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身份证，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

9月5日，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为了广泛倾听民意，接受群众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譬如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奇葩证明的投诉，司法部开通了中国法律服务网。

对于那些被奇葩证明折磨过的大众而言，如今总算有了一个能够诉苦的平台。于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近来夜读史书，不禁掩卷沉思，我辈生活在信息时代，尚且遭遇奇葩证明的困扰，在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呢？

归纳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符牌：从字面来看，符牌就是带有字符的标牌，但它的出处却颇有渊源。在人类文明的曙光浮现时，就有了象征身份的符牌。大约成型于春秋时代的《周礼》一书的记载的较为清晰: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这里的珍圭代表君权,牙璋代表兵权，其内涵都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既然涉及军机要事，防伪功能便必不可缺。这里不得不佩服先祖们的智慧，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即是出自于此。

战国时期颇有侠义之风的信陵君魏无忌，就是窃取了秦王的那一半虎符，与老将晋鄙手中的一半合在一起，才调动了十万大军救赵国于危难。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符牌逐渐衍生出了印信、符节、腰牌等门类。丞相李斯奉命纂刻的那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无疑是所有印信的顶配版。

而汉代苏武被匈奴流放到贝加尔湖放羊，饥寒交迫之际，把手上那根符节上用于装饰的牛毛都吃光了，19年后这根符节都还在，除了强烈的爱国精神，这符节的意义也至关重要，毕竟那年月，大家都只认牌，不认人!

等到大唐闪亮登场时,这毕竟经国富民强的大国，官员们揣着着清一色腰牌，走在大街上也彰显不出大国风范。于是朝廷为了区分等级贵贱 ,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到宋朝时，鱼符已摒弃，但鱼袋还保留着,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唐代李商隐写过这样的一首诗：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诗中的金龟婿，沿用至今，是多金男的代名词。当时也是鱼符形制的一种，腰上挂金龟的，级别至少三品以上了，称之为多金男，名副其实。

明朝的符牌，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除此之外，还加上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

明代符牌

然而，不管是信陵君还是秦王，苏武还是金龟婿，能用符牌当做身份证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另外，符牌的材质，制作工序，都决定了它不可能普及到民间，那么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又是怎样证明自己的呢？

传信：武侠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桥段：危急关头，女侠将簪子一掰两截，交给两个年幼的孩子，“各自逃命去吧，十八年后，为你娘报仇”……

这还真不是小说家信口胡诌。通讯不发达的古代，为了保证人口正常的流动，关口处的工作人员需要设置门槛限流。因为老百姓识字的不多，往往就地取材，于是类似簪子、瓦块一类的传信便应运而生。

起初，传信就是人们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信物，一段时间试下来，最后采用的信物相当简易：繻，通俗一点，就是布条子。过关时，守关的官吏将布条撕开当证物,一半存档，一半给过关人。等再入关时，只要对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虽然整个画风有点不和谐,但实际使用功效一点都不比信陵君的虎符差。

文书：对于那些浪迹天涯的文人，云游四海的道僧，他们既不同于目不识丁的百姓，又有活动空间的需求，走到哪儿都带着布条，既不方便，也未免有失身份。

你能想象，唐伯虎拿着散发汗臭味的布条说：“你好，我是江南才子唐伯虎”的场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问题，一种新型的证明文件产生了：文书。类似的衍生品很多，但大同小异，在一张质量较高的纸张上，记载了主人的姓名，籍贯，年纪，相貌特征等等，上面还有保正（村长）的签字盖章。基本上就是明清官员腰牌的纸质版。

文书的出现，改变了用布条当证明的尴尬，在民间颇受欢迎。在上海科举博物馆（即嘉定孔庙内）里，展出有清代科举考生的入考文书，即现代的准考证，上面除了考生的基本信息和地方政府的盖章，还清晰的记载了考生的面部特征：“体态肥，面白少须”，与现代身份证的距离，就隔着一张1寸照片。

这种详细标准的文书，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所以不难理解，《西游记》里的唐三藏，面对西凉女儿国国王的苦留，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回度牒文书，因为妖怪那边还有佛祖罩着，这个要是没了，就是把身份证和护照整没了，一下由大唐高僧变成非法入境者了。

由此看来，不仅仅是在现代，就是穿越到古代，身为寻常百姓，万一遇到“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奇葩证明，一样也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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