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研读（第1讲：概述）
中庸研读（第1讲：概述）
教学内容：《中庸》研读概述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何谓《中庸》、《中庸》的成书年代、历代研读《中庸》的特点及成就；理解《中庸》的总体思想、学术价值和影响。
教学重点： 历代研读《中庸》的特点及成就；《中庸》的总体思想、学术价值和影响。
《中庸》研读概述
感受国学精妙，体味思想与灵魂的深度碰撞，传承薪火，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开始《中庸》的研读课程。
一、何谓中庸
“中庸”一词若作名词解读：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中庸之道；若作形容词，则是指德才平凡：中庸之才。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庸》，特指儒家经典著作。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明仁诚之极功。”
朱熹对这一章也有极高的评价。他在《中庸章句》中说：“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在圣人之心，志圣人之志，养圣人之气，行圣人之道，立圣人之德。这就是《中庸》所阐述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智慧心法。
简而言之，《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二、《中庸》的成书年代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据说是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欧阳修《问进士策》：“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者，何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文鉴三》：“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依据。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庸》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
宋代学者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三、《中庸》的思想体系
《中庸》开篇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貌似为“性、道、教”先下了定义，而实质是为《中庸》一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认为自然授予人的本质就是人性，遵循人的本真善性就是道，修养本真善性就是教。道实质是遵循人的本真善性处理天、人大小事务的无声、无息、无味、无色的一以贯之的自然法则。道即率性，率性就是自然、平常，平常之理即常规常理，自然的常规常理就是中，就是和。
《中庸》一书认为中和之道即天下根本之道，即天下平常、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的平常的中和之道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以中和之道修养自己就是中庸。就《中庸》一书而论，可知中庸既是最高的大道境界，也是处理问题的最正确的思想方法。
《中庸》指出，用中和之道处理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能自然符合中和之道，这才叫做中庸。舜能做到了“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只有颜回式的贤人才能“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即使能均平天下、能辞却爵禄、能蹈白刃的人，也不等于能做到中庸。此三件大难之事，经过一时的努力，也可以成功。而中庸是时时自然地循行常理常道，凡事居于不偏，恒行天道。乍看无大难，但非终身修行中和大道而达精熟者、无丝毫私欲者，均不能大道中庸。此即圣贤所以为圣贤之依据。中庸指导下的做人之道、做人准则，是至强至刚之大道，并非柔弱之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中庸》指出，“道不远人”，要在笃行不移。中庸之道广大而隐微，普通百姓只要由衷修行亦可有所成就，但深入修养，即使圣贤亦有所不能之处。道可大可小，大到天下装不下，小到不可分，既适合百姓所用，又适合圣贤所修。道本为常人办常事所行常理，如脱离常理而求道，则为空道，则为不合实际之道。而修道之则就在常理常事之中。《中庸》引用《诗经·豳风·伐柯》诗句，说明用中庸的楷模就在心中，就在身边，可是学起来还差得远，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修养中庸之道，执行中庸之道的言行不可不严格谨慎，不可不努力。
《中庸》认为，需持续培养行大道之人，行大道之人需修养仁义礼智勇。《中庸》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点就懂得了如何修身、修道了，那将自然会管理人、管理国家和谐天下了。一个管理国家、安定天下的人，修了道，要笃行，要事事处处系统而一贯地行道。《中庸》为此提出了治国安天下均需持之以恒的九方面：修身（修养自身）、尊贤（尊重贤人）、亲亲（爱护亲族）、敬大臣（敬重大臣）、体群臣（体恤众臣）、子庶民（爱护百姓）、来百工（劝勉各种工匠）、柔远人（优待远方来的客人）、怀诸侯（安抚诸侯）。这些做到了才算笃行中庸。
《中庸》云：“诚者……故时措之宜也。”中庸之要在于“诚”。《中庸》提出了“诚明”之论。其认为自然之诚，自然就明，这是天性。人为的使人明白诚，这就是教育。天道人性合而为一，化育相参就是诚。或虽偏于一隅，持一技之长而乐守不移者，亦可谓有诚。久而久之，大而广之，自然近道。《中庸》一书并未对“诚”下明确的定义。
综观《中庸》全书，当为修道之“透”意。“透”，即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程度。至诚可以出神入化，精识万事万物之理。修中庸之道达到诚时，自然合乎万物之道、万时之道。无论万事万物如何变化，时间如何推移，大道总是适合其用、适得其宜。一贯的融通，道才能久远适用，甚至可以“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之所以为天，就在于天庄穆岿然、永不停止，就在于天永远是诚、是纯。贤人君子就应该秉承天道而行，“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能如此作为者就是当之无愧的贤人君子。当然，君子贤人还要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中庸》要人们不固守废弃之事理，要因时而宜，又不要丢掉了基本遵循，即不要失去中庸之道。要包纳多元思想，要宽容道不同者。这才是中庸之为大，得到君子胸怀之为广。
《中庸》提倡人们以“中和”为本，各安本分，各负其责，“无过无不及”地忠于职守，不越规范，不犯上作乱，不标榜各自的劳绩和功德，而默默地为自己修养中庸之德而欣慰，以此酿制天下的和谐与安康。《中庸》既是对为人处世的精辟总结，又体现了做人的规范与智慧，因此，它对于人们提高自己的行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中庸》内容结构的划分
《中庸》一书，共三千五百多字，按照朱熹的分法，分三十三章，四大部分，传的是自上古大圣以来的儒家道统心法，其内容涉及为人处世之道、德行标准及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
第一章到第十九章的内容着重从多个角度论述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第二十章承上启下，从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处理政务的方法一事着手，通过孔子的回答指出了施行政事与加强人自身修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阐明天下通行的五项伦理关系、三种德行以及治理国家的九条原则。在此章的最后引出全书后半部分的核心“诚”，并强调要做到“诚”的五个具体方面。
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的内容，便是围绕“诚”来展开的。
《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是总纲，但这个总纲却是子思表述出来的，并不是孔子原话。此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和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都是每个部分的纲领，但恰恰也都是子思说的，而引用的绝大部分孔子的原话，反而是用来解释、例证这些纲领的。也就是说，如果援用“经—传”的结构来理解，《中庸》里具有“经”的地位的话，都是子思说的；而孔子的话反而只有“传”的地位。
五、《中庸》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
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
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四书章句集注》被晋封为“国学”，“四书”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中庸》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明成祖为《四书五经大全》御笔作序，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准则。清代，“四书五经”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
到了近现代，梁启超、孙中山视《中庸》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指导延安整风。
二十世纪上叶，由于西方现代性初入中国，《中庸》思想受到误读，一些人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
儒家中庸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贵和尚中”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从这点上看，中庸思想在现代社会强调整体和谐和平衡发展的背景下，在西方文明的危机引发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仍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它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六、《中庸》导读的教学安排
详见“教学进度表”。
【学习札记】
天命率性谓道心，择善固执惟一精。
贵和尚中达中庸，提挈纲维示奥蕴。
浪漫情怀说愿景，诗化境界尽物性。
致诚自明善仁爱，君子笃行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