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父亲教导我的日子（下）

【作者简介：丘成桐，当代数学大师，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学术影响遍及理论物理和几乎所有核心数学分支。年仅33岁就获得代表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1982)，此后获得MacArthur天才奖(1985)、瑞典皇家科学院Crafoord奖(1994)、美国国家科学奖(1997)、沃尔夫奖(2010)等众多大奖。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本文载于波士顿国际出版社（台湾）《数理人文》创刊号（2013年），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商业用途请联系波士顿国际出版社。

进入培正中学

原来这一年政府官校学位不够，所以将考生分两等，头等入官校，次等则考生自己找私校，私校愿意接收则由政府提供所有学费。我哥哥已经进了巴富街中学，是官校。我父亲却需要带着我到处奔走，找一间愿意收留我的私校。第一所就是培正中学，当然这是名校，不容易考取。培正中学校长是林子丰博士，很懂得办学，他曾经邀请父亲到培正任教，父亲婉拒了这个邀请，但也因此结识了林校长和他的祕书长林雁峰。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我为了准备入学考试，花了不少时间，破釜沉舟，终于考上了培正，但我也不排除林雁峰老师帮过忙。

我们家在沙田，培正中学则在何文田的窝打老道，我们每天走到沙田火车站坐火车到油麻地的火车站，再走路到培正中学上课，总共要花一个多钟头。火车每小时一班，赶不上火车，则坐巴士，经过城门水塘，绕着山路，花很多时间。学校八点半上课，准时到校没有问题，但是下午课由一点到两点半。火车在三点钟由油麻地车站出发，往往要赶火车，赶上后在火车上气喘连连。过狮子山隧道时，油气和水气会从窗外冲入车厢内，所以一定要将窗门关紧。久而久之，在车上认识不少朋友，谈天说地，倒不寂寞，有时甚至沿着火车轨步行到沙田，经过隧道时，漆黑难行，很是惊险。沙田车站有一株大榕树，有很多小贩卖零食，受我们欢迎，我们喜欢吃他们卖的咖哩鱿鱼，钱则是从中午午餐省
下来的。

（全家摄于沙田车站。1961年）

刚开始到培正上学时，由母亲做中午饭带到学校吃，往往给同学讥笑，以后就在学校门口的茶餐馆吃干炒牛河，一元一碟。在读一年班时，小舅和妮姊结婚，住在学校旁边，有时到他们家吃饭省下一些午饭钱，这事情最后给外婆知道了，和母亲诉说小舅家也很穷，以后就不敢再去占便宜了。

在念中学第一班时，乡村孩子的野性未改，班主任叶息机老师在我手册上的第一段评语为「多言多动」，第二段评语为「仍多言多动」，第三段则为「略有改进」，可见我上课时并不安静，父亲不见得很开心，由二姊来管束我。但是教数学的易少华老师倒很喜欢我，她刚从大学毕业，还在谈恋爱，上堂总是笑口常开。我也很高兴的用刚学懂的线性方程来解鸡兔同笼问题，我还跑去跟我的小学老师谈这种解法，但他没有兴趣听。这一年我最头痛的是英文、音乐课和体育课，英文还刚开始学，勉强过关，音乐就真的不行了。纪福伯先生教音乐，每课必点名学生站起来唱一首歌，往往找最差那一名和班上最好那一名，最差的是我，最好则为宋立扬兄。

我唱歌会严重走音，而且根据我三姊说，每次走音的方法都不同，无可救药。当时我的表姊教音乐、弹钢琴，我每周末都到她那里花两个钟头学习唱歌，但是无补于事，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音乐课都需要补考。其实我考音乐课的乐理却考得很好。有一次在班上考第二。纪先生派卷子时说：「这次考试使我很惊讶，某人居然考得很高分。」所幸我父亲不在乎我音乐考得不好。

