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 | 学术生活中的科层制气质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Mills，1916.8.28-1962.3.20），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广涉社会与政治理论，兼修史学和人类学，25岁获博士学位。50年代初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举成名，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他在知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阶层研究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主要译著和著作有：《韦伯社会学文选》（与格斯合译，1946年）《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1953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

导言

这些学生中的部分人，常常把智力本身从个性中割离出来，把它看作一种他们希望能借以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的技术小玩意儿。他们属于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而不完善的教育陋规，扰乱其头脑的种种需要使他们无法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你只能指望当足够数目的这些年轻人爬到其职业生涯中的助理教授位置后，通过学术的代际变异，他们将开始觉醒到他们将不再依赖那些根本没穿衣服的皇帝们了。

在本世纪过去的二十五年中，社会科学的政治含义及其行政运用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原有的围绕“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实用性仍在发展，但它比起关注管理与操纵的新型保守主义的实用性，则相形见绌。这种新的非自由主义的实用性有多种形式，但它作为总体性的趋势，影响了整个人文学科。我也将用一个有关合理化的显要例子来引入我对这种时代精神的讨论：“准备成为社会学家的学生需要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告诫。”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已经写了下面这段话。

他也许会担心世界的局势。爆发新战争的危险，社会系统间的冲突以及他所观察到的国内发生的急遽社会变迁很可能使他感到研究社会事务极为迫切。而危险在于，他会希望只学几年社会学就可以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不幸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当然会更好地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时，他也会找出成功的社会行动的指引。但是社会学尚未发展到能提供一个“社会工程的安全基础”的阶段，……从伽里略到工业革命爆发，自然科学用了250年时间才对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影响。而经验社会研究只有三四十年历史。如果指望从中能得到对世界重大问题的迅速解答，要求它能迅速产生实际效果，那只会破坏它的自然发展。

最近几年人们所说的“新社会科学”，所指的不仅是抽象经验主义，还包括新的非自由主义实用性。这一说法既针对方法，也针对其应用，并且这种指称很正确；因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我的看法是，由于它们结为一体，它们将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

目前所实践的这种抽象经验主义，其存在和所产生的影响，都体现了一种“科层制”的发展。（1）它试图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合理化，使得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过程本身变得“科层制”了。（2）如此的学术操作使对人的研究通常是集体性的和系统性的。研究团体、中介机构和办事处和谐融汇着一定的抽象经验主义，若无其他目的，那仅仅是为了效率，也发展起和公司财务部门一样合理化了的例行规范。（3）这两种发展，又与这一学派的研究小组成员选择与培养的新的心智品质有着重要关联，这些心智品质既包括学术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4）由于这种抽象经验主义在商业部门——尤其是在广告公司的沟通部门，在军事组织，并逐渐在大学中得到实行，“新社会科学”已开始投合于科层组织的服务对象所持有的任何目的。那些推进并实践这种研究的人，轻易地假定其科层组织中的服务对象和指导者们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而他们假定这些观点正确，往往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们。（5）鉴于这些研究对完成其宣布的实践目标很有成效，它们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统治手段的效率、声望，以及一定程度上，它的普及程度。尽管对实现这些直观的目标它是否很有效这一问题颇可商榷，但它们的的确确使科层制的气质渗透入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

一

正是那些深入从事“应用社会科学”和“人类工程”研究的人会急于发展、追求道德上客观的方法，这个现象看上去颇具反讽意味。由于以抽象经验主义风格从事的研究费用很高，所以只有大组织才能轻松地承担。这些大组织包括财团、军队、政权机构，以及它们的附属，尤其是广告商、推销商和公关机构。还有基金会，但掌管基金会的人员往往倾向于根据实用性的新准则行事，也就是说，从科层组织的角度来看是适当的准则。结果，不同时期有其突出的占中心地位的组织来体现这种研究风格：20年代是“广告商与营销商”，30年代是“大财团与集团化的民意调查机构”，40年代是“学院及研究办事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组织形式目前还在不断扩展，但这些组织仍占中心地位。

这种费用颇高的研究方法带有形式主义，该形式主义使它在为付得起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方面尤为有用。新的应用研究的关注点也集中于具体问题之上，从而为实际的，也就是说，金钱和行政上的行动明确不同的选择。有人说社会科学只有在发现“一般原则”后才能提供“可靠的实际行动指导”，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符合实情；行政官员常常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性事实及其关系，而这往往也就是他需要或想要了解的全部东西。由于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者往往不太关注设定自己的根本性问题，所以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与众不同的问题并不十分留意。

