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脱罪记（1945-1952）
对日本人来说，1945年8月15日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颁读《终战诏书》。这是天皇第一次直接与他的臣民对话，也是很多日本百姓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裕仁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用的是一种夹杂着典雅古语的非常正式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玉音放送”。
这份《终战诏书》没有一句“投降”或“战败”的字眼。裕仁不仅仅要通过这份诏书结束一场失败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份诏书要能不否定过去那三年零八个月的“圣战”，不留下自己承人多年侵略的把柄，甚至能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再次予以肯定。也就是说在宣布“终战”的同时还要能发挥团结日本老百姓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终战诏书》是一份悉心打造的意识形态精品。
美国人自己也承人，日本投降之前对日本继续战争的实力的估计，被过份夸大了。总统特使在备忘录里说：“现驻东京的美国官员惊奇于这样的事实，日本竟然能够抵抗那么久。”一些美国人认为，原子弹爆炸是被日本人抓住以结束战争的借口，事实上只加速投降数天而已。
军队死亡人数约174万——这只是被经常引用的并不精确的数字，要是再加上平民和海外日军、平民的话，根本就无法统计，所以历届日本政府都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总计而言，至少270万人死于战争。经济方面，美国人于1946年的统计是日本损失了总体财富的1/3，全部潜在收入的1/3到1/2，农村生活水平降到战前的65%，城镇则降到35%。66个主要城市损毁率总计40%，大约30%的人口无家可归，例如东京65%的住宅区被摧毁。另外大约650万人滞留在亚洲、西比利亚和太平洋地区，成千上万的日军和平民还将在日后的拘押和遣返中死亡，直到1949年还有54万人下落不明。1946年记者仓光俊夫记录的一次采访很有代表性，7岁的渡边千鹤子是第一批从“满洲”归国的日本人，她的爸爸死在奉天，妈妈死在葫芦岛，妹妹死在佐世保，也就是说这一家人，边走边死，等到回国，只剩下千鹤子一个。
这一切惨剧都是这个军国主义专制独裁国家丧心病狂的证据，而这个国家最高首脑就是那个“玉音放送”的裕仁天皇。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人为了军事目的就曾经深入研究日本的天皇制。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美军的宣传战刻意避免中伤天皇，就连轰炸东京也是禁止袭击皇宫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激起日本人顽抗到死。同时还有其他考虑，即除掉现任天皇的结果难以预测，而且天皇个人可能会对将来产生有用的影响。一个最具滑稽意味的例子很能说明战争期间，天皇在同盟国军队高层心目中的样子。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情报军官曾经郑重其事的提出建议，在联军战舰船舷绘上天皇的肖像，以阻止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袭击。天皇问题在这些胜利者心目中的重要性，从战争中一直延续到战后，并且对日本后来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战后，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当局，于华盛顿的授意下，在日本实施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一种超乎寻常的中央集权式的，强制民主化进程。具体措施有设计创造一套美式大众教育网络，严格的大众媒体包括书籍的审查制度，通过土地革命废止旧的地主佃农关系，废止旧教科书制定《新教育方针》，1947年的二一总罢工之后禁止“自下而上”的民间革命，拆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制定新的宪法（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九条），压制日本左翼。与在战败的德国采取的直接军事统治不同，占领日本是“间接”实现的。也就是说，占领军当局实施统治所依靠的恰恰是日本战败前最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日本的官僚体制和日本天皇制。这种根本方针是于非常实际的理由，例如占领军缺乏语言能力和专门能力进行直接统治。除此之外，与西方人对日本的认识关系很大。