至于体育课，要考跑步、仰卧起座和拉单杆，跑五十公尺我跑九点五秒、仰卧起座大概有三十次，而拉单杆则不到两次，结果都不合格，到学期终，老师总会加起来使我得到六十分，不用补考。

一个乡下小孩到一个比较贵族化的中学念书总会受同学歧视。有一个体重二百多磅的王同学有空就拿着我的手臂不放，当时我只有六十多磅，所以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只有绕过他的座位而行，以后才从物理学上知道重力的原理，所幸还有其他同学如吴善强和彭次山都跟我很要好，互相帮忙。

这年暑期，父亲要我读冯友兰的《 新原道》、《 新原人》，还有唐君毅和熊十力的哲学书，虽然不知所云，但是也逐渐习惯比较抽象的学术讨论。父亲在家中与学生讨论希腊哲学和自然辩证法时，使我欣赏到数学的重要性。

六一年秋，我从初一正班升初二善班，开始比较习惯培正的生活。国文由潘宝霞老师教，她刚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戴了一对很有稜角的眼镜，做事很负责任，管我们很严，教书也很用心，她教我们学范仲淹的词，很合我的胃口。

（培正中学二年级注册证。1961年）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全校在一起的早会，由校长或其他嘉宾训话，我们都要穿制服和打红色领带，我有时赶火车，没有将领带戴上。有一次早会时，学生在大堂里吵得很厉害，林子丰校长很不高兴，说我们学生衣衫不整、领带不戴。我一听就赶快将领带拿出来戴上，这下可惹火了潘老师，集会后，捉我到她的办公枱处要狠狠的罚我，要记我两个小过，让我吓了一跳，因为父亲知道了可不得了，只有向潘老师求情。潘老师心肠却是极好，见我衣着并不光鲜，就问了我很多家中状况，知道我父亲是教授，却家境穷困，竟引起她的同情心，不但不惩罚我，还想办法帮我忙，送我一些奶粉。这事使我甚为感动，我也由一个喜欢玩耍的顽童变得一个专注读书的学生，我二姊倒是大为惊奇，认为我开始长进了。

50年代，香港的大专院校里面有很多逃离大陆的学生，他们工作大多没有着落。在崇基书院搬到马料水时，要辟山建校舍，不少学生帮忙打石头、盖房子，以赚取生活费。炎热的太阳下，做这些工作，其辛苦可知。何朋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何教授和他夫人常到我家，有一次还带了他翻译雪莱（ Percy Shelley）的诗给父亲读，父亲很高兴写了一首诗贺他。有几个山东学生没有钱，常到我家吃饭，父亲还给他们车钱。有一位香江书院的女同学没有能力交学费，要到舞厅做事，父亲替她解决了问题，她以后嫁给父亲另外一个学生，父亲去世时，她哭得很伤心。这些学生以后多有出息，除何朋等人外，还有陈耀南、陈郁彬、李锦镕等常在我家高谈阔论，让我眼界大开。父亲没有直接教我们作诗词，但记得有一次一家人坐巴士从沙田到元朗的路上，经过大雾山，父亲出了一个上联「云遮大雾山」叫我们对，我随口说「雨洒浅水湾」，父亲很是高兴，认为孺子可教。

香港暑期时都会有台风，每次来的时候不用上课。由于市场关门，我们吃罐头的鱼或肉，我们小孩都很高兴。但是风来时，吹得房子动摇，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一家人都惶惶恐恐，希望房子不会倒下，那时每年都有渔民淹死。 1962年秋九月初，台风温黛袭港，同时引起海啸，早上起来， 从半山看下去，整个沙田水汪汪，才陆续知道整个沙田渔村被毁，大量人口丧生的惨况，渔船都飘到火车路上，过了很久市镇上还带臭味，我家门前高大秀美的玉兰树也倒了下来，花木凋零，不忍卒睹。