从事应用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通常不为“公众”发言，他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这些服务对象有自己特殊的兴趣和困惑。这种从公众到服务对象的转变显然损害了“超然客观性”的思想，而“超然客观性”的思想则有赖于我们对不很明确的、没有具体指向的“压力”的反应，它依托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以他个人的微观方式与别人的兴趣相区别，从而不受他人支配。

对学者的事业来说，所有的“思想流派”都是有意义的。“好的研究工作”是根据它是否与已有的学派相谐和来界定的，因而学术上的成功逐渐依赖于积极接受占统治地位的学派的信条。只要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不同“学派”存在，尤其是在不断膨胀的专家市场中存在，这种要求是不需要强加于任何人头上的。

除了他自己的个人限制，社会科学的个人能手要做出高水准的研究工作，并不存在太多障碍。但这种独立的个人不适于从事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因为只有在一个研究机构充分发展起来，能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称之为流水作业线之后，这种研究工作才能开展。实践抽象经验主义需要一个研究组织，以及用学术语言来说的大笔的资金。由于研究费用上涨，研究小组形成，这一研究风格自身的花费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对劳动分工的总体控制。把大学视为一个专业伙伴的圈子，各人在其中指导自己的学生，实践自己治学方法的思想将会被以下思想取代，即把大学视为一整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每一组织有其详尽具体的劳动分工，因而也包括学术技术专家的分工。若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使这些程式法则化，以使人们能较容易地学会这些程式。

研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培训中心。和其他组织一样，它选择一定的思想类型，并通过它所提供的回报，对特定思维品质的发展予以鼓励。与更多的老派学者和研究者一道，在这些组织中出现了如下两类人，他们在学院舞台上尚属新面孔。

首先，是学术行政官和研究发起人——关于他们，我想我说不出什么大家在学院中还感陌生的东西来。他们在学院中的声誉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学院权力：他们是委员会的成员，置身校董会之列，他们提供工作、旅行和研究许可证，他们是奇怪的新型官僚。他们是思想的经理，基金会中专门的公关人员。对于他们，与其他领域的发起人和经理一样，便条、备忘录等等正在取代书本。他们可以以极为高效的方式建立一项项研究方案或机构，他们掌管了“书本”的生产。他们说自己的工作时间是“天文数字的技术劳动工作时”。而同时，我们不要过分期待从他们的工作中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知识：产生这些知识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对方法和探究模式的方法论进行探讨，然后还必须有“前导性研究”。许多基金会行政官喜欢把钱投向大规模的因而比众多小手艺活式的计划更易于“管理”的计划；投向带有一个大写的“S”的科学（Scientific）的研究计划，而这个“S”往往代表该研究只注重细枝末节而保证了“安全”（safe），因为他们不想使之牵扯政治。因而，大的基金会倾向于以大规模的科层式的研究方式去研究小规模的问题，并挖掘出能胜任此项工作的学术行政官。

其次，还有学术新手们，比起社会科学家这一称谓，还是用研究技术专家来形容他们更好一点。我明白，这是个很大胆的断言，但我其实还是挺谨慎的。要理解一种风格的思想的社会意义，我们必须始终区分清楚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打江山的第一代和守江山的第二代第三代等等。所有获得成功的学派都包含这两种人，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已成为判断一个学派是否“成功”的标准。它也是这一学派的成功得以产生学术影响的重要因素。

普通研究追随者与创新者及创始者的心智品质常常是有区别的，就这一点而言，不同思想流派的差别是很深刻的。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在我们所考察的研究风格中，至少有少数创新者和行政官是非常有教养的。当他们还是年轻人时，这种研究风格尚未盛行，他们吸取了西方社会主流的思想模式；这些人有多年的文化和学术阅历。他们确实是教养很高的人：富有想象力地来了解自身的感受，能进行不断的自我修养。

但是第二代，则是出身于学术背景贫乏的美国中学的年轻人，他们不具备可与第一代相媲美的体验——我想这么说大家会同意的。他们也并非没有完整地学习大学功课；但至少有理由猜测（尽管我也不十分了解）这些研究组织所选拔的学生不是最有天分的。

一旦我把目光投向这些年轻人，我几乎从未在他们中发现有谁真正沉浸于学术痴迷状态。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任何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而正是这种好奇驱使人的心智任意驰骋，并在确有必要之时，重新塑造心智本身以“发现”什么。这些年轻人不怎么“焦虑不安”，而是“沉静有序”，不怎么“耽于想象”，而是颇有“耐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教条，并且对所有历史和理论皆是如此。当然，对于当今美国学院和大学如此多的学生所处的令人遗憾的学术环境，这种现象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而已，但是我却非常相信它在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技术专家中更为明显。

