得跟糍粑一样。”她这样说，抱怨是假，炫耀是真。我四五岁时，有时吃着饭就会莫名地长叹，外婆玩笑地说，又不知想起哪个可怜人了。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也是“xxx好可怜哦！”街上碰到乞丐，我总把自己仅有的零花钱给出去。其实外婆也常犯心软的毛病。阴雨连绵的天，她就会愁，喃喃地说：“老天爷，别下了，再下稻子都要烂在田里了，乡下人就可怜咯……”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她也愁：“老天爷，下点雨吧！不然要旱了，乡下人又要逃荒咯。”那时候逃荒的人真多，外婆常常隔着木栅栏递出去剩饭菜或旧衣物。外婆家的门总是打开的，门内装了一扇木栅栏，高度到我肩膀，为了阻拦我往外跑，却不妨碍我间接参与大院的小朋友们游戏。我记忆里，木栅栏就是外婆的私人赈济窗口。有一次栅栏外来了个背婴儿的年轻女人，手里拎着一个木盆，盆内外都雕了花，她说自己和孩子就是乘坐这个木盆从洪水里逃生的，现在打算用这个木盆换十斤米。外婆告诉她木盆是好东西，该去市场寻个好价钱，然后用海碗装了一碗米倒给了逃荒女人。很久过去了，外婆还会唠叨：那是个好人家的女人，看看那个木盆的工料就晓得咯。有一次外婆带我去吃早点，餐桌摆在街边上，我刚拿起大饼夹油条，就被横空里出来一只手夺走了。外婆在一边端豆浆，看见劫匪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转眼间已经窜到马路对面，外婆把豆浆往这边马路牙子上一顿，指着豆浆与他隔空喊话：“那，这也是你的！讨饭的好好地讨，看你把我孩子吓的！”说完她拉着我走了。外婆对自己很省，买早点只买一份，没她自己的份。那天早上我那份就全给了乞丐少年。心太软在我母亲那儿，绝对是坏毛病。那时她和父亲不宽裕，所谓家道中落，大概就是那个局面。父亲在那个年代被削减了工资，有时月初和月底的开销衔接不上，母亲还羞答答地向我和哥哥借过钱。我的钱包是个大号擦手油盒子，记得那擦手油当时很有名，叫“百雀羚”，我总是在盒子里装几个硬币。祖母每月给我和哥哥各一元钱，总是一张抖落起来“咔咔”响的崭新钞票，哥哥总是把它夹在大本子里，月复一月，几年后就成了不小的小金库。我呢，拿到钞票立刻换成零钱，每天带几分出门，假如在我买零食之前碰到乞丐，我的零食就牺牲了，把小盒子里的分币悉数倒在向我展开的手掌上。我对伸向我的手掌来者不拒。那些手掌都是怯懦的，自卑的，理屈的，我从小觉得拒绝这样的手掌是人生大难题。母亲在这种场合很不给乞丐面子，也不给我台阶，硬是扯开我，脸很严厉。事后她会委婉地教育我：将来家里还不知会怎样，你们长大起来，我们老辈能不能帮上你们，都是未知数，你应该像哥哥那样学会存钱，不能做“脱底棺材”（上海话：流氓无产者，或者败家子），钱到手就乱花。跟外婆比，母亲的忧患意识更有现实感，因为父亲和她的境遇似乎就是一夜间恶化的，邻居的孩子们就是一夜间离开家去当农民的，当了农民，自己都难喂饱了，谁能保证你和向你伸手的那个人会不会对调位置。在三五分钱能买一斤蔬菜，几毛钱能买全家一天副食的年代，我每次施舍出去的钱，累积起来，真不能算少。妈妈还似乎在教我一种人生哲学：你一生最大的善行，就是永远不求助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包括父母）对你施舍。而要确保自己一生不祈求他人施舍，就要从不随便施舍别人开始，从珍惜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钱开始。我没有很好地接受母亲的教育，从外婆那里继承的好毛病抑或坏毛病在我身上一再发作。哪怕在我人生最艰辛的年代。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其实比街上向我伸手求得一个硬币的穷人还要穷。我去学校上课的马路，是芝加哥市中心一条热闹大街，走在上面的都是美国的主流人物：律师、银行家、会计师，还有附近两座大学的教授、讲师，因此乞丐们选这里作为他们捕猎善心的重要地带。其实这是乞丐们的误判，美国的主流人物都跟我家莱瑞一样，理直气壮地拒绝直接施舍，因为他们觉得按时按法规交税，就已经是对这个人群施舍了。他们交纳的税款其中一部分会通过社会福利部流向一个个户籍——只要他们保持户籍并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邮政地址，就可以按月收到五六百元。而当时我除了学校支付给我的全部校内消费，包括学费、书费，其实不名一文，房租和饭钱要靠日间餐馆打工，夜间写小说挣来。那条芝加哥金融区的大街到了冬天真是严酷，因为它南北贯通，全市的北风似乎先排灌到这里，再向其他各条街道疏散。