（全家福照片，外祖母也一起合照。二姊成瑚于该年悲剧过世。1962年）

这年开学以后，坏事接二连三而至。先是二姊去世，虽然母亲多次带她看病，终于无救，母亲带我去和合石坟场找她的葬地，第一次遇到生离死别的伤心事，父亲写了一首悼诗，心情实在难过。

数学的召唤

这一年，梁君伟老师教平面几何学，讲解生动，将优美的几何公理系统在堂上一一解释，使我印象深刻，这是我对几何学发生兴趣的开始，看到这些定理，使我兴奋不已，在火车和在路上都会思考这些问题。直到中学三年班钟伟光老师继续上几何课时，我已经开始自己找寻一些有趣的问题，一面自己解答。有一些问题花了我很长久的时间都解答不出来，使我困扰很久。有一次到书店看参考书时，才发觉这些问题有人已经考虑过，同时可以证明它们不能够用圆规和直尺来构造。这些证明不是中学二、三年班的学生的能力所能理解，但也让我惊讶于代数的威力，老师们循循善诱，使我对数学兴趣盎然，欲罢不能。

那时学校没有图书馆，所以常去逛书店，站在书店看书，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有空也到洗衣街的旧书店买旧书，外文书太贵也看不太懂，倒是大陆出版的书还可以买得起，但是程度参差不齐，我也不自量力去浏览。

自从中学二年班喜欢上数学后，我数学的成绩都差不多满分，父亲也很高兴。这一年的秋天，突然有人送信到我们家，说是三伯的儿子丘成标从家乡偷渡到了罗湖，要我们去接应，母亲带了二姊一同将他带回家，在我们家住了两年多。父亲心地很好，悉心照顾侄儿，但是我们家空间不够，又多了一个人，不单是饭菜不够，父亲还决定送堂哥到香江学院去读书，家庭负担更重，母亲和父亲常为这事偷偷地争吵。当时父亲一年收入才两千多港币，而房租一个月就要一百元，现在想起来，不能不佩服父母亲的胸襟。他们对小贩、对一切穷苦大众都富有同情心，家门前常有各种挑担的小贩经过，有很多时家中并不需要的事物，父亲还是愿意帮衬他们，他还教导我们需要照顾穷苦人家。

（父母摄于沙田龙凤台。 1962 年）

紧接着重要的事情是父亲在香江学院的教席受到冲击。父亲跟陈树渠创办香江多年，做文史哲的系主任，系务蒸蒸日上，聘请了很多有学问的教授。父亲的意思认为他们系的质素已经超越香港大学，但是陈树渠却与台湾国民党勾结，一方面容许国民党特务到香江学院做学生，同时容许由台湾派人代替父亲系主任的位置，据闻台湾答应反攻大陆成功后，陈树渠可被任命为某市的市长。当时学生们都说陈树渠与红线女的桃色祕闻掌握在台湾特务手上。父亲对接受特务和校方有人欺负女学生的事情极为反感，同时开学两个多月后，突然要辞退他的系主任的位置，和已经定下的合同不符合，遂愤而辞职。

在这三个月，由于二姊去世再加上辞职，父亲的心情很差。而且凌道扬在祟基学院校长的位置不稳，父亲是他的亲信，自然影响到父亲的职位。因此父亲又到联合书院兼职，家庭负担加重，极为辛苦。

父亲过世

三个月后，在农历过年时，父亲吃了醉蟹，就开始不舒服，晚上不能睡觉。由于祖父是中医，父亲也懂一些中医的知识，自己开药来治理自己，一直不见好转。经济环境又不许可到正式的医院看病，母亲到处奔波，找亲戚朋友帮忙。当时她的亲弟弟，我的大舅，竟然拒绝见她，尽管他们一家人从小都是父亲养育。当时大舅在办一间私立中学，得到天主教的大力支持，环境很是不错，一直到1963年的四月，父亲的几个学生才合伙送父亲到养和医院医疗。当时医生断定为尿中毒，要放尿。