他们将社会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他们过早地进行过细的专门分工，他们对“社会哲学”漠不关心甚或有些蔑视，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意味着“从书本到书本地撰写”或“一味地沉思”。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努力揣度一下他们好奇心的品质，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智具有致命的局限性。许多学者感到尚不了解的社会世界一点儿也不能使这些人困惑。

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量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方法的；它能吸引大批人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给他们提供前程光明的工作。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有明晰的编码式的方法，从而轻松地培训出技术专家，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某些创始者中，经验方法是为想象力服务的，事实上，这种想象力往往令人奇怪地被抑制，但人们又总能感到它的存在。当你与某个创始者交谈时，你始终在与有理智的头脑交流。而当一个年轻人花了三四年时间学了这类东西之后，你会无法同他真正谈论当代社会研究的问题。他的地位和职业生涯，他的进取心和过分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单一视角、单一语汇，这种单一的一套方法之上的。说实话，除此之外，他别无所知。

这些学生中的部分人，常常把智力本身从个性中割离出来，把它看作一种他们希望能借以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的技术小玩意儿。他们属于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而不完善的教育陋规，扰乱其头脑的种种需要使他们无法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你只能指望当足够数目的这些年轻人爬到其职业生涯中的助理教授位置后，通过学术的代际变异，他们将开始觉醒到他们将不再依赖那些根本没穿衣服的皇帝们了。

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它维持的方法论的压制力，它所关注的实用性，它的研究组织所倾向于选择和训练的心智品质，所有这些发展使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政策问题变得更为迫切。这种科层制风格及其在制度上的体现是与当代社会结构的主导趋势和它的独特思想类型相一致的。我以为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解释甚至不能全面地理解科层制的研究风格。事实上，这些相同的社会趋势，不仅仅影响了社会科学，还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学术生活以及理性在当代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看上去，论题包含的东西很简单：如果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它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会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的控制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我的确想强调我说的是“如果”，因为很显然，我一直是在讨论某个趋势，尽管它是主导的趋势，但并非我们所面临的事态的全貌。

二

如果我们想了解在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某个领域中有什么进展，就必须理解这一领域直接所处的社会情境。所以在此我必须对学院派系简单地插上几句。当然，当某个思想变得很重要，很有生命力之后，任何显要人物和派系都不过是短暂的象征符号而已。但是关于“派系”、“人物”和“学派”的整个情况却远远比之复杂；它们对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在这里作更多的了解。我们必须面对它们，若无其他原因的话，也是因为任何一项文化活动都需要某种财政援助以及公众给予批评。赞助金钱和给予批评并非只是基于对其价值的判断，除此而外，通常还存在着对判断本身的客观性以及价值的争论。

学院派系的功能不但是协调竞争，而且规定竞争的条例并分配遵循这些条例的研究成果的报酬。派系最重要的学术特征正是其评价人、批判研究工作时所持的原则。前文已经讨论了科层制社会科学的“技术专家气质”，以及这些技术专家的心智品质，他们对社会科学的声望的影响从而对社会科学的主导潮流的影响，对批评性判断所依的盛行准则的影响，在此我只需再加上一句，完成派系内在任务的手段包括：给年轻人友好的建议；提供工作，推荐其升职；把他的著作送到令人仰慕的评论家手中；欣然接受他提交出版的论文和手稿；分配研究基金，在学术协会和专业杂志的编委会给他安排或游说一个体面的职位。如果这些手段形成了声望的分配格局，而这种分配又反过来成为学者学院生涯中很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将影响学者个人的经济期待和专业声誉。

以往，人们一般期望学者在学院的声望是建立于著作、研究报告和专论的出版基础之上的，总之，建立在思想和学术著作出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学术同行和聪明的“票友”对这些著作的评判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以这样，一个原因是原来的学院世界里没有能力的特权位置，因而一个人是否有能耐是可以被调查出来的。例如，很难知道一位公司总经理所宣称的能力是出于其自己个人的能力还是他借助职位可获得的权力和各种便利设备。但对那些作为匠人工作的学者来说，他们像老派的学者一样进行研究，则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借助其声誉，新的学院政治家像商界经理和军事领袖一样，获得了展示能力的手段，这些手段必须与其个人能力区别开来——但由于其巨大声望的荫庇，却不容易区分清楚。一名永久性的专职秘书，一名奔走于图书馆的服务员，一台电子打字机，听写设备，一台油印机，很可能还有一年三四千美元购买书籍和杂志的小笔拨款——即便这样简单的办公设备和人员都能极大地提高任何一名学者能展示出来的能力。商界的经理会嘲笑这些手段的微不足道；但大学教授们却不会如此，因为很少有教授，即使是那些成果丰富的，能保证拥有这些便利设备。但这些设备的确是一种提高能力、发展事业的手段，它保证了有派系资格的人比独立的学者有更大可能创造出成果。派系的声誉增加了获取这些便利措施的机会，而拥有这些便利措施反过来又增加了创造声望的机会。