所有律师们会计师们都把大衣围巾捂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那一张张伸向他们的赤裸手掌，似乎这些伸着手掌的人属于另一类生命，跟主流人物的物质密度不同因此不被看见的一类生命。偶然的，那些空手掌上会落下一两个硬币，来自我们学校的老师或学生。这个小极了的施舍人群里有我。我每次路过这个悲惨世界的边缘，总是让一两个伸手的人满足。我会预先准备好硬币，放在羽绒服口袋里，给出去硬币时，我会眼睛和记忆登记一下他（她）的面容，为了下一天换一个人去施舍。可是我连他们一月几百元的低保也没有啊。有一次我发现开了空头支票，遭银行罚了款，欠了银行一百多元的债。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同一条马路上，一只手向我伸过来，伴随着一句嗫喏：“Spare me a quarter.（给一个角子（两毛五美分）吧）。”我觉得我好委屈，他是钱不够，而我彻底归了零，比零还要少一百多块！于是我悲愤向他伸出巴掌，大声说：“You spare me aquarter!”可是当我收到一两百块的稿费后，立刻就做“脱底棺材”，口袋里装那点儿薄财，让乞丐们不再失望。我的心软没有原则，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在我的心软面前，我可以是非不分，包容无限，一个闺蜜斥责我姑息养奸。我想这大概是我成为小说家的重要原因。心软的人无疑是敏感的，对伤害比别人要更知痛。我从小到大遇到的所有向我伸出手的人，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生命的某一阶段受到过伤害。对于我，他们把自己放在那么卑贱的位置，向人们伸手，忍受绝大部分人的斥责和白眼，做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在自找伤害。自伤多了，自尊心麻木了，对来自别人的伤害渐渐失去痛感，这恰恰是最大的伤害。可是大多数人不这样想，他们都认为乞丐都是被我这种烂好心惯出来的，恰是我这种人要对乞丐越来越高明的骗术负责。他们指责我的烂好心是无原则，也是自我滥情。我无言以辩，暗暗断定，我的敏感近乎病态。正因为又具有这种敏感，所以我对别人的倾诉永远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同情。倾诉欲强烈的人都是心里有痛苦的人，我的许多女朋友，也包括少数男朋友都很爱跟我倾诉。在倾听他们倾诉时，这种病态的敏感使我跟他们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共感“的东西。这种共感让我能设身处地地感觉他们所经历的，所感觉的，所为之痛苦的。“Co-feeling”这个词是昆德拉发明的，我觉得它跟“共鸣”不完全相同，共鸣包含认同，但我倾听到的大部分倾诉在道德伦理上我都无需认同，这却不能阻碍我能感觉他们的痛苦。为了写《小姨多鹤》，我两次去日本山区采访，给我讲她的经历的日本女人们跟我不仅隔着种族，隔着文化，隔着辈分，并且讲述的语言是我不懂的，但我懂她们的痛苦，那种遥远的痛苦由于我的敏感变得很近，近得切肤，于是我掉了许多泪，为父辈的敌人的女儿们掉了泪。于是在写作多鹤这个日本女人时，我企图延续在那些日本老婆婆身边建立的共感力，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了。写作《陆犯焉识》之前，我采访一个在青海劳改营呆了二十七年的老人，他的讲述是含笑的，轻描淡写的，但那痛苦是真切的，深刻的，我能与他共感他当时的妻离子散之痛，饥饿寒冷苦役之痛，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那些二手的痛苦变成了我可以切身体味的心灵肉体之痛。没有心软的毛病，我不会在1979年时由舞者变成了写作者，这个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我没有看到战士们英勇出征的样子，我看到的都是痛苦的、流血的、伤残的年轻躯体。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向我倾诉，但他们眼里、姿态中的痛苦我懂的，共感力几乎立刻就建立了，就从那一刻，我想表达的太多地超过了我的肢体舞蹈。到底我要表达什么，那时我还不清楚，现在我也不十分清楚，写下去，就是在认识清楚的过程中。认识什么呢？认识自己，认识人，天地，万物，还有自己和人、天地、万物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终究会怎样。也许认识永远在过程中，但小说写作除了过程还有什么是更有趣的呢？难道最后一页是目的地吗？最后一页是已知，而已知多么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