在父亲生病这几个月，我们都很惶恐，外婆求神拜佛，用了种种不同的手段，父亲的病都没有任何起色。我从学校到养和医院，坐巴士、渡海轮，再坐巴士，在路上都很焦急父亲的病。开始时，父亲还可以说话，过了一两个礼拜后，父亲竟不能说话了，真是悲哀的事。有一天，父亲的学生租了港岛旅馆的一个房间叫哥哥和我在旅馆住，三姊则和母亲陪父亲。六月三日深夜我们到医院看父亲，母亲大哭，父亲已经去世。哀哉，恍如晴天霹雳，迷迷糊糊，不知如何是好。

以后两个礼拜，就是到殡仪馆守夜，父亲的学生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治丧委员会，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年纪都还小，母亲则很坚强，一面打理父亲后事，一面考虑这个家庭如何维持下去。父亲的学生们都很仰慕父亲，无奈他们都穷苦。有些学生则很气愤，要找陈树渠算帐。在灵堂守夜，看着亲友们送的挽联，使人伤心，至今还记得其中几首。也可见父亲得到朋友学生的爱戴。主祭的有凌道扬、钱穆、张发奎等父亲生前好友，我们家属则循中国礼节披麻并跪下来还礼，我们跟着殡仪馆的车子送父亲遗体到台湾华人永远坟场入葬。当时整个人麻木，看着母亲哭得很伤心，不知如何是好。亲友们送殡时，都有送钱，大都担心我们以后的生活，大舅竟然全部收去，说是殡仪馆的费用，经过管事的学生力争，才追回一部份。大舅又建议母亲停止我们书，到荃湾去养鸭。母亲坚决拒绝，以后五年，再也没有见到大舅的影子。

在这期间，我们都在学校请假，并且补考，所幸成绩还好，然而没有注意到母亲每日泪流满面，还到处奔走。首先是住的房子，已经欠租半年，房东同意不收回欠债，但只容许多住两个月，所以第一件重大的事是解决住屋问题。父亲的学生李锦镕和王友浩跟着母亲到处找廉价的房子，终于在沙田白田村找到一个小房子。房东也姓丘，他有两个女儿和两个男孩，大女儿丘宇美与三姊同学，小女儿宇璧在小学时跟我同学。

在父亲去世这几个月，从龙凤台搬白田这一段日子，母亲和三姊实在辛苦。三姊刚好中学毕业，决定不念大学，到小学教书，以维持家计。一个月只能夠有150元的薪金，又替小孩子补习，争取更多的收入。刚开始时，母亲将恶讯瞒着在英国的大姊，怕影响到她的学业，但是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她也很辛苦，间中会寄五镑或十镑回家帮忙解决问题，母亲和三姊会寄一些手工品到英国由大姊帮忙贩卖，母亲、三姊和大妹又帮忙车衣服去赚取工钱，往往深夜以后还在工作。

母亲则认为搬家到白田始终不是解决的办法，就到政府救济机构商量在沙田火炭拔子窝的山地上申请一块地作为盖房子的用途，母亲人缘很好，有位堂哥自愿帮忙，收取很少的费用，材料则用父亲出殡时亲友赠送的金钱来购买。当时沙田市区很小，母亲和贩卖蔬菜、肉食的小贩都很熟，其中有一个寡妇绰号叫做牛肉婆的，背着小孩，贩卖牛肉，却借钱给母亲渡过难关。据她们说，在她们遇到艰难时，父亲和母亲都曾帮过她们的忙。父亲的学生李锦镕在经济上也帮了很大的忙，锦镕先生和陈庆浩先生在黄大仙的徙置区顶楼办了一个天台小学叫做普贤小学，前者的父亲在美国做餐馆生意，后者则由佛教寺院支持，三姊以后也到这间小学教书。

困境中的成长

从前父亲叫我念书，我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父亲去世时，我没有流泪，但我总是不愿相信他已经去世，我们一家人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去了。我就从父亲教过我的书去找寻父亲的影子。从前念的古文一下子都容易懂了，这时最喜欢读陶渊明的诗文。