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是野蛮、蒙昧和未开化的民族。英国的亚洲专家们将日本人称为“顺从的畜群”，还有人将日本称为“巨大的蜂房”。直到麦克阿瑟离开日本，在华盛顿做的演讲，还在说日本人是十二岁的走上歧途的孩子，也就是说日本人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一位日语专家强调，日本是“一个共同体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社会结构的上层确定意图和目标，下层民众遵从之”，而这个上层的象征自然就是天皇。天皇一直是日本国民最高的献身对象，士兵携带《战阵训》奔赴战场，教化国民的《臣民之道》强调天皇的神圣，天皇领导的战争的神圣。天皇不仅是神圣，他本身就是神，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有鉴于占领军将要统治和改造这样一个民族，一个不可能理解美国式政治的民族，一个喜怒无常的未成年的孩子，那么直接统治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以同为轴心国德国为例，虽然希特勒权倾一时，但是在德国和流亡欧洲的德国人中间，坚持原则、反抗纳粹的精英分子、左翼人士、教会人员和乃至希特勒麾下的军官们仍比比皆是。这些人总是蠢蠢欲动，据加拿大历史学家研究，从1921年至1945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据说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但是同时期的日本却没有对应者，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和为数不多的几百名拒绝变节脱党的日本共产党员外，日本知识分子鲜有值得称道之处。几乎全体日本人毫无保留的接受了天皇和军队的灌输。
这一切都说明，直接统治的不可行，以及寄希望于日本人自发的自我管理自我改造的不现实。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美国人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保留天皇制，保留投降前的日本政府。将军国分子变成楔入天皇和日本老百姓中间的“楔子”，这些坏分子，上欺瞒天皇，下蒙骗百姓。以驱除军国主义影响，重新定义日本政体的方式，净化天皇制，教化日本人，也就是重新讲一个关于日本人的故事。
早在天皇玉音放送之后，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前两周，关于“一亿国民总忏悔”的主旋律就已经几乎发展完备。天皇被塑造为宽宏大量的和平使者，而他的臣民则承担罪责。这种全体责任论模糊了两个概念，一是忏悔的内容，将战败的责任与不正义的侵略责任混为一谈。二是最低贱的草民与身上挂满勋章的显赫管员们被混为一谈。而且全体责任论把日本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天皇二是其他国民，承担责任的是后者，而前者简直像是变成了受害者。
但是虽然宫廷圈内，视天皇为战争罪犯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承担战争和战败责任的想法，却也曾比较普遍，裕仁本人也曾经考虑过退位。在日本政府中，尽管有些内阁成员力争天皇不负有宪法责任，但也有些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天皇的叔叔，近卫公爵东久迩宫首相直率的告知媒体，他个人敦促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合适的时机，天皇31岁的弟弟三笠宫简介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政治界和思想界的著名人士也接二连三发言支持天皇退位，其中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来自著名诗人三好达治。1945年美国人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比例惊人的普通民众对天皇持旁观态度，只有4%的人选择“为天皇担忧”。更有意思的是，关于天皇的淫秽段子和伪天皇开始冒头。下关区流行一种谣言，大意是天皇的祖先来自日本，换句话所天皇不是日本人。而且这一时期还有十几个自称是天皇皇位正当继承人，或天照大神真正后裔和化身的人出现。其中名古屋的熊沢宽道，因其主张基于可追溯至十四世纪的皇家谱系之争，引起媒体的持续关注。
一本名为《破碎之神》的书也许能够代表相当部分普通日本人的心态，那是一本1945年的日记。作者渡边清15岁加入海军，是马里亚纳海战奇迹生还者中的一员。渡边曾热切无条件的崇拜天皇，坚信“圣战”宣言的每一个字，日本的战败让他痛不欲生。渡边曾认为天皇肯定会自杀，以此免受敌人的侮辱。但是数月之后，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拥抱，曾经鼓吹“圣战”的媒体一夜之间的变脸，天皇暧昧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让渡边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使渡边震怒的是，如果不是天皇，那谁该为这样的状况负责呢？就像船长会在船沉时负责，天皇怎么能一边说着领导人民一边又说着不负有战败的责任呢？渡边就此开始深入思考自己对天皇的盲目信任。后来，渡边离开故乡的村子，前往东京工作，出发前给天皇写了封信，称呼天皇为“你”——而不是尊称。他说自己曾经遵照天皇的命令浴血奋战，但是自战败后失去了对天皇的一切信任。他呈上一张明细表，列出了服役期间从帝国海军得到的军饷和物品，然后将他估值4281日元零5分的支票附在信中，他说“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欠你的了。”
