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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不记经济
郑熙亭
《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前246年）载有一段非常奇怪的文字：“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让郑国把水渠凿完。这条渠“过三郡，行千六百里”，“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田”，盐碱地经过黄水洗碱放淤，改造为可灌溉的良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即六斛四斗。“关中由是益饶”，秦国更加富裕，“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东伐六国，实力更强了。今日看来，自然觉得韩国的贵族非常可笑，简直是愚蠢得难以想象。《通鉴》先秦部分从公元前403年至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计182年。共记事约435条，事关经济活动的只郑国渠一条。把修水利也作为制敌之计以用间，无意中强盛了敌国。此后诸卷直至终篇，记经济事非常少。通篇累牍， 不厌其烦地记载宫廷争斗，君臣之间、官僚之间的空言虚话，大段引用孔孟荀扬等儒家人物关于礼乐仁义的言论（荀况一段长达两三千字）。玩弄权术、互相倾轧，时不时有一点田制、税亩事，也是从政治着眼。我们就不禁发生了疑问：《资治通鉴》既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为什么不记经济？难道经济无资于治道、无关于生民休戚？那些宫廷琐事、秘闻、 勾心斗角等等，真的那么“有资于治道”？《史记》有《河渠书》记述天下河流、水利兴作；《平准书》记述社会经济情形；《货殖列传》记述工商业情况。《汉书》以后各史，辟《食货志》，“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币（钱币），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记述一代经济制度甚详，为史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可惜，大概司马光以为这些都是无关“资治”之事，均被司马光摈弃了。追寻古代圣王，都是改造大自然的英雄人物。传说中的炎帝“教民耕农，故号神农”。黄帝则是“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舜接了尧的班，先派大禹去治水：“禹，汝平 水土，维是勉哉。”三岁一考功，“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帝舜于是“荐禹于天”。周的祖宗是 “农师”，“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稿焉”，“后稷播时百谷，号曰后稷，周道之兴自此始”。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度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于是，“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恩格斯语）
韩的先人也是周的子孙，其后代为晋卿，在领地置县，卒变富 强，与赵、魏“共杀智伯，尽并其地”，至公元前375年，又与赵魏“灭晋后 而三分其地”。此后便衰落下来，专意淫乐，不事生产，一代不如一代，终 于变为寄生虫，愚蠢到派自己的工程师为敌国修水利、致富强。十四年后， 秦正式发动兼并战争，首先就灭了韩国。
说到底还是编书人的指导思想，司马光在开宗明义已经说过：“天子之 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其他些小钱谷事，不在话下，司马光的国家政治观，就是以礼教为中心，以名分为纪纲把“民以食为天” 也忘记了。
郑熙亭：河北沧州人，原沧州行政公署专员，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游寻梦—苏轼传》（东方出版社出版）、《大宋河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熙亭文存》。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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