母亲很坚定，对大舅的态度极为不满，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什么叫做「嗟来之食」。母亲要继承父亲的遗愿，坚持我们继续读书，当时培正的学费每月50元，以后加到100元，幸好我有政府的补助，不用交学费。但是政府的钱要在学期尾才送到学校，所以每年我都要去找教务长林英豪老师容许我迟交学费。英豪老师仍健在，大概他没有想到我会难为情，但是他每次都很爽快，使我感激。大概我家的穷困和父亲去世的事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有些老师竟表示惊讶我还可以继续读书，使我心情沉重，但也使我更为努力。

在白田住的地方离火车站更远，每天和隔壁两个漂亮女孩坐火车和走路，却始终没有交谈，直到五年前才跟宇璧碰面来往，宇美则五十年来不知所踪。住家门前是一个养猪的地方，每天早上不到六点钟，猪只起来吃饭，吵闹声将我们叫醒。

由于白田离火车站比较远，锦镕先生建议我住在他办的天台小学。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黄大仙到窝打老道的巴士非常拥挤，每天都要想办法才挤得进巴士里面。在天台小学，有时一个老师同时带两班同学，其中一班上堂，另外一班则坐在椅子上做功课。这些都是贫苦的儿童，很是可爱，我也代过课，同时睡在学生的长木桌子上，有时不小心会掉下来，有时睡得晚了，学生会进来推醒我，竟然习以为常。水渠和厕所都是公共的，当然不太卫生，每天要忍受，倒是学了不少厕所文章，其中有一些还记得。「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吃饭有时跟一个姓容的工友一同吃，有时则到楼下的廉价饭店吃，一元一煲煲仔饭就可以饱餐，每两个礼拜回家，带衣服回家洗。

锦镕先生和他的朋友常到学校来，高谈阔论，很多是学问的问题。他有个朋友正在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本书，我也听了一些这方面的理论，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父亲在香江学院的学生，被发现是台湾特务，被香港政府捉去打了一身，递解出境。陈庆浩是潘重规教授的学生，研究《红楼梦》，很多中学女生跑来问他文学的问题。我不同意潘重规先生对红学的见解，所以和陈庆浩会有辩论。

但是大部份时间都是自己在读书，每天晚上八点多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间小学的办公室读书，学校的功课和课外书都有涉猎，我看了不少历史书，包括范文澜的书，和古典的《史记》和《汉书》。所以陈启潜老师教历史时，很喜欢我，他做班主任，还特别表扬我的历史知识。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邓文正，绰号「大飞」，坐在最后排的位置，启潜老师决定将他由后面调到前面，由比较安静的同学来包围他，我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围棋。这一着棋却让邓兄学业进步，以后成为饱学之士。

国文由高晓夫先生教，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有一题作文题叫「猪的哲学」，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好的书和不好的书都要看，可以做比较，所以我到理发店理发时，也看那些下流黄色的报纸。那一年上学期我的中文和历史，数学都基本上拿了满分。数学由黄逸樵先生教，他很喜欢我的同学徐少达和我，徐少达从中四到中六光班都坐在我的旁边，互相切磋，中学这三年间得到良师益友的熏陶，大有长进。

在这一年我开始教补习生，当时要找补习生不易，做了广告，但要用电话，当时同学曾英材家里有电话，本来我们讲好一同去教补习生，最后他父亲不准他去，结果由我独自一人去做补习老师。有一次找到了一个补习生叫阮伟亭的，住在九龙塘，曾英材本来跟我说是一个月100元学费，结果学生交学费时，却是25元一个月，大概是误会罢。我在中学四年班替三年班的学生补习，倒还得心应手，他在拔萃男校读书，他母亲很喜欢我的教学方法，还开车送我回家。第二次的补习学生是一个小学六年班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他们的父亲重病，我也不负所望，将他们教好。跟着到培正中学对面山上一家人教他们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做谭玉洁，大概跟我同年罢。她的妹妹在读小学六年班，数学不行。她妈妈很担心，也找我教导她的妹妹。我认为鸡兔同笼应该用线性方程来解，就开始教线性方程，她母亲大吃一惊，认为我在胡闹，她女儿小六的课程都还没有搞好，我居然去教她初一的数学，我要求她给我一个月的工夫。结果，她女儿学懂了如何计算线性方程，一下子这些问题都变得容易了。结果她每次考试都拿一百分，她母亲很高兴，认为我什么都懂，要我也教英文，那当然不是理想的事。