1945年9月外务大臣重光葵当面向麦克阿瑟提出天皇无罪和军国主义分子阴谋的主张，他认为天皇享有臣民的绝对崇拜，盟军最高司令部实施《波茨坦宣言》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奉天皇之命由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重光葵的话得到了麦克阿瑟的认可。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以《裕仁在会谈中谴责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并表示现在他反对战争》为题的访谈。9月27日裕仁天皇拜会麦克阿瑟，会谈时常大约40分钟。10月1日麦克阿瑟收到的一通简短的诉讼摘要书，其中认定了以下内容：天皇签署宣战诏书并非是行使自由意志，天皇当时欠缺对实情的正确认识，天皇冒着生命危险促成投降。摘要书认定“如果欺瞒、威胁和强迫存在……则民主法庭不能宣告天皇有罪”。
既然总司令部利用天皇统治日本的意图是坚定的，而美国国内对天皇又是如此深切憎恶——70%的美国人支持严惩天皇，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改变天皇形象，打造有利用价值的天皇。
1946年元旦《新日本建设之诏书》在全国报纸登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人间宣言”。诏书的最终版本中裕仁否定了日本人比其他民族“优越”和天皇是“现御神”或“现人神”。这份诏书在海外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受到英美的热烈欢迎，《纽约时报》社论说，裕仁天皇以此宣言“使自己成为日本历史上伟大的改革者”，麦克阿瑟也同样不吝赞美之词。不过，细究起来这份诏书也是一份精致的意识形态作品。“现御神”或“现人神”在正式的英语译本中被翻译为神或神性，而前者在日语中的含义要比后者深奥得多，于是当英语世界的人认为天皇是对自己“神格的否定”时，裕仁实际上从没有明确否定过他所谓神的血统，就像他从未明确承认日本战败以及投降的事实一样。不但如此，诏书引用1868年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将新日本的建设扎根在过去，使天皇成为明治精神（尽管这精神本质上的独裁、神权和帝国主义）的守护者。换句话说，这份诏书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影响完全不一样，西方人看到的是天皇对神权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否定，而日本人则看到明治精神永存。这类文字游戏，在日后日本的官方和皇家文本中还会屡屡出现。但不管怎么说，“人间宣言”为裕仁赢得巨大的海外声望，也为盟军最高司令部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
1946年至1954年天皇进行了165天的全国地方巡幸，这一措施是日本保皇派精英与最高司令部协同开展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对刻板拘谨的裕仁来说，巡幸是一次挑战，以至于他不善言辞的应答“这样啊”变成了当时的流行语。但是裕仁的窘迫、笨拙和结结巴巴反而成了极大的公关优势，他激起了公众对他的同情，强化了天皇无以伦比的纯洁无罪的形象。而巡幸这一明显对天皇来说艰难的举动，还引起了民众的罪恶感。既然高贵的天皇都能够奋不顾身将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耻辱扛在身上，那么普通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导致天皇陛下的这种困窘和耻辱谢罪呢？但需要注意的是，巡幸本身肯定是精明的筹划，例如天皇莅临广岛的时间恰好是偷袭珍珠港6周年——这也许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小把戏。
1946年1月华盛顿的机密电报显示，美国人已经决意改变日本的宪法体系，当时日本宪法是以普鲁士专制政治未父本的《明治宪法》。10月美方私下和公开告知日本人，希望进行宪法修正，日本民间迅速领会美方意图，私人团体和政党着手起草和发表宪法草案。但于此对应的是，日本政府的态度迟疑、暧昧和缓慢。内阁和法律权威人士认为宪法修正并无必要，一方面他们认为日本国情的独特性不适用于西方的宪法模式，另一方面现有宪法只是在执行中出了问题，而非宪法本身的问题。日本人成立的松本制宪委员会提出著名的“松本四原则”，一是天皇总揽统治大权的大原则不变；二是扩大议会决议权对天皇大权进行限制；三是对议会负责的国务大臣承担一切国务责任；四是强力保障人民的子由和权利，考虑对自由和权利侵害的赔偿方法。但是与明治宪法一样，这些原则都留下了“后门”和弹性，例如宣布日本臣民的自由和权利处“法律规定情形之外”不得侵犯，最高司令部中的批评家很快指出，这些条款与战败前日本“依法”压制日本人权利和自由的依据并无不同。