那么，我想，这个现象可谓一种处境，能帮助解释人们何以能够在的的确确未作出大量成果的情况下得到相当高的声望。对这种人，最近我的一名对“身后之事”很感兴趣的同事以一种很友善的方式写道：“只要他还活着，他是其领域中最有头脸的人；而他死后没多长时间，便没有人再回忆起他。”如此尖刻的陈述或许表明了处于学院派系的世界中的政治家们常常萦绕于心头的痛苦焦虑。

如果在某个领域，存在几个相互竞争的派系，那么这些竞争者的相对地位会决定派系的策略。规模小的，被认为不重要的派系自然会被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派系希望给驱逐出去。他们的成员遭到怠慢、拒绝或被击败，最后从舞台上消失，没能培养出下一代。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而说某一派系不重要则表明它在这种塑造中影响力不大。但如果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每一个学派都有权势很大、声望很高的领袖人物，那么这两个学派间的关系将变为一个合并问题，变为一个建立起更大的行动联盟的问题。而且，如果一个学派遭到外人或其他派系的有效攻击，那么，首要的防卫策略当然是否认事实上不存在什么派系甚至学派；在这种场合中，政治家们展示了他们的特长。

对派系而言很重要的任务与对一个学派实际研究很重要的任务，二者常常相混淆。在年轻人中，这会影响其事业发展的机遇；而老一辈人拥有派系所提供的基于行政的、推销的、政治的和人际关系技能的额外奖赏。这样，声望的基础变得非常暧昧，在获得额外奖赏的老一辈人中，情况尤为如此；外人会问：此人的崇高声望是源于他实际完成的研究的学术价值呢，还是由于他在派系中占据的位置？

当我们考虑派系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立刻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哪一方的代言人，而是作为整体的“这一领域”的代言人。他们不只是公司的经理人员，还是行业的代言人。谁若渴望扮演为整个领域服务的政治家的角色，通常要能有效地否认该领域两个（假如这么说）占主导地位的派系之间存在真正的学术分歧。事实上，作为双方的共同代言人，他的基本学术任务就是去表明：“它们实际上是针对同一个目标进行研究的啊。”他开始成为一个名誉象征，每一学派都可声称该象征代表自己的独特性，象征它们“实际的”或至少是最终意义上的统一性。他从两个学派中沽名钓誉，他又将此转授与这两个学派。他可是个中间商，交易两个团体的荣誉分配。

例如，假使在某个研究领域存在两个占主流的学派，一个称之为“理论”，一个为“经验研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这两条道上忙着穿梭；他被双方都看作站在自己一方，又介于他们之间。借助其声誉，他似乎在许诺“理论”和“经验研究”不仅是可相容的，而且都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某一综合研究模式的一部分。他是这个许诺的象征。而这一许诺并非依赖于他所完成的任何实际的著作或研究。情况是这样的：对“经验研究”学派中任何一本将要出名的著作，这个政治家以一种祈愿的方式发现了“理论”，而且总是能从中发现。在任何受到正式称赞的“理论”学派的著作中，这名政治家再一次以祈愿的方式发现了“经验研究”。这些“发现”扩展着书评的行列，对人们的声望的分配很重要，而对于为研究工作自身发展来考察这些研究，却没多大意义。我已强调过，他所完成的研究工作（“理论”和“经验研究”被表明为实际上是一个东两）只是一个许诺，一个象征。并且，这个政治家的声望并非依赖于这样的一种研究工作，事实上是几乎根本不依赖于什么研究工作。

我以为，内在于所有这些政治家般的角色之中，有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扮演此角色的人往往具有一流的心智，事实上，平庸之辈根本不可能扮演这种角色，尽管有许多人确实在东施效颦。这个政治家所扮演的角色使其不从事实际的研究。他所积攒的声望与他的实际所做是如此不成比例，他所提出的承诺是如此宏大，以至他往往被阻挠去从事“经验研究”，而当他本人在某个研究或著作中成为一个主要的人物时，他也不愿完成该研究或是出版该书，即使其他人认为这个研究或著作已经被完成了。然后，他抱怨起他承担的各种委员和其他政治家似的负担，可他又同时接受——实际上，他往往是寻求——更多的这样的负担。他的政治家的角色同时成为他不能从事研究的原因和借口。他常常这么说，他被罗网罩住了；但事实上他又必须继续罩住自己，否则，他的政治家角色将被其他人以及他自己看作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派系的世界并不是学院世界的全部。那儿还有独立的学者，他们事实上以多种面目出现，其著作也各有千秋。在学院派系看来，这些独立的学者对其学派是友好的或至少是中立的；或许他们的研究是“博采众长”，或仅仅是不带“社会偏见”的。当他们的研究得到支持或是被认为很具优势，很有用，很有价值时，派系中的成员会设法吸引他们，给他们指引方向，最后吸纳他们。庆祝仅仅是双方互相的庆祝——派系成员操办、举行、参加的庆祝，但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