补习的生涯要到我大学二年班才放弃。那段时间让我跟中小学生直接接触，乐趣无穷。有些学生家境不见得很好，有些则很富有，但都还尊重我。在中学六年班时我教李伯荣先生的外甥，住在他们港岛罗便臣道的家。靠山面海，是香港世家，有佣人招待。由徙置区搬到香港有钱人家住，经验实在难得，也常听伯荣先生述说香港有钱人家的趣史。他的妹妹还未结婚，常有精采的言论，以后她嫁给一个哥伦比亚的历史学教授。

由于我在高中时数学很好，老师要求做的习题都懂得做，我的同学如苏志刚，黄维荣等人常来找我借我的习题答案，有些体格比较强壮的同学想欺负我时，我可以用不借习题做为扺抗的办法。有一段时间，我到培正饭堂吃中午饭，十二点一下课，就跑步到饭堂，迟了就吃不到好的饭菜。十个同学一围枱。谈天说地，很有意思。也踢球，打乒乓，但我的运动比不上他们，大部份时间是旁观者。

最后的中学时光

中四和中五读物理和化学，以张启滇老师教化学最为杰出。我虽然想学物理，但从老师处所得收获不大，我的同学徐少达读得很好，大概是他的兄长教导罢。

黄逸樵先生上课时口沬横飞，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记得他讲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时，讲述意大利数学家为了争取这些数学成果时的种种故事，即使天气炎热，我们也不至于打瞌睡了。在中学四年级时，他教射影几何和立体几何，中学五年级则教微积分，比其他的中学先进得多，所以在五年级下学期考中学会考时，我们都觉得很轻松。

英文老师李晋庭老师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不断的强调分数并不重要，只要过得去的话，他都会通融。刚巧我当时的分数是59分，李老师还是给了一个红分，因此做不了优异生，但我不觉得遗憾。老师们都很和气，也很鼓励我们上进，我还记得早会时常唱的一首「青年上进歌」的几句：我要真诚，莫负人家信任深。校歌中「培后进兮其志素，永为真理之干城。」都是我一生的理想。老师们鼓励我们要有志气，正如我父亲从前教我鲁国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父亲去世后，我想人生在世，终需要做一些不朽的事罢。六三年时杨振宁教授到香港演讲，对我们有莫大的鼓舞。我虽然没有雄心去争取诺贝尔奖，但却想做一些贡献，能够对人类有益，而能够传世的工作。

我们班上的同学一面竞争，一面互相帮忙，当时老师在课余会替学生补习，直到中学五年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我还是很乐意跟我的同学们切磋。帮忙同学做习题对我大有裨益，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们互相帮忙。

刘茂华老师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在中五时教我们中文。他很同情我们家的情形，他从我们的班主任吴荣招老师处知道我各个学科的分数。发觉有两门学科有问题，一门是体育，刘老师认为我身材不错，我的体育考分不高是毫无理由的，他的结论是我上课时不用心，得罪了老师，将我臭骂了一顿。第二门学科就是英文，吴荣招老师教英文。经过刘老师向他解释我的家境后，吴老师就替我们几个同班同学补习，有徐少达，苏志刚与我和吴老师的女儿吴日晶，每个礼拜上一次课，吴老师没有收我的补习费。