尽管日本民间对新日本宪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执迷不悟，他们甚至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对政府的草案深感失望。在此状况下，麦克阿瑟大胆决定，由军管设置的民政局负责起草宪法，麦克阿瑟提出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世袭。其职务和权能基于宪法，并为宪法所示的国民基本意志负责；二是废止战争权，放弃以战争为手段的解决方式，不准成立海陆空军，不被授予交战权；三是废止封建制，废止除皇族外的华族权利，预算模式仿照英国制度。麦克阿瑟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他确信日本皇室正面临两个威胁，一个是来自于日本国民的威胁，共和主义思想越来越强大，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只会越来越高。二是来自外部的威胁，多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即将成立，到时麦克阿瑟将可能失去宪法修正的决策权，而有鉴于太平洋和东亚国家和民族对日本天皇的憎恶，届时天皇地位将难以保障。麦克阿瑟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显然经过慎重考虑，在这一考虑中法律技能不是第一位的，在有限时间内尽快拿出一个既满足《波茨坦宣言》又满足美国政府需要的，同时能够保证占领军统治贯彻的宪法草案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这一过程中，如果起草委员会稍作拖延，麦克阿瑟就可能失去主动权。一周后，1946年2月11日，经过麦克阿瑟批准，草案成果提交对此一无所知的日本政府。
可以想见日本政府的惊愕，到几天后内阁被告知这一消息时，阁僚的普遍反应是不可接受。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可能，甚至于想要抢救明治宪法的一小部分都不可能，不过裕仁天皇比政府更果断更明朗。同时为盟军司令部提供消息的人物，反应了日本政府屈服之后其内部的激烈斗争，但这更像是挽回面子罢了。3月4日开始，日本人于美国人共同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翻译，把宪法草案翻译成日文，日本人一贯的玩弄文字游戏的习惯又开始派上用场，只不过这次美国人警惕的多，他们发现日本人在翻译的过程中掺进了很多实质性的变更。即便如此，一些故意歪曲的翻译仍然逃过了美国人的推敲。
3月6日，新宪法以天皇与民主和平理念并重的行使发布。公众对新提案的欢迎与对日本政府的宪法草案的压倒性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只有日本共产党表示反对，他们的立场直截了当：天皇制的存续式反民主的。裕仁天皇对新宪法的感想无从知晓，不过起草宪法的凯德斯上校及其数位同僚收到了天皇的礼物——装饰有皇室纹章的小小银杯。
1946年5月3日，经过数月的筹备，东京审判开庭。按照正式规定，“常规”的暴行或“反人道罪”被定为B级战争犯罪，在指挥系统处于较高地位的策划、命令、授权以及对此行为不作为被归为C级战争犯罪。东京审判中的A级战犯，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另有两人分别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被判刑的A级战犯，除5人病死狱中，其他人皆未服满刑期。审判过程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多个月，期间全体A级被告知小心翼翼避免牵涉天皇，只有一次，东条英机坦率直言证实，对他或任何臣民来说，采取与天皇意向相反的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时任美方首席检察官的基南立即通过天皇近臣的安排，敦促所有被告纠正了有可能牵连天皇的证言。除此之外，美国人最简单的办法是：不作为，不管是最高司令部当局，还是国际检察局都没有开展过有关天皇推动侵略战争的调查。而且，事实上，由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检察当局发挥了天皇辩护人的职能。
裕仁天皇于1926年即位，年号“昭和”。1989年这位战前的“现御神“终以89岁高龄过世。对裕仁来说，美军占领期更像是他漫长的统治期中的一个短暂插曲。而裕仁本人晚年也一直强调，日本的价值观没有变化。他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被认真对待，在美国人的保护下，天皇不但逃脱了制裁，而且还重新成为新生国家的中心。天皇的这一魔法变身产生深远影响：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的最高领袖对最近的事态发展都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臣民能够自我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