在独立的学者中，仍有一些人不参加这个游戏，不愿靠宣传声望获利。这些人中有的只是对此不感兴趣，醉心于自己的工作，有的则是对此彻底厌恶。他们是学派研究工作的批评者，若有可能，派系会忽略他们和他们的研究。但仅仅在这个派系的确拥有巨大声望时，这个简单的策略才是安全且合适的。他们可以以真正贵族式的作派这么做，而且，仅是在该学派与几乎整个研究领域保持一致，并牢牢控制了这一领域时才如此。不过，当然了，情况通常并不是如此。该领域至少还有许多中立者和杂家，以及其他派系，并且还有许多互相关联的研究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不在学院里的读者群和公众，他们的兴趣或赞许，至少到目前为止，扰乱了派系对声望、荣誉和学者职业的牢牢控制。

所以，若是无法忽略这些批评家们，就得采取其他策略。对学派成员进行内部管理所采用的所有手段当然也能用于处理那些敌对的外人；我只需简单地讨论其中一种手段：书评——瓜分声誉时所采用的最常见方法。设想一位独立学者著述了一本引起广泛关注的书，再忽略它已经不太合适了。最原始的伎俩是把它送到派系的一名领导人物面前，尤其是持有与著者的观点相竞争甚至敌对，或至少也是持相反观点的人面前。更微妙点的方法是把它分派给一名在该学派中尚不太重要但正平步青云的人物，他自己还没有出版多少著作，因而其观点也未广为人知。这样做有许多好处。对年轻人来说，这既是对他忠诚的回报，也是一个机遇，可以通过对更年长也更有名的人进行批评而赢得声名。比起把这本书送到一名著名学者面前，这样做也暗示了把这本书置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这名年轻人扮演这个角色也很安全；著名人物出于某种恃才傲物之故，会不愿“回应”评论；而由著者本人回应专业评论者所作批评的情况也非惯例，事实上，某些学术性杂志的策略是不鼓励或不允许这么做。不过，即使评论被回应了，也没什么要紧。没有一个不光作过评论还写过书的人不知道，所有学术任务中最容易的一项就是用两三栏的评论“揭穿”一本书，而让著者以与评论者相同的位置去回应评论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所有关注这场争论的读者都比较仔细地读了此书，这事也或有可能发生。但我们又无法这样推断，因此评论者便享有了巨大的优势。

而不管这本书如何有问题，却得到该领域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那么惟一可做的就是将其送到一名派系领导成员手中，最好还是一名政治家手中，他会恰如其分地赞扬这本书，却不怎么关注其内容，而是指出该书如何以其自身方式对整个领域有前途的主导趋势做出了贡献。而任何一个认真的、热忱的派系成员必须避免去做的事就是把它送到另一个独立的学者面前，他首先会准确清晰地阐述该书包含了什么内容，然后以与任何学派、派系和时兴的潮流完全独立的方式批评这本书。

……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个非常普遍性的趋势，可能它必将在科层组织的规章已支配一切的社会中实现。自然，随之而生的还有一套非常道貌岸然、不切实际的理论，它与行政性研究没什么关系。那些专门的研究，一般是统计式的，并最后应用于行政，不影响我们对观念的详尽阐释；而反过来，这些详尽阐释也与专门研究的结果无关，而是与政权有其变动不居的特征——合法化有关。对行政官员来说，世界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要根据严格的规则来处理这些事实。对理论家来说，世界是一个观念的世界，这些观念可被操纵，但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操纵规则。理论以各种各样方式成为权威在意识形态上的证明。通过给有权威的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科层组织目标服务的研究有助于使权威更有力、更有效率。

抽象经验主义已为科层组织所应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正如我已阐明的，宏大理论没有直接的科层制的应用性；它的政治含义是意识形态上的，它的用途也许就到此为止。如果这两种风格的研究工作——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它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威胁，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角色的政治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而西方社会的文明从古典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孕育这个角色。