直到如今，我衷心感激教导我的老师们。这几位老师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在他们没有去世前，我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去拜候他们，等到要拜候时，他们已经不在了，真是遗憾终生。当培正中学极盛的时代，确实是人才济济，今日说往事，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感觉。

1964年秋， 我们从白田村迁家到火炭的拔子窝。那个刚盖好的小屋居住的面积很小。我一个人住在阁楼上，要用梯子爬上，地方刚够躺下。夏天时常有蜈蚣光顾，水是从附近的小溪引来的山水，灯则用煤油点的灯。厨房是农村式的，大锅放在灶上用柴草烧饭。家事大部份由母亲和大妹承担。母亲每天要到市区买菜，拿着很重的食物和家庭用具，长途跋涉，真是不易。由于我和哥哥都要准备会考，母亲很紧张我们的学业，赶着回家给我们点灯烧饭。

（摄于火炭村拔子窝的新家，父亲和二姊已过世，大姊在英国。1965 年）

从这里走路到火车站是更远了，母亲早上六点多就要叫我们起床。如今想来，我一生对父母亏欠真是不少。这个地方背山而面对一片沃野和农田。旁边有很多松树，清风徐来，松涛声和虫声，伴着读书声，真是心旷神怡，我们在园子里种了很多果树。又养了三条狗，一群鸡、鹅，养鹅的原因是因为常有蛇出没在家中，养鹅可以赶蛇，有多次我要用竹竿来将这些爬到园子来的青竹蛇打死。我们跟邻居和农夫们关系都很好，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的狗常跑到农田上践踏农作物，结果给农夫们毒死了，弟妹们很伤心。我在补习完后回家往往是明月当空，一路走一路念苏东坡的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只不过在对付农村的狗追逐时，却得提心吊胆。同时每天返家要经过一条没有桥的山溪。大雨后，溪水大涨就过不去了。当时家里主要的娱乐除了看小说就是听收音机。

对我来说，读书不成，便无退路。每当看到母亲眼中的期望，她辛苦的为我们工作，岂能无动于衷，母亲从不罚我，父亲却会用藤条罚我，但是他罚我的时候，却于心不忍。有一次哥哥和我争着用洗手间，父亲认为我理亏，用两手推我，让我走开。看着他的额头上都是皱纹，两手无力，很是衰弱的样子，使我差不多哭了出來。父親死後，我遇到挫折時，喜歡念梁启超翻译拜伦（ George Byron）的诗：「在那波斯的古墓前，我凭栏远眺，……难道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除读书外，我也喜欢看悲剧的小说，看《红楼梦》看了好多遍。父亲在时，很多情节没有欣赏，到这时始有感触，也背诵里面的诗词。父亲曾经带我们去看过一部电影「越剧红楼梦」，看王文娟演的林黛玉。在父亲刚去世后，回想这部电影特别有感触，会想起剧中紫绢唱的曲：「问姑娘眼中能有几多眼泪，怎禁得春流到夏，秋流到冬。」读司马迁自传，我会感怀他的身世，但是他后半生为完成史记的精神却使我钦佩，读他写的〈报任安书〉，如血泪书成，使我不能自已。读〈李陵答苏武书〉，屈原的〈离骚〉、〈哀郢〉等文章。荡气回肠，使我毕生难忘，这些文章成为我以后消闲吟咏的重要着作。

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两天后回到学校。我事先不知道要考试，林侠魂老师坚持我跟同学一齐默写欧阳修的祭文。我因为喜欢这篇祭文，很早时就在家里念过这篇文章，所以默写时只错了三个字，林老师也有点惊讶。我述说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指出我当时对念古文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背诵它们并不觉得困难。除了中国的文学外，我也看一些外国的翻译作品，花了不少时间读歌德的浮士德。也看父亲写的西洋哲学史，慢慢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学思想。

