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视点：太平军东进与江南文化中心的东移
上海成为江南新的文化中心，重构了整个江南文化的版图，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者和推进器。阅读本文精彩需要18分钟。
在唐宋时期，江南经济已开始超越北方，并成为朝廷主要经济来源，韩愈就指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到了南宋以后，江南人文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兴盛，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心、经济重镇，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人文更是举世瞩目。乾隆皇帝首度南巡所书“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正是当时江南之写照。江南不仅是经济富庶繁华的首善之区，也是思想学术渊薮和文化教育高地，才俊蔚起的“科甲之乡”，人文荟萃，人才济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因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在唐宋时期就已是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江南不仅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而且主导了天下之雅俗取向。苏州唐代是江南文化经济中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北宋灭亡，江北沦陷。南宋定都杭州后，杭州与苏州并称“文化双雄”，统领了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潮流。明代的双京制虽然以北京为主，军政大权重心北移，但文化中心仍在江南，70%以上的文人墨客、望族世家仍集中于江南。江南文化对其他地区仍有极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可以说，南宋和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以及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极致，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江南的沦陷
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在清咸丰时期发生了改变。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与清廷南北对峙抗衡。为了围剿太平军，清政府先后组建江北、江南大营，双方时进时退，战事频发。1855年起，太平军在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为了缓解天京的威胁，并解决太平天国的粮饷供给，1860年5月初，忠王李秀成率领数十万太平军，击破了清军江南大营，东征苏南。6月，苏南（苏锡常）地区被攻克。
太平军东进江南之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相对安宁的江南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富庶繁华的城市变成了水深火热的地狱，民不聊生。在清军、太平军进进退退的拉锯战中，江南经受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洗礼，成片房屋建筑被毁，大量平民遭到杀戮，曾经人烟稠密、物华天宝的江南变得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村庄萧条。令人羡慕的富庶、繁华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往苏州考察，他在《苏州旅行记》中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
浩劫之后，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繁华都市苏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极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
和苏州的命运相似，受到战乱的强力冲击，杭州遭受破坏严重，从19世纪中叶开始快速走向衰落。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后，封锁了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廷和商人只好另谋航路，经上海进行海上运输，这种变化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落；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的衰落。1861年太平军攻入杭州后，火焚摧毁了富丽的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
太平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特别是在运动初期表现得尤为激烈，所到之处“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都在焚除毁弃之列，读书、藏书、买书、卖书者一经发现格杀勿论。不仅一切孔孟诸子百家被视为“妖书邪说”，佛、道同样遭遇灭顶之灾，“太平军所到之处，宝塔被毁、和尚被杀、寺庙被烧掉”，烟雨楼台尽数被毁。
作为“科甲之乡”和“鼎甲萃薮,”，江南之人文荟萃是与书院的发达紧密相关，但是，伴随着太平军的东进，在长达十数年之久的战乱中，江南学界的基础大致已毁灭殆尽。江南地区一向引以为傲的学校、书院、藏书楼几乎全部都在硝烟和炮火中化为灰烬。
太平军东进前，江南是全国书院最多的地方，是藏书楼最多的地方。乾隆年间为了收藏《四库全书》在扬州、镇江、杭州分别建了三个藏书阁——文澜阁、文崇阁、文汇阁，但是这三个藏书阁都在太平天国战火中毁于一旦。至于私人藏书楼和藏书被毁者更数不胜数。
江南士人每把太平天国毁孔庙、弃经籍、废学校之恶行与秦时焚书坑儒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文化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所谓“贼不知文字，虽孔孟之书亦毁，此文字之劫也。”“至古器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破、或撕毁、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
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中心――苏州和杭州的文化基础设施所受的破坏尤为严重，作为承传江南文化载体的士绅阶层在漫天烽火中或死或逃；地处江南边缘的扬州于1853年被太平军攻陷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中国文化界的学术和文学地位。重创之后，江南数百年积累一朝尽毁，文化高地优势全无，几乎成了文化“真空”地带。艾尔曼教授在《理学到朴学》书中这样写道：“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共同体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消失了。形成一流学术的环境及图书馆都没有了。图书业空前凋敝，一度繁荣兴旺的出版业如今已所剩无几。此时此刻，江南一带学术精英已是烟消云散。”
