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家教观
抗战期间，他在给妻子胡絜青的信中说：“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撇开“学优登仕”这样影响深远的功利思想不谈，明显也没有在家长中普遍存在的“人上人”观念。因为老舍先生觉得大凡正经谋生的手段——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体脑并用也好——都可以称为职业。人生而平等，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工人、做车夫、学手艺、搞学问都是自食其力，都值得尊敬。这让我想起一则很经典的故事。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有人向他的母亲表示祝贺：“你有这样一个儿子，一定十分自豪！”杜鲁门的母亲回答：“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
为什么老舍先生能有如此平常心？这固然跟他担任教职多年有关，也跟他旅居英国5年开阔眼界分不开，但最重要的是寡母对他的影响。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说：“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文中讲了一件事，说是小学毕业以后，亲友一致认为他应该学门手艺，好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他偷偷报考了国家埋单的师范，直到录取才告诉母亲。为了10块大洋的保证金，他母亲花了半个月历尽艰辛才凑齐这笔巨资，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是母亲的尊重（不是迁就）成就了他的学业和事业。
老舍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孩子之间具有个性差异——“唯儿女聪明不齐”，怎么可以用同一个尺度去要求孩子们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而且他认为勉强孩子学习会“有损身心”。事实上，无数家教个案证明这一点。专制和苛刻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创造性差，养成懦弱、胆怯、自卑、冷漠、孤僻等不良个性也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他觉得片面抓学业，“紧逼孩子读书习字”，势必会弱化了孩子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厚才薄德，得不偿失。他坦言：“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做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在这一点上，老舍先生的看法是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老人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家庭中培养出“守本分的平民”比培养出“丧元气的进士”成功。
老舍先生觉得小孩子应该“教他们多游戏”。如此方能发展孩子的天性，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天真，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这种认识和“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陈鹤琴先生认为，游戏是儿童的生命，“吾国社会对于游戏不加注意，甚有以为学校不宜让儿童游戏的。普通人常以游戏为顽皮，实则不然，近世西方各国教育正是利用儿童好游戏这一活泼的本能，以发展儿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据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回忆：“我们几个小孩子想集邮，便到处捡信封，父亲知道之后，不仅帮助我们一起收集，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讲解外国邮票上的英文意思，使我们从邮票中获得了很多知识。”这种顺势成才的理念至今也有其科学性和先进性。
转载自《中国教育报》作者：张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