准备进入大学

我们中学会考是由中学五年班和中学六年班学生一同考，所以我和哥哥一同参加这个考试。我得了个两优五良，还算差强人意。在考完会考那个暑假，除了做一些补习外，也无所事事，就响应老师的号召，到徐少达兄家做了一个数学模型，他父母兄长们对我都很好，过得很愉快。但是我们这个模型在参加比赛时却是以失败告终。

母亲认识一个法国回来的华侨，她教法文，自告奋勇要教我，于是我找了徐少达、曾英材、黄维荣、苏志刚和他的妹妹，一同去学法文，语文实非我之所长，学得最差的还是我，倒是我们这些男生们在漂亮的女生前有不同的表现甚为有趣。

中学六年级时，因为是新学制，老师们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教什么内容，而同学们很多想留学美国，所以没有静下来读书。我自己也试图申请奖学金到国外留学，但最后因为连申请学校的费用都出不起作罢。所以去考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我们没有资格考香港大学，因为他们规定只收英文书院的学生。我和我的同学苏志刚去申请考英国的GCE的考试，这个考试本来也不准我们去考。但是我出动了浑身解数，终于说服了把关的职员让我们报名。当时理科需要考实验，但是培正中学并没有好的实验室，也不教这个考试范围内的实验。我独自跑到我从前邻居江夏台的地下室做化学实验，所幸没有出事。但考试时将仪器打破了，结果自然是不合格。我考台湾大学却考得很高分，他们录取了我还给了很丰厚的奖学金，但我决定留在香港，可以照料家庭。

这一年我们考中文大学的入学考试，很多同学已经得到海外大学的录取，所以考试前并不挺用心功课，倒是花了不少时间编写同学录和话剧。茂华老师开始鼓励我们写文言文，我这年的作文大部分用文言文写，用了很多科学名词在文言文里，刘老师竟然大为赞赏，但是在考中文大学中文时，培正同学的成绩不如理想。我则仅以身免，大学给我的助学金因此比不上其他数学系的同学。毕业那天，茂华老师到处找我们同学来教他的女儿数学，结果只有我愿意去，他女儿长得很美，却不用功，想做电影明星。我很惭愧，因为没有教好她的数学。但是回想当时的情形，茂华老师的兴趣可能不止于教女儿数学。

我们中六光班只有两名女性，坐在最前排。我和英汝兴兄坐在两位女士后面，既然大家无所事事，年龄也差不多，那时候很多男同学约会坐在我前面的黄希真，劳烦我传递信件。她学貌兼优，得了个品学兼优第一奖，吸引力很大，但是我的「春心」未动，在中学时从未约会女孩。

中学以前的教育和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多采多姿，在时间的浸化里，我学到了影响我一辈子的知识，繁花如梦，何曾梦觉，对我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我的父亲。我父母亲从未要求我为富贵而读书，这一点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为感激。

我父亲对曾祖母、对祖父、对叔伯、对侄儿、对母亲和对我们的爱护，发自内心深处。他对贫苦百姓、对国家的爱，是他终生不渝的他终生不断的思考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思潮的异同，希望建立一个文化基础，来完成一个和谐中庸的社会。他的早逝，使他不能完成他的志愿，只留下了一本《西洋哲学史》。但是他留下的热情，留下的爱，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也让我终生感激。父亲的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也因此使我成熟。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对我来说，甚有感受。今年是他的百岁冥辰，希望他死而有知，会为儿孙们的成就而骄傲。

父亲去世时有一幅挽联说：「亡尚有风规留梓里，哲人其逝，空余热泪洒桐棺。」我想父亲的热泪未有空流，遗爱尚在人间。谨作〈忆江南〉一首：「百年梦，苍海月明中，还想旧时慈母泪，师友如磐父爱浓，世代守儒风。」

我父亲和我的大儿子明诚都喜欢读《三国演义》开章的第一首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只可惜沙田青山已改，沧海亦成为跑马场，培正的同学大多白发满头，无复当年意气，但是杨振宁教授喜欢的陆游诗句：「形骸已随流年老，诗句犹争造化功。」却仍然鼓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