文化的重建
文教关乎文脉，尤关乎正学和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早在南京光复之前，曾国藩等人在与太平军血战之时，就已开始致力于文教的恢复与重建，“所到郡县即兴学校，讲文艺，崇儒重道”。南京收复之后，曾国藩更将“振兴文教”视为“纲维国本”之举。一直随同曾国藩左右的幕僚方宗诚，在《柏堂师友言行记》中记道：“曾公既克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
书院是讲习之地，也是养士之地。因此朝野把“振兴文教”视为战后恢复和重建的中心环节，同时又把“兴修书院”摆在“振兴文教”计划的优先位置，是非常自然的。借“兴修书院”以培养人才，重振士气，收拾和鼓舞人心。
鉴于战后学校、书院及其他宫府藏书荡然无存，民间藏书“悉成灰烬”，士子几无书可读，“振兴文教”便不能不设局重新刊刻经史。于是，江浙一带的督抚、学政纷纷上书奏请设局刊书。
兴学校，复书院，设局刊书是战后重建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兴诸臣”等为此做出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努力，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修复或重建江南的书院和藏书楼，另一方面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设立刻书局，网罗散佚，重刊经史著作；江南的一些学者不仅倡导，而且积极投身到文化重建中去，通过他们的努力，战后江南文化的确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甚至一度出现过战前的盛况。
然而这一切注定是回光返照似的幻象，因为他们这种恢复和重建的努力，从一开始就面临一种时易势移的局面，战前辉煌盛行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实际已难以完全恢复了。
伴随着西潮的漫卷和浸灌，世风学风剧变。战后复兴的书院，尽管一度出现过士习文风日盛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传统文化已越来越难以回应世变的冲击和挑战。到19世纪末，在洋务运动思想影响下，中国开始快速地步入新式学堂时代，废书院、兴新堂已成为大势所趋，传统文化尚未复苏就已沉寂。
上个世纪之交，中西之学一变而为新旧之学，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逻辑的必然。
上海的崛起
上海，春秋属吴，战国属越楚，大片土地来自春申君治水之后形成的滩涂，地处吴越文化圈。开埠前的上海，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县，属于江苏省松江府。直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前，江南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心城市苏杭，“大苏州，小上海”的格局从未改变，上海处于“慕苏，扬余风”的边缘地带。
1853年初太平军与清军对战中，苏南乃至江浙大片土地化为焦土，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战火催逼下逃离家乡，来到英美护佑下、李鸿章淮军死守的上海。1857年，太平军逼近苏南此后战乱不歇，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避难。1860年5月，太平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向江浙地区挥师东征，先后攻占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城，次年12 月又攻占杭州，以后又连克金华、绍兴、宁波等地。其间，太平军曾于1860年6月、1862年1月和5 月三次进攻上海，兵锋直指上海城下。著名苏州籍学者王韬曾说，“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受太平军战事的影响，江浙两省绅商士庶开始从四面八方“丛集沪城”，“黄浦江、洋泾浜和苏州河内塞满了他们的船只；城内城厢的空地上盖满了他们的茅屋竹棚。”据统计，1860年仅英美居留地内，华人已达30万，而1862年更增至50万。整个上海，难民更是多达数百万。
此后，上海更藉助自治、法治、安全与自由的制度环境，舒适、惬意的都市生活，领先的文化事业和成熟的文化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文化人汇聚上海，使上海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新人文渊薮”。
近代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和文化人，大都来自于江南。如企业家盛宣怀、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陈光甫、张静江等；文化人更是不胜枚举，如报人兼学者王韬、冯桂芬、沈毓桂、章太炎，出版家张元济、夏瑞芳，作家鲁迅、茅盾、夏衍，教育家蔡元培、胡敦复，画家任伯年、吴友如、吴昌硕、丰子恺等。一时间，上海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1910年，有多人在媒体上撰文称赞上海人文荟萃：“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之地。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
单就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言，上海拥有当时中国当时最庞大的知识阶层。到1903年，上海已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至1949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700人，是中国文化人最集中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
上海之取代苏杭而成为“新人文渊薮”，对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变迁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说，太平天国之前江南文化是以苏杭为中心向边缘市镇包括上海辐射，那么，在太平军东进之后，江南传统的文化中心日益式微，取而代之的上海则成了“新学枢纽之所”和新文化的中心，各种思潮、书籍、报刊及国内外重要信息，开始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流向江南，流向全国，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江南文化中心的位移，也预示着旧学的日益衰落和新学的掀起。就这个意义而言，江南文化中心东移，应该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上海成为江南新的文化中心，重构了整个江南文化的版图，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者和推进器，而且是现代中国诸多变化的制造者，这在中国近现代变迁史上，是最耀眼、也最重要的历史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