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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六
孰 是 孰 非 毕 昇 碑
——向任昉先生讨教
张树栋
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不少报刊、电台、电视台予以报道并加以评述。国外学者也来函探询。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对毕昇碑作出了有六位著名文物考古专家签署的省级鉴定。鉴定确认：“此碑是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所立，墓主即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此后，不少专家学者围绕毕昇碑之真伪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除孙启康先生几篇争辩性文章外，当属《中国文物报》于1994年9月25日发表的任昉先生宏文《毕昇与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这是当时唯一对湖北省文物考古鉴定予以明确否定的文章。笔者曾受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主任范慕韩先生之托，亲赴英山作实地考察，目睹了毕昇墓碑和相关文物及其出土现场，访问并听取了省、地、县各级参与考察、鉴定的专家、工作人员和当地乡民及其陈述，了解了毕昇墓碑的出土、考察及鉴定情况。拜读任昉宏文之后，颇感困惑，不知孰是。特撰此文，向任昉先生讨教。任文明确指出（按：以下引文皆出自任昉原文）：“此碑从形制看，绝非宋碑，……从内容看，绝非宋制。”显然，这是对湖北省文物鉴定的明确否定。余以为，任先生既以如此肯定的语言，断然否定湖北省著名考古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必然有其自以为无可争辩的充足证据。但观其全文，其依据无非是：1、“英山向为穷山僻壤，在历史上，经济、文化不足称，造纸业、印刷业不足道，本不具备发明活字印刷的客观条件。”余以为，英山是毕昇故里，并不一定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地，因为人是可以流动的。何况古之英山既有邮路和驿站，又是人文水平较高之地。毕昇故里在英山，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地也必在英山之说，未必见妥。2、任先生“深感问题多多，仅凭一己之力很难解决，于是特向有关专家请教。”遗憾的是，任文只谈了几位文物考古专家的意见，及其认定此碑并非宋碑的判断，而未详细介绍专家们支持这一判断的依据（按：包括任先生在内的这些专家没有一个见过此碑）。余以为，专家的意见，任文理应详细介绍。笔者期待聆听专家们的教诲。3、任文以较多笔墨论证“英山毕氏一家是日月教徒，日月教传自中亚，故此日月教徒碑纹饰和风格，与同样传自中亚的伊斯兰教石刻十分相似。”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作者的意思是说英山毕昇乃中亚移民后裔。可任文又说：“在唐代，‘明武九姓’人民已大量进入我国，摩尼教（按：即日月教）在我国流行甚广。”“五代以后，由于这些中亚移民多已汉化，汉人不少亦渐信摩尼教。”由此可以推论，信奉日月教的英山毕昇，既可能是几百年前进入中国并已汉化了的中亚移民的后裔，也可能是“亦渐信摩尼教”的汉人。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多民族、宗教信仰多样化的国家，不少民众和宗教都来自国外，在中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繁衍、融合。笔者感到不解的是：难道唐朝已经进入中国，五代已经汉化了的中亚移民的后裔，到了几百年后的宋朝，就不能从业印刷、发明活字印刷术？信奉日月教的汉人，死后就不能立上一方刻有日月纹饰的墓碑？何况“近年出土的唐代摩尼教文物和吐鲁番古代寺院残存唐宋摩尼教壁画中，屡见此日月图形的信仰标志”？
4、毕昇碑文内容，“右栏父以‘文’为名，子以‘文’为辈，不合传统避讳原则。中栏考妣直称名讳，与传统碑多称公及夫人亦大异。… …倘若此碑确系宋碑，则其不避父名，直称父母、祖父母名讳，子孙之不肖，一至乃尔，岂不很值得奇怪！”这是任文断定此碑绝非宋碑的一条重要依据。笔者也曾对此产生疑虑。恰是任文解开了余之疑团。任文云：“日月教在宋元被称为‘魔’教，至明清仍屡遭朝廷禁断，原因之一是该教违背传统，不守礼法。日月教徒碑的题款和格式，与我国传统碑制大相径庭，大概就由于这个缘故。”对任文稍加联想，必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代日月教之违背传统，不守礼法，乃由宋沿袭而来，北宋毕昇既是日月教徒，其碑文不合传统避讳原则，当在情理之中，任先生怎么反将其作为判定英山毕昇碑不是宋碑的依据了呢？5、任文断定毕昇碑不早于元朝的另一条根据是：“英山毕昇碑的形制纹饰，与现存元代阿拉伯人碑十分相似。”而“国内出土的阿拉伯人碑，时间多在元代或元代之后。”任文此言给笔者的直接印象是：尽管日月教和有日月图形标志的文物早于元代之前数百年已存在，而有此标志而又早于元代的墓碑石刻尚未发现，从而断定这方新出土的毕昇墓碑也不会早于元朝。这种把现存最早的当成客观上最早的研究历史的思维方式，笔者实在不敢恭维。6、任文在抄录碑文年款时，将“年”前三字全部空起来，说：“实际此三碑（按：指毕昇、毕成、毕文忠三碑）纪年处均漫漶莫辨，都不足为据。”想任先生定已亲自仔细观察过原碑，否则，作为一个文物考古专家绝不该贸然下此断语。笔者曾专程去英山仔细观察过毕昇墓碑及其拓片，其纪元部分确如孙启康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四”字较易辨；“皇”字模糊，但尚能辨识多数笔画，基本上可以判定为“皇”字；第二字全无笔画痕迹，无法辨识。实际上，原碑之“皇”字，上半部分的“白”字偏长，下半部分有三横，其中间一横向左伸出，称“三”状，可能属年久碰撞损伤所致；第二字呈扁方残迹，无笔画可识；第三字是“四”字，较为易辨。如实描绘，其年款为：“皇口四年二月初七日”。湖北文物考古专家鉴定为“皇祐四年二月初七日立”，是有一定道理的。7、任文在论证毕氏一家为日月教徒，毕昇碑的纹饰和风格与传自中亚的伊斯兰教石刻十分相似之后，得出了“这样，毕昇碑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的结论。笔者对这一结论百思不得其解。笔者认为，任文论证除给毕昇和毕昇碑以宗教色彩，而这些宗教色彩又不会对此毕昇即彼毕昇构成问题之外，实在看不出还迎刃而解了哪些问题。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影响深远的伟大发明，因此毕昇墓碑的出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格外重视。大家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共同探讨，以求辨其真伪，这是大好事。殷切期望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到英山作实地考察，获取更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出更贴近史实的、科学的论断。
笔者认为：毕昇碑上那行虽然模糊但尚能辨识的年款，是判定此毕昇是不是彼毕昇的主要依据。到目前为止，说英山毕昇即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家毕昇虽无确证，但巧合之处颇多（参见拙文《毕昇考察论证》），载《新闻出版报》1994年1月5日第884期三版），说明英山毕昇即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家毕昇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没有发现足以否定它的、更为确切的文献文物证据之前，把英山毕昇认定为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家毕昇是适宜的。
笔者是个学习、也可称之为研究印刷史的出版印刷工作者，于文物考古一窍不通。在文物考古方面，不敢在专家面前说三道四，只是出于一个出版印刷工作者的责任感，就对任先生宏文不解之处，向任先生讨教。不妥之处，尚